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9日，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獲得「2017年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獎金高達100萬美元。9月16日晚，施一公在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開講啦》，分享了他的成長曆程與選擇，以及他對卓越人才的期望與思考。我很幸運，被保送去了清華大學，入學的時候懵懵懂懂，但從學校出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把這個世界看得很明白了。在清華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大，那是大三剛入學的時候，我的父親突然離我而去。
在9月21日上午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前，我們班突然進來一位傳達室的大爺，他問，在座的有沒有叫施一公的。我說我就是。他說你家裡出事了，趕快出來。我當時心裡一凜，不知道什麼事。我大姐給我發來電報，7個字：父病危，速歸速歸。我拿著書包，直接奔往火車站跑，十二點跳上了第一班去鄭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淚，但是在火車上，我一直忍不住流淚。晚上9點多到鄭州，我等不及等公共汽車，從火車站跑回家裡，希望能夠見我父親一眼。跑到家，我看到家裡的花圈，看到父親的輓聯。我很崩潰，無法抑制感情。
原來我的父親兩天前，在下班的路上被疲勞的計程車司機撞倒了。那位司機把我父親送到醫院急診室的時候，他還只是昏迷，我們事後看記錄，當時的血壓是130/80，脈搏62，都是正常的。如果正常施救，我父親會看到我今天。
當時急診室裡有一條規定，要先交500塊押金才能施救。1987年500塊錢比現在的50萬還難湊。那位司機開車花了4個半小時，湊足了500塊錢，趕回醫院急救室後，我父親脈搏已經沒有了，血壓沒有了。
我難以想像，為什麼這事會發生在我們家，為什麼要我承受這一切？大學三年級的我價值觀、世界觀崩潰了。多次我會半夜兩三點跑到圓明園，讓自己的體力在狂奔中消耗為盡，大哭一場，凌晨回到宿舍，開始一天正常的生活。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懵懵懂懂地、簡單地繼續學業。我想了很多，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改變社會。當時我想從政，因為我覺得，從政可以最直接地給一個城市、一個鄉村、一個省、一個行業帶來福祉。80年代的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在衝擊我們。我從政的想法，兩年之後，就放棄了。
我提前一年畢業，迫不及待走上社會，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香港經商，合同都籤了，但還沒履行，合同又失效了。沒有就業就失業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華大學生宿舍7號樓的3樓，決定出國留學。
不要輕易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牽引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很迷茫，我曾經想轉行，轉計算機，轉經管。我覺得我一定要好好撫養我的母親，想掙錢，想了很多，但沒有想到，一旦進入實驗室以後，發現在科學研究這個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像。
1995年，我在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學位，儘管覺得自己已經基本上板上釘釘，會去做學問了。我仍然去面試了幾個位置，期望不讓自己留遺憾。我拿到了一個保險公司中國首席代表的位置。當時面試我的一位面試官跟我說，小施，中國保險法剛剛放開，你加盟我們，我們進軍中國市場，轉眼間你就能拿到6位數字的收入，你會是中國市場的開拓者。我聽了，覺得這很好玩，但不夠浪漫。
我去面試的主要目的，是說服自己，做學問、做科學是最浪漫的事情。當你真正憑自己的興趣走一條路，要堅定地走下去，不要輕易被周圍的人和事物打動。對於我而言，從事科學研究是一條正路，我不會為周圍的東西所打動。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學，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輕易地被周圍的價值觀牽引，尤其是不要輕易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所牽引。
我一直在想，我父親對我的期盼。我們這一代學生，一度以為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國家，實際上到了美國之後，我的夢幻破滅了。我在美國被搶過一次，我的車被偷過一次。在美國前兩三年的經歷，讓我開始能夠比較客觀地審視周圍的環境和世界，我的世界觀重新穩定下來，甚至回到了我的父母對我期盼的一種世界觀的這個尺度裡來。
1995年博士畢業，我就想回國。我愛人仁濱問我，你回國能幹啥，中國不缺你這樣的人。我說回國，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我可以去我的中學去當英文老師，去當數學老師；如果中學不要我，說我沒有做老師的資質，我可以去做導遊，我喜歡旅遊，我可以中英文講解；如果還不行，開計程車。北京街頭計程車司機有多酷，侃大山，多豪爽，我也喜歡開車。
