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對話的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由於人類生活在本質上是對話性的,生活的海洋又是無限的,「只要人活著,他生活的意義就在於他還沒有完成,還沒說出自己最終的見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地反對出自別人和對他們個人所作的某種定論。他們都意識到自己內在的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深信自己有能力從內部發生變化。這樣在人物性格創造上,就徹底打破了傳統的類型化模式,多側面、立體地表現出性格發展的時空一體性。巴赫金指出:「世上還沒有過任何終結了的東西;世界的最後結論和關於世界的最後結論,還沒有說出來;世界是敞開著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頭,而且永遠只在前頭。」 (巴赫金:《文本·對話與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對話的這種未完成性、未論定性和自由的開放性,一反獨白型小說的封閉的、獨語的單一模式,促使作家刻意追求創新,處處避免雷同化。這一點用以論述語文教學的對話未完成性與未論定性,簡直天衣無縫。
第三,眾聲合唱的復調性。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表現在作品的語言世界中則是復調性或多聲部。這是對話的主體性、獨立性、自由性與未完成性在語言表達上的生動顯示。在對話型的作品中,「相信有可能把不同的聲音結合在一起,但不是匯成一個聲音,而是匯成一種眾聲合唱;每個聲音的個性,每個人真正的個性,在這裡都能得到完全的保留」。復調是由各自獨立、具有自身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眾多主人公及其聲音都有相對的自由和獨立性。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作家來講,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麼,而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麼,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麼。因為是眾聲合唱,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聲音,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完全是平等的。這種情況與獨白型作品形成鮮明的對照。「獨白原則最大限度地否認在自身之外還存在著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且有回應的意識,還存在著另一個平等的我(或你)。在獨白方法中(極端的或純粹的獨白),他人只能完全地作為意識的客體,而不是另一個意識」。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採取把不同聲音結合起來的原則,從對話的角度,將各種語體、聲調、方言、行話等語言材料,並行或對立地組織在一部作品之中。這樣一來,在陀氏創造的復調小說的藝術世界裡,「一般沒有任何物的存在,沒有對象、客體,只有主體。因此沒有單純判斷的語言,沒有隻講客體的語言,沒有背靠背的單純指物的語言;只有交際中的語言,與他人語言接觸對話的語言,談論別人話語的語言,發向他人話語的語言」。復調本是音樂學上的一個術語,巴赫金以音樂上的復調比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特點。「復調的實質恰恰在於:不同聲音在這裡仍保持各自的獨立,作為獨立的聲音結合在一個統一體中,這已是比單聲結構高出一層的統一體。如果非說個人意志不可,那麼復調結構中恰恰是幾個人的意志結合起來,從原則上便超出了某一個人意志範圍。可以這麼說,復調結構的藝術意志,在於把眾多意志結合起來,在於形成事件」 (巴赫金:《文本·對話與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這裡似乎應該給語文教學對話論者以更多的啟迪和無懈可擊的重創。因為,在師生之間,不管怎麼說,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客體,就是文本。雖然有人將文本也歸為主體進行探討,但是,師生進行對話的基點是文本這一事實是不可忽視的。而如果從上述中所談到的「特殊類型的涵義關係」、「作品主人公的獨立性和內在自由性」、「同自己的創造者並肩而立,能夠不同意創造者的意見,甚至能夠反抗他的意見」、「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同時又充分尊重藝術本身的規律」、「對話的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眾多主人公及其聲音都有相對的自由和獨立性」等角度看,語文教學只強調對話教學顯然是片面且同時是不能成立的。
三
如果再深入地看這個問題,我們發現,對話是與獨語相對而言的。但對話與獨語也並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文學領域來說,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巴赫金「對語」的啟示》的作者,更多地強調了對話對獨語的入侵意義。但應該看到,巴赫金指出,復調小說的出現,並非就要摒棄獨白小說。「任何時候,一種剛出世的新體裁也不會取消和替代原來已有的體裁。任何新體裁只能補充舊體裁,只能擴大原有的體裁的範圍。因為每一種體裁都有自己主要的生存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它是無可替代的。所以,復調小說的出現,並不能取消也絲毫不會限制獨白小說(包括自傳體小說、歷史小說、風習小說及史傳小說等等)進一步卓有成效的發展。因為,人和自然的一些生存領域,恰恰需要一種面向客體的和完成論定的藝術認識形式,也就是獨白形式,而這些生存領域是會存在下去並不斷擴大的。」 (巴赫金:《文本·對話與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事實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對話型的復調小說的時代,就同時存在著並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列夫·託爾斯泰的獨白型小說。從發生學角度來講,對話形式的出現又是先於獨白形式的。對話型的復調小說的出現,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的發明,它是經過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漫長的醞釀過程。
既然如此,語文教學為什麼要排斥獨語的出現呢?
