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連接一切」：人臉識別技術的自閉症效應

餘盛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科研究院、法學院副教授

人臉識別不是隱私的唯一敵人，甚至也不是最大的敵人。或者說，當代隱私的最大敵人已不是某項技術，而是數字社會本身對於數據的無限欲望，以及「連接一切」意識形態所帶來的自由幻覺。狹義的人臉識別只是固態機器的認證，而廣義的人臉識別，則涉及整個生存空間的數位化和監控化。易言之，人臉識別技術不過是智能社會理想的邏輯閉環，在這個閉環演化的進程中，隱私的城堡已從領地、房屋、大門被步步擊潰，進攻火線不斷延伸向髮型、服飾與口味，擴散到面部肌肉和輪廓線條，進而窺探包括眼球運動、血液構成、生物基因與大腦神經元脈動在內的一切信息。

在人臉識別之外，今天遍布我們周遭空間的是不計其數、隱匿無形的監視技術，它們吞吐一切可以數據化的信息，全息實時生成各種數字形象。換言之，「智慧城市」本身就是擴大版本的人臉識別技術，它指向無數攝像頭、人工智慧機器、大數據技術、無人駕駛汽車、二維碼掃描、深度神經網絡組合而成的自主運作、永不停息的監控MATRIX。城市即AI，空間即攝像頭。我們不僅被識別人臉，也棲居在人臉識別之中。質言之，人臉識別只是技術以其冷酷性撕開了數字社會溫情脈脈的面紗，用稍顯挑釁的方式提醒人們被時刻追蹤的現實。人們無法再假裝擁有數字社會中來去自由的主導權，當技術不再迂迴和隱秘地收集信息，一種被粗暴冒犯之後的驚訝、失望與憤怒情緒開始瀰漫。

▌隱私的社會功能

近代隱私是印刷術的產物，在私人書房安靜閱讀鍛造的心理主體通過財產的庇護，特別是住宅的不可侵犯擴展了自我保護的範圍。隱私設定了在私人和公共之間存在一條明確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可以是窗簾、幕布，也可以是圍牆與隔斷。從根本上說，隱私構成了主觀權利的心理學基礎，隱私乃是現代個人權利的前提和依據。換言之，隱私是現代社會確立個體人格的核心機制。保護隱私，也就是保護與創造人格，這為現代社會運行提供了寶貴的主體（agent）資源，成為了現代社會自由秩序擴展的基礎，也正是由此，現代社會具有了特殊的彈性和活力。

隱私的意義，在於對無限社會連接的切斷，它反對連接一切，這讓無數個體獲得對社會連接的控制權與主導權，在這種去中心化的連接選擇中，社會通過無數個心理節點的自主選擇，自發形成各種隨機和偶聯的溝通組合。個人的隱私既在於可以自由連接，也在於可以拒絕連接與斷開連接。理論上，完全的隱私甚至可以拒絕一切連接。

隱私使個人和社會之間形成了一條既清晰而又具有彈性的互動緩衝帶。其清晰是說個人與社會通過隱私的確立獲得判然二分的可能性，社會的邊界停留於個人隱私的邊界；其彈性是指私人和公共之間的緩衝帶又具有充分的伸縮性，這可以為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建立動態的平衡。

事實上，隱私就是個人和社會進行耦合的一種媒介裝置。藉助這種裝置，個人可以靈活調整社會接觸的範圍與程度，可以根據隱私空間的邊界設置，獲得外部社會進入自我世界的識別權利，由此來主導個人的自由範圍及其親密關係。

正是由於隱私的存在，外界社會不再可以貿然闖入個人世界，同時也由於隱私的存在，個人獲得了由自己來主宰如何進入世界的自由。某種程度上，隱私讓個人擁有了識別世界的權威，它可以自主設定對外識別的尺度，掌控接近和訪問其私人生活的範圍。只有獲得識別通過的資格，外界社會才可以擁有接觸與訪問主體世界的機會。這主要也是因為，在近代社會，個人隱私基本可以被壟斷在私人世界的領域，隱私即私域的隱私，隱私立基於隱私的可隱性。正如哈姆雷特所說，「我即使被關在果殼中，仍自以為是無限空間之王」。此隱私可謂隱私1.0。

