■本報記者 劉力源
大師
【以師語為座右銘】
蔡尚思的書房裡掛有一張顧廷龍的書法條幅，上面抄錄著蔡尚思作為座右銘的王國維、梁啓超、柳詒徵、顧頡剛四位師友對他的鼓勵支持之語。顧廷龍書後有跋，寫道：「忽忽四十多年，先生年高學進，著述日新，益彌欽挹，叩其修養之道，則曰：得力於往時師友箴語，終身服誦不懈……」
【為治學強身健體】
蔡尚思曾說，鍛鍊貴野蠻，不避高山，不避冷泉。他晚年登高健足都似年輕小夥子，一馬當先，不肯落於人後。遊歷時，看到山水秀麗，興致一來，也不管是否寒冷，便下水遊泳，常引得同行人驚愕。為了在家中泡冷水浴，他買來一隻蓮花缸，每天泡上幾分鐘甚至半小時，堅持了幾十年，直至95歲那年，經家屬勸阻才罷休。
【墨家精神踐行者】
從苦難走出來的蔡尚思推崇墨子，認為墨子的一部學說史就是貧苦之人刻苦奮鬥的學說史。他身體力行，年輕時以墨子「日夜不休」精神苦讀苦思。生活上踐行「節用」，不抽菸、不飲酒，只喝白開水；穿衣更是從不講究，只要達到冬暖夏涼就很滿足；有學生造訪他家，想請他到小飯店吃飯，他堅決推辭，轉而熱一些包子菜湯作為招待。
思想家的行動力
蔡尚思曾自述：「與其誇稱我為『思想史家』『哲學史家』，倒不如誇稱我為『思想家』『哲學家』。」從福建山區的貧寒人家走出來，最終成為思想家、哲學家，蔡尚思的行動力非常值得一提。他年輕時跟著一則報章上的廣告來到北京，拜名家、請教學問，從不畏首畏尾，也不計較學歷；失業之後，並未患得患失，而是直奔圖書館住讀一年，通過少有人為之的苦讀，為自己充了電，也為日後治學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秉持這份專注與魄力，蔡尚思積數十年之工而立一家之言，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領域獨樹一幟，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學術檔案】
蔡尚思（1905—2008），思想家、哲學家。曾號中睿，福建德化人。中學畢業後到北京自由聽講，並向海內諸文史名家問學，學業大進。1929年起，任教於大夏大學、復旦大學、華中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和無錫國專。新中國成立後，一度為滬江大學代校長。1952年調復旦大學任教授，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歷史系主任和副校長。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於中國思想史、學術史和文化史研治尤深。著有《中國思想史研究法》《王船山思想體系》等，有《蔡尚思全集》傳世。
1939年，蔡尚思的第一部代表性學術著作《中國思想研究法》出版。為書作序推薦的是蔡元培、柳詒徵、蔣維喬、顧頡剛，全是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柳詒徵在序尾引了一句蔡尚思最喜愛的句子作為勉勵：「創天下之所無，而反對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這兩句表露了青年學者蔡尚思的志向，後來也成為他治學一生的寫照。
蔡尚思的治學之路很不一樣。他以常人不能及的苦讀實現博通，大規模地在歷代文集中把中國數千年來，尤其是宋以後寶貴的思想材料發掘出來；又在博通之上追求創新，「詳前人所未詳，或發前人所未發」，成一家之言。他重點研究中國思想史，20幾歲起筆，90多歲仍筆耕不輟，跨越了一個世紀的人生裡，為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留下了豐富著述，更留下了他「自得」的獨到見解。
師名家，研思想，做對人民有利的學問
蔡尚思的求學經歷是特別的，跟隨的老師每一位在文化史上都可圈可點。1905年出生於福建德化的蔡尚思，因看到報上一則清華學校研究院的招生信息，便不顧家庭宗親的反對，隻身離鄉求學，而且求學的地點一定要是北京，因為當時北京是時賢最為集中的地方。蔡尚思家境清寒，德化到北京路途又遠，北上之行也無熟人照拂，結果如何更是難以確定，赴京讀書的舉動在當時不到20歲的蔡尚思身上頗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不勤學即自殺，不自殺即勤學，無必死之精神，則無必成之事業」，這些話裡可見他的決心。然而受閩南戰事影響，蔡尚思到京時已經錯過了清華招生期限，經引薦，他見到了王國維，於是拜王國維為師。一開始可能只是千裡赴學的志氣打動了王國維，真正的「敲門磚」則是蔡尚思在福建永春苦讀古文、鑽研韓愈文章練就的筆力——王國維看過蔡尚思寄送的文稿後大為讚揚：「……具有思致筆力，亦能達其所言，甚為欣喜！年少力富，來日正長，固不可自餒，亦不可以此自限。」自此，蔡尚思展開了國學研究的新一頁。其後拜梁啓超為師，也是通過一篇文章。1925年秋，蔡尚思把一部關於先秦諸子的書稿《百家思想》寄給梁啓超請教。梁啓超頗為欣賞：「具見精思，更加覃究，當可成一家之言。」梁啓超的鼓勵，使蔡尚思更加努力研究先秦諸子思想，這也是他決心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正式開始。