但我還有點不甘心，真要回來，我還想讓自己往前走一步。在我看來，用自己的才智為社會創造財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社會前進，是一種浪漫，我又讀了博士後。從1995年，一直到現在，我從事相對比較獨立的科學研究，整整22年。這是最讓我內心得到平靜和滿足的一份職業，我會在自己空閒的時候，給我的爸爸寫幾句話，告訴他我在學術上取得了什麼成就，我的成就將來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應用，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價值。做學術讓我內心重新得到寧靜，得到很多滿足。
為什麼極其優秀的中國學生到國外脫穎而出的非常少？如果你問我，十年前回國有什麼目的？我想影響一批青年人，我想培養最優秀的創新型青年才俊。雖然回國的念頭產生於1995年，但一直到2007年，我才在清華培養第一個博士生。我花了12年做準備。
我常常心裡不平衡。什麼不平衡呢？我這一屆，清華有2251位本科生，畢業後，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國，現在大部分還待在美國，我沒有準確統計數字。我們這麼多極其優秀的中國學生到了國外，能脫穎而出的非常少。
我在普林斯頓當助理教授的時候，去跨國製藥公司參觀，接待我、和我交談的都是白人，而在這個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中國人，他們是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國內一流名校的學生，他們的智力、能力、學識遠遠高於他們的老闆，他們老闆的老闆。可是他們很滿足，這是件非常遺憾的事。
我們的文化裡，有個觀點——知足常樂。知足常樂用在對生活，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上沒錯，但是我們這些其實接受了大學文化教育的、得到一些特殊教育資源的中國人知足常樂，這就有大問題。所以我心裡一直不平衡，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想回清華。
我有時候想，清華強則中國強。我剛回國的時候，曾信誓旦旦，要改變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讓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不再為柴米油鹽發愁。如果做成，這就會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會讓中國變得更加美好。
清華每年3000學生，如果他們沒有在滿足小我的同時能夠把大我、把這個社會放在心上，沒有這種心懷社會的浪漫情懷，這就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有種觀點，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真是不理解，我很小的時候，隱隱約約覺得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師希望我長大成才，能夠做大事。小學的政治老師告訴我，施一公，你長大了，要為駐馬店人爭光。這話我記到現在。在我最崩潰的時候，我會寫日記，會拍拍胸脯，鼓勵我自己，別忘了你是施一公，別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大事是什麼事。
在我看來，無論做什麼，最後看能不能作為一個人實現自己的價值，能不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當你不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的時候，作為個人價值的實現是有問題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想一想，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生命只有一回，要把生命體驗到極致。
中國的大學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我一直在思考，創新如何鼓勵？中國的大學生，我們的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我們不喜歡大家標新立異，我們喜歡大家都循規蹈矩，走路、坐姿、衣服、髮型，都儘量統一，這種情況下培養的學生，思維方式也受禁錮，會阻礙創新。
我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待了十幾年，我總在比較其中的優劣。美國教育的公平由公立大學保障，但這個社會科技的卓越，基本上由私立大學保障，從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東海岸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超一流的這些學校都是私立的。
而作為一個國家，它的實力體現、國家安全保障靠卓越，而這個卓越一定要靠特殊方式來保障。怎麼做到呢？比如，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創辦了第一所現代化的、世界級的、研究型的民辦大學——西湖大學。我希望民辦大學和公立大學交相呼應，民辦大學成為公立大學的補充，他們共同為國家為社會培養高精尖的人才。
過三十年，五十年，我們的後代能夠對世界說，我們中國人做出了跟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歷史相配的貢獻，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而這一點要達到，需要創新，這種創新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號：正和島，編 輯：亦萱。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