而在二戰之後，伴隨著計算機和電子資料庫技術的興起，隱私不再能夠被主體完全佔有，大量隱私變成機器可讀數據，被存儲到政府和企業的硬碟之中。隱私保護無法再簡單依靠空間上的封閉與隔離，相反，主體必須參與和控制信息的流動過程。隱私無法再簡單通過私人空間的劃界來形成連帶保護，相反，主體必須強化對散落在私人空間之外的信息控制，來把握自己的隱私命運。

在這個發展階段，隱私不再局限於私域的隱私，大量隱私信息已脫離個人空間，進入到公共部門的存儲機器。個人也已經無法基於隱私，壟斷外界社會進入私人世界的識別權，識別已不只是個人對世界的識別，而逐漸演化為社會機器對個人的識別。在這種背景之下，隱私理論從古典時期的空間範式向資訊時代的控制範式轉變。伴隨可隱性的逐步瓦解，私域隱私（privacy as private）開始過渡為公域隱私（privacy as public）。此隱私可謂隱私2.0。

▌人際互動與隱私識別

傳統隱私首先解決了人際互動的間距問題，依靠熟人和陌生人的區分，隱私可以採取不同的互動策略。在熟人之間不需要特殊的識別，雙方互動已然形成穩定的默契，隱私的邊界是相對清晰的。而對於陌生人則依賴隱私提供的緩衝地帶，由此雙方形成試探性的相互識別以及對識別限度的共識。通過相互的接觸與博弈，在雙方隱私之間製造的間距創造出了互動的微妙空間，由此產生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筆下奇妙無比的面具表演。

事實上，由隱私所塑造的心理世界和人際世界的深度，正是現代主體與自由文化潛滋暗長的終極淵源。隱私所鍛造的人格黑箱，使得主體之間可以在小心翼翼的周旋進退和左右騰挪之間產生各種溝通的可能性，避免了因袒露無餘所陷入的毫無波動與偶然驚訝的死寂狀態。

▲ 戈夫曼認為，人類日常的交往、生活與互動，均如同戲劇之表演，每個人或是獨立的個體表演者，或是某一「劇班」的一員，在特定的場景下按照自己的需求或者一般通行的規範進行表演。© 電影《摩登時代》劇照

熟人社會厭惡識別，基督之愛即是對上帝正義識別的衡平。去識別化的愛拉近了社會距離，產生了親密共同體，家庭和社區成為人類社會穩定價值觀的繁衍基地。這樣的社會強調互惠倫理、自我犧牲與無私奉獻，而不是斤斤計較的識別和步步為營的算計。即使陌生人社會，為了克服一次性博弈形成長期合作的可能，也往往藉助信任避免識別機制的反覆啟動。

人類學早已觀察到從原始部落文明開始，社會就形成了放棄隨時警惕與識別的機制，通過把交易物品留在原地，或類似羅馬法要式買賣所建立的特殊程式，特別是一般化溝通媒介貨幣的產生，推動社會產生各種規避無限制識別的信任機制。

事實上，隱私也助長了事與願違的可能性，每一方都不能被對方徹底識別，而由此形成的混沌與晦暗，則為社會溝通的不間斷進行提供了內在動力，從而也成為各種不確定的行動可能性的源泉。在這種背景下，隱私所承擔的對外界社會識別的功能，其目的是維護私人領域的完整性和安寧性。隱私可以過濾外界的雜音，自主選擇自己所需要的環境信息作為自我人格持續塑造的資源。它對外界的識別主要起到了防禦的功能，以維持主體邊界的穩定性。