蔡尚思是非常果敢的，在20來歲的年紀，就非常清楚自己追求什麼，並不會為權威之語左右。他在北京自由聽學的同時，考上了孔教大學，校長是前清進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留學歸來的陳煥章。陳煥章要求學生對「孔學」先信後學，蔡尚思卻不以為然，認為先信後學是主觀的，是宗教家的語言；先學後信是客觀的，才是科學家的語言，於是毅然離開孔教大學，從那之後，弄清楚孔子思想的真實面貌成為他一生的研究課題。蔡尚思「學問欲日益大」，而後又考入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研究所鼓勵學生自由深入研究乃至「開展爭鳴」，不設年限，非常對蔡尚思的胃口。那段時間，他經常去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看書；訪問各導師，同他們交談學術問題；自由地間斷地去聽一些課和學術報告。研究所師資雄厚，權威碩學集一時之盛，蔡尚思經常向陳垣、朱希祖問史學，向陳大齊問西洋哲學，向梅光羲、李翊灼問佛學及孔學，與蔡元培通信求教……陳垣更是指導他做文章須要言不煩，拒浮詞，這對蔡尚思以後的行文風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跟隨的老師都是史學、哲學界的大咖，在學習過程中蔡尚思尤其體會到只研究哲學而不研究史學，會失之玄虛而欠缺史實，只研究史學而不研究哲學，會失之煩瑣而欠缺理論，而他的志向是學有所得，用之於世，因此他決心將史學與哲學結合起來研究，逐漸摸索出了以文學為基礎，史哲結合為專業，以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為重點的治學道路。
1928年，作為一個經常靠一個小饅頭撐一天的窮學生，蔡尚思迫於生活壓力結束了北京的求學生活，南下謀事，至此，他並未有一個蓋「章」定論的文憑，蔡尚思也不看重這些。他曾坦言，老師王國維只有大學問而沒有什麼大資格大名氣，可見一個學者在實學而不在什麼虛名。
讀書不為學歷，又是為了什麼呢？他的學生李妙根說出了原由：老師的哲學是「平民哲學」，他做學問的標準是是否對人民有利。這也在蔡尚思的文章中得到印證，他曾寫道：「我的思想主要原則始終不變，如主張人民至高無上，一切都要為人民。」這一思想源自他幼年半農半讀，吃過許多苦，幾乎丟了性命的經歷，更源於他的母親——他晚年反思自己「能有今日，首先要歸功於母親」，「母親是我的惟一無二的家庭教師」，也曾說「要了解我，就先要了解我的母親」。深受封建禮教壓迫的母親教育十幾歲的蔡尚思「為老百姓而讀書」「為老百姓打不平而讀書」，蔡尚思一直以這兩句話為母親對他最重要的教導，在他心中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許多儒家經書。他猶記得讀書人都以做「人上人」相勉勵，母親卻教他做「人下人」，認為不願做在百姓之下的人，便不可能想到老百姓的一切事。母親在他心中種下的「惟民思想」，勢所必然地成為他追求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橋梁。1931至1934年，蔡尚思在武昌華中大學任教，與幾位學生秘購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關書籍約100種，互相借閱，也是在那時，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新理論新方法，治學水平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39年出版的《中國思想研究法》，正是蔡尚思以武昌期間學習馬克思主義所作的筆記為基礎寫成的，是在舊時代敢於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一本新著作，也是較早運用辯證法唯物論的著作之一。《中國思想研究法》涉及了海量的史學材料，這裡則要提到蔡尚思的另一個治學特點：苦讀，而且是少有人為之的開礦式的苦讀。
大圖書館是老師的老師，是大學的大學
「我從前只知大學研究所是最高的研究機構，到了30年代，入住南京國學圖書館翻閱歷代文集之後，才覺得進研究所不如進大圖書館，大圖書館是『太上研究院』。」