我理解語文教學中的獨語,就是教師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位。在面對一些思想性與藝術性都極強的文本的時候,學生是無法與教師構成對話關係的。這種情形下,傳統的「傳道受業解惑」的模式仍然具有著無可替代的生命力。
從詞源學上講,對話(dialogue)與辯證法(dialectic)是同源的。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一種文體,即問答體或對話體。巴赫金認為,「辯證法是從對話中產生的,然後辯證法又讓位給對話,但這個對話已是高一級的對話,是較高水平的對話。」 (巴赫金:《文本·對話與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我們從柏拉圖的著作和色諾芬寫的《蘇格拉底回憶》中可以看到,對話是當時人們社會生活中語言活動的一種主要表現方式。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各個領域中被廣泛地應用著,並且成為學者們自覺寫作的一種重要文體。柏拉圖成功地將對話運用於學術討論,並且把它歸結為 「蘇格拉底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的特點在於側重揭露矛盾。在互相對話過程中,各方論點的毛病和困難都像剝繭抽絲似地逐層揭露出來,進而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從柏拉圖的對話中可以看出,在古希臘,對話的雙方完全是平等的、自由的,彼此是相互尊重的,對話者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成見或偏見,目的都是為了探求真理,使自己的認識更接近於真理。對話不僅是當時學者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論證方式,而且也是學者之間進行學術研討、思想感情交流和溝通的主要方式。這樣的對話體現了古希臘的學術民主、自由的精神,它有力地促進了古希臘的哲學的發展,學術的進步和文藝的繁榮。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自由的、平等的對話形式,也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並記載於不同學派思想家的著作中。作為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論語》,實際就是用對話的形式寫成的。從《論語》中也可看出,當時在教育和學術領域的對話,是充分自由的。對話者之間也是平等的,老師可以批評學生,學生可以批評老師。《論語》中建立起的那種自由、和諧、平等的對話關係,對於儒學的創立與傳播,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本書中對話的形式之下,卻存在著兩個不爭的事實,一是孔子的高度,二是孔門弟子的修為高度。缺少這兩個條件,這裡的對話是無法成立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諸子百家的典籍中,載有多種形式的對話,生動活潑,不拘一格。它涉及到人生哲理的探求,治國安邦的方略,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的對策,修身養性的經驗等等各個不同的領域和方面。對話人也是三教九流無所不有。對話者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雙方追求的共同目標是事物的真理性。正是通過這樣一種自由對話的方式,使當時的思想文化呈現出一派生機的「百家爭鳴」局面。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對話文化和文學藝術得到發展的時代,一般說都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國現代的「五四」運動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衝破了獨語傳統的思想牢籠,不同的意識競相表現自已,展開廣泛而自由的對話,正是這種時代的沃土,培育出對話文化和文學藝術的新的花朵。
這其實同樣揭示了對話教學的特定情境。也從這一古老的被發現的對話理論中揭示了一個奧秘,即對話的發生並不是在所有的情境中都能存在的。
從對話思維角度看,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對話思維不同於「是—是」、「否—否」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對話的過程是一個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雙向運動過程。池田大作曾有一段話,對對話的思維特點揭示得非常到位:「『對話』是『把靈魂向對方敞開,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視』的行為」 (池田大作:《我的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對話應當是真誠的、坦率的、自由的。這就是說,如果思維品質不存在這樣的「把靈魂向對方敞開,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視」 的情形,對話是無法存在的。從理論上講,語文教學具備了這樣的情形。然而實際情況不可能在所有的語文場合都會使師生雙方將靈魂向對方敞開。
此外,我們更要注意的是,在構成對話的基本的前提條件下,對話人本身不僅要有獨立意識,而且要真正獲得獨立的地位,並要善於獨立思考。
試問,獨立思考的思維品質是不是存在於所有的對話者之間呢?這恐怕是對話教學遭遇的最為尷尬的情形吧?
辯證而科學地看待對話和對話教學,們同樣會發現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對話的目的是為了交流思想探求真理,通過相互學習、相互切磋研究,相互交流溝通,使人們的認識逐步接近真理。對話的任何一方,往往認為自己站在真理一邊,自己的觀點是最好的,是代表真、善、美的。但究竟誰的看法具有真理性,不是靠個人的宣言和聲明,而是要看社會實踐的檢驗。因此,對話的內容又是與不同的社會實踐相聯繫的,完全脫離社會實踐和對社會實踐毫無價值的對話,不屬我們所說的對話,純屬一種語言遊戲。
而這樣的純粹的語言遊戲,常常出現在我們的語文課堂之中。語文課堂裡那種假把式的對話、質疑、淺層次的多邊活動,其實仍然是目前語文教學的大問題。這種情形下,能否發生真正的話,就值得大家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