而在近代主體的防禦性識別之外，同時期也密集出現另一種形式的社會識別，即各種新興的組織/機構的對外識別。組織之所以需要識別而且可以進行識別，是因為組織本身的邏輯即建立在對成員和非成員的區分之上，識別是為了識別成員的身份，從而賦予其相應的作為組織成員的特權。與個人建立的家庭與財產邊界一樣，組織的領地同樣依據私有財產的標記，通過組織機構的圍牆、鐵門、保安和登記簿，形成甄別成員與排斥非成員的區隔。

但在這種情況下，雖然非成員被特定的組織排除在外，但他仍然擁有作為潛在的無數其他組織成員的資格，他不可能被作為整體的社會排斥。在這個意義上，組織的識別同樣也是防禦性的，組織同樣需要依靠對外識別來保護機構隱私的完整性。這種機構隱私承擔的社會功能和個人隱私極為相似，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社會自由秩序擴展的基礎。

隱私的神秘面紗，讓人可以免於被社會透視鏡作為異己力量持續識別甚至形成排異。隱私假定了社會的視而不見。個人的藏匿並不構成社會的威脅，對於晦暗的容忍不足以破壞秩序。所以，在現代社會演化中，除了組織之外，全社會沒有對個體進行深度識別的必要，隱私本身也確保了抵禦此種識別的能力。而組織的識別和排除，總是預留了主體被其他組織包容的機會，這從反向也進一步促成了現代組織繁育的多樣性。

而且，對於全社會而言，事實上也缺乏識別全面鋪展的可能性。用經濟學語言來說，就是識別成本的先在約束。某種程度上，組織本身就是為了降低個人互動的識別成本，將成本內化為根據成員資格進行甑別的形式。組織具有識別的動機和資源，同時，組織又將識別轉變為一次性識別，在組織內部不再需要持續的識別。而在組織之外，無論個人與全社會都缺乏深度識別的技術，普遍識別的成本高企到無法識別的程度，而根據深度識別的技術難度，就相應固化結晶為隱私保護階梯體系的基本架構。

▌人臉識別技術的政治化效應

如果套用網絡分層理論，隱私保護階梯體系可以視為層層疊加的金字塔結構。在金字塔頂端，是作為溝通層的信息隱私（information privacy）；第二層是作為社會層的親密隱私（intimacy privacy）；第三層是精神層的智識隱私（intelligent privacy）；第四層是物理層的空間隱私（territorial privacy）；而最底層則是生理層的身體隱私（bodily privacy）。

伴隨新信息技術發展，近代以來逐漸豐滿的隱私保護殼又戲劇性地遭遇逆向瓦解過程：信息隱私、親密隱私、智識隱私、空間隱私被逐一腐蝕。隱私金字塔風化之後，就開始裸露出最底層的身體隱私：被機器識別的人臉。當社會從平面和縱深兩個維度形成對隱私的全方位夾擊，即識別在空間上的全面覆蓋以及時間上的無所不能，人們開始表現出一種本能的恐慌。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記載，雅典執政官克裡斯提尼最早創設了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對於雅典人來說，「放逐」即相當於公民人格的死亡，因為他被涵括一切組織在內的組織母體即城邦流放出去，從而也就喪失了進入一切組織的機會，這讓他成為一個沒有共同體也沒有任何組織庇護的遊蕩者。值得慶幸的是，在城邦社會之後，這種被社會全體識別進而驅逐的可能性消失了。即使監獄也只是特定空間的隔離和懲罰，而且監獄本身也是組織。但是，當代的人臉識別技術則潛藏著與陶片放逐法同樣的威脅。

▲ 雅典為防止獨裁者出現，會在每年的市民大會上進行投票。具體形式就是在陶片上寫上某個人的名字，假如一個人的名字被超過6000人寫在陶片上，他就會被放逐。圖為寫有名字的陶片。