1934年，因為校長失信，蔡尚思憤而辭職，變成一個「失業青年」。而這段失業經歷卻促成了他平生治學的「黃金時代」——一整年，他在大學問家柳詒徵主持的南京國學圖書館裡住讀，把圖書館當作自己的書房，每天十六七個小時，「竭澤而漁」式地讀盡了館藏曆代文集，「該館所有文集三千種通通過眼，然後稍稍放心」，「企圖把古來的優秀思想集成為一書，打破幾千年來的限於舊傳統舊統治的那一套」。
一年時間，在柳詒徵的特別關照下，蔡尚思完成了漢代到民初除詩賦詞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的閱讀，摘出研究資料達200多萬字，他的「結業證書」就是他手批的南京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集部》5大冊。蔡尚思這一在今天看來也近乎瘋狂的舉動並非心血來潮，他讀了所有關於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倫理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等類著作，覺得書中的人物都是寥寥無幾，於是發憤要從內容包括各方面的歷代文集中去補充搜集，而且他堅持認為「學問必須掌握全面資料，從自己研究的心得中得出初步的論點。除了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必須隨時吸收以外，都是以不盲從為好的」。辭職後的空檔期對蔡尚思來說，是踐行這些想法的絕佳時機。
正如皇家圖書館之於司馬遷、班固，天一閣之於黃宗羲，歐美眾圖書館之於馬克思……蔡尚思堅信學者的博學多才與大圖書館是分不開的：「大圖書館是老師的老師，是大學的大學」「學問從老師中來，而思想則要從非老師來」——非老師就是書、就是大圖書館。一年住讀結束後再回教席，蔡尚思仍利用寒暑假專程赴南京住讀。南京住讀並非開始，也非結束，為搜集中國思想史的材料，「務使最重要的材料，不致多數逃出我目之外」，十餘年時間，從上海到武漢到北京，蔡尚思是各家大圖書館的常客。新舊學者通常的搜集材料法，或是信任目錄學書或是請大學問家框定一個範圍，相比之下，蔡尚思的方法「又苦又笨」，但他卻認為「最可靠可喜」，因為付出心力和挖到的礦也是成正比的，「真如古人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蔡尚思從中覓得的「珍寶」實屬不少，有新的學術發現，也有治學思想的轉變——他反駁了古來學者「漢後除宋明理學、隋唐佛學、魏晉玄學外，幾無思想之可言，尤以清代為最甚」的異口同辭，認為就社會科學及其他思想方面而言，在先秦諸子以後，實以明清為最盛，亦最有價值……他自省過去對一些國學大師、史學專家過於盲目崇拜，經此番搜集，才發覺他們也未必正確：章太炎考據均田井田思想，以為歷史上只有幾個人，他卻查出幾十個；而對於老師陳垣的《史諱舉例》一書，「此時就為它補出好多類例來」。他總結心得：上流研究和專門研究者，與其請人家指導，不如請自己博學廣查來得可靠。而在此基礎上專研小問題，才可以算是「真的專精」，不然會變成淺陋，變成「小足式」地做學問。
苦讀的習慣伴隨蔡尚思一生，哪怕耄耋之年依然不輟，1980年代末，80多歲的蔡尚思為編著《中國禮教思想史》，每天「打卡」復旦圖書館，後來又為編著《周易思想要論》多次擠公交車去上海圖書館等處查閱資料。一度早上7點半到圖書館，一直坐到圖書館關門。
《王船山思想體系》便是蔡尚思晚年苦讀的結果。1981年底蔡尚思不小心摔壞了膝蓋髕骨，醫生囑咐他靜養，這段時間他便用來讀書。王船山的遺書有500多萬字，連梁啓超都「自認未讀王船山全部遺書」。李妙根記得，當時每一兩周就拿幾冊線裝的太平洋書店版《船山遺書》到老師處，再將讀過的幾冊取回。半年專讀加上之前斷斷續續數十年的閱讀，蔡尚思攻下了全套遺書，用三年時間寫就《王船山思想體系》，得出無人能駁倒的王船山哲學思想可取、政治思想多不可取的結論。《王船山思想體系》成書後，譚其驤作序推薦稱：不僅是王船山研究著作中的一個典範，也是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典範……無疑是值得廣大學習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學習的。
「治學之道，首要的在於多讀書」是蔡尚思做學問的體會，也是他傳授給學生的寶貴經驗。李妙根記得，老師對研究生的主要授課方式就是，基於《中國文化史要論》一書的「中國思想史原始資料選要」開書單，讓學生寫讀書筆記。「他叮囑我們讀書要讀得仔細，要讀原始資料，曾舉例說，人們常引用孔子的話『仁者人也』然後大加發揮，然而在《中庸》裡明明還有下句『親親為大』，只看前一句理解起來是片面的。」
惟信真理、堅持爭鳴、提倡創新
「學問是『學』和『問』連在一起的，不學不問怎樣能成為學問家呢？」蔡尚思認為，光好學讀書是不夠的，還要善疑好問。因此他堅持爭鳴，也提倡創新。
蔡尚思研究中國思想史，十分崇尚先秦時代的學術之風，認為先秦諸子最具原創意識，而這種意識正是在各家各派相互辯難、相互爭鳴之中被激活的。自由爭鳴的精神和學術民主作風從北大時期就浸透於蔡尚思的血液之中，他一直相信學術只有展開百家爭鳴，才能向前發展，也曾說過「學術研究和創作沒有自由爭鳴的空氣，便出不了大家，也出不了名著」。當有人以「大師」「大家」來稱頌他時，他自謙不是「大師」而是教師，不是「大家」，而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他敢於爭鳴，也歡迎爭鳴，晚年著作等身、桃李天下，而他沒有視自己為「權威」，在他看來，「對一切都應當只有是非之分，而沒有人我之別」。
蔡尚思一生惟信真理，而不問一切宗派門戶，以「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隨風使舵，不曲學阿世」為治學原則，一切憑自己的學習心得作出判斷和結論，這恰恰展現了他在付出巨大心力治學後建立的學術自信與實現的學術獨立。在他的著作裡，經常會看到他對一些大學問家的觀點提出異議，比如在《王船山思想體系》一書中，反駁了章太炎、梁啓超、熊十力等人對王船山的片面誇大之詞；再比如為清人袁枚「翻案」，認為袁枚是秦漢以後不多見的偉大思想家，「只列入文學史中，稱為詩人、文人，這未免太小看他了」，這與許多前輩學者的觀點也大相逕庭。作為蔡尚思的學生，姜義華在接受採訪時也給出了類似的例子：「蔡先生的《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及續編，是一部論戰性的著作，論戰的對象都是他的同時代名家，政治性、學術性都很強，旗幟鮮明。他所講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重在群體性分析，所研究的對象近百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老師、朋友或經常打交道的人，因此，常常能夠道他人所未道。蔡先生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開拓者。」儘管會質疑、會反駁，事實上，蔡尚思非常尊重老師，常以師友們的鼓勵之語自勉，甚至請顧廷龍手書這些鼓勵之語，裝裱掛牆，以時時提醒自己。只不過，他的學術與感情是分開的，此處可參見他的一句名言「我愛孔子，我尤愛真理」。
蔡尚思一直試圖將爭鳴的學風傳遞下去，甚至為人不解，被貼上「好辯」「偏激」的標籤。但他依舊「自甘做異端，不願效尤、不易守殘」，為的是多聽不同聲音，擇善固執，從善如流，因為「學術上的真理與謬論不是一時分得清的，必須經歷時間與實踐的考驗，不宜匆忙下結論」。所以他主張學術研究沒有禁區，學術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不同意見，反對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等等「春秋」筆法。他曾主動將一篇在學界引起爭議的學生文章發表在自己主編的《復旦學報》上，並鼓勵那個學生「論文引起爭議，是好事，就怕文章寫得不痛不癢，敢於糾正前賢及時賢的論點，很有說服力」。
爭鳴貴在創新。袁枚稱著書立說最忌「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這句話對蔡尚思影響至深。他曾說，做學問，就是應當有創見，一部書至少要有一半是自己的觀點，否則，東抄西摘，弄些空洞無物的大部頭書，何異於騙子。因此儘管辛苦，他樂於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做別人不做的事，也因此才有了一部部著述背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書海揀金，也有了他「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揭人所未揭，言人所未言」的著述原則。
「我不記年齡！只記讀了什麼書，還要做什麼事。」蔡尚思晚年一直以「忘年人」自稱，倒不是忌諱年紀，而是在學術研究的舞臺上，他願做「永不畢業的研究生」，忘卻年紀，多做學問。80歲以後，他仍思考不斷，筆耕不息，《蔡尚思全集》收錄著作20多種，文章300多篇，相當一部分是他81歲退休之後完成的，90高齡還撰寫了《論語導讀》《墨子思想要論》等論著。對此，他自有說法：「學術是學者的生命。活著一天就要做一天學術研究；不搞學術研究，等於行屍走肉，活著又有什麼意思！」蔡尚思深知身體對研究學問的重要性，因此拒絕做文弱書生，而要做業餘體育家，多年泡冷水浴，自編體操鍛鍊身體，為的是「延長其學術生命，因為學術生命是第一生命，肉體生命是第二生命」。
蔡尚思常說「學問永不畢業，思想長葆青春」。他之所以可以永遠「正當年」，正是因為胸膛裡那顆為學術、為人民的赤子之心罷。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