傳統的國家和社會監控主要基於書寫檔案技術，進入計算機時代之後，各種身份信息的採集與存儲也基本採取歷史記錄的方式，對於歷史隱私的記錄無法觸發同步識別的動能，無法實時追蹤，更不論面向未來進行預測性的推斷。《1984》中無所不在的老大哥識別技術，主要停留於文學層面的想像。而當人臉識別技術推動去中心化的無所不在的識別，在全社會層面進行識別的成本就被急劇縮減。人臉識別不只強化了組織本身的認證技術，同時，它將識別的觸角延伸到人際互動和社會系統之中。

識別不再局限於組織，在人際互動特別是全社會層面，由於人臉識別技術的推廣，就提供了社會全體識別化的可能。識別廉價化的結果，就是識別的普遍化、連接化和網絡化。空間與時間本身轉變成為一臺沒有邊際的人臉識別機器。

而與組織識別不同，全社會層面的人臉識別會產生政治化的排斥效果。人臉識別獲得了對社會進入權的審查權，人臉識別主宰了個人進入全社會的權利。進言之，識別技術的普遍化也將導致私人和公共分界線的消失，主體的邊界開始消融於社會識別機器之中。當隱私被完全吞噬，個人也將消逝於無形。未來的智慧城市，可能會是一個沒有個人的城市。

▌人臉識別社會的自閉症效應

連接一切的結果必然是識別一切。這使其陷入了一個深刻的悖論。因為識別一切的社會，本身也將成為自我識別的對象。不僅被識別者被識別，識別者本身也被識別，識別機器被嵌入到一個相互嵌套的識別網絡之中，這種嵌套識別形成了一種封閉運轉的循環閉合生態。

社會本身成為自我識別的對象，這將形成一種鏡像重疊效應，當社會進入自我鏡像化的內向運轉，這樣一個沒有打破陳規可能性的社會，這個遠離了事與願違的社會，就可能陷入一種無法跳脫的套套邏輯和循環怪圈。

隱私不只在於保護隱私本身，保護隱私，也是在現代社會的無數個自我和他我之間，形成相互不被彼此洞察的可能性。這種不可洞察的事實增強了自我心理的深度，從而在自我與他我之間形成雙重強化的不確定性。正是在不確定的自我之上，通過疊加的鏡像他我的不確定性，在全社會形成了由無數個凹凸不同的複合主體鏡像相互輝映的複雜性與豐富性。這同時大大提高了自我和社會的同一性反思與邊界重塑的潛力。而社會過度識別的結果，不僅將是個人隱私的死亡，它同時也意味著社會自我反思能力的退化。

隱私死亡的後果是個人心理系統的退化，心理系統的蛻化則直接影響社會系統的活化。社會的過度識別化，會帶來社會的過度整合，社會因此缺乏必要的分化，社會與其大數據鏡像之間形成沒有意義的病態觀照。由於偶然和意外的排除，社會喪失了異己觀察的視角與能力，因此就很容易陷入一種自我指涉同義反覆的遞歸循環之中。個體觀察者視角的萎縮，自我和他我隨機溝通不確定性的消失，都意味著社會行動自由空間的坍塌。社會只是在內向增殖的大數據浮面上封閉運轉，社會逐漸變成了孤獨而自戀的那耳喀索斯（Narcissus）。

腦科學研究已經揭示，自閉症與大腦鏡像神經系統的受損有關。其典型症狀包括社交互動障礙、語言溝通障礙、固著化的行為、對聲音或觸覺的過度敏感。鏡像神經元之於心理學，猶如DNA之於生物學。換言之，鏡像神經元的健康是模仿和理解他人，形成移情能力與學習能力的前提，鏡像機制乃是社會溝通的解剖學基礎。

而社會的普遍識別和過度識別，由於壓抑了內部變異的機會，它也會不斷損害社會大腦的鏡像神經系統。社會單向度的自我指涉、自我監控、自我計算，也可能會陷入一種自言自語的精神病學症狀。隨著鏡像神經系統的崩壞，社會就可能在自我囈語和自我打量中最終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