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來了，和一年前的自己相比，如今的你是更加快樂，還是更不快樂？
人們常常設想，如果發生了某事，自己就會從此過上幸福生活，或跌落不幸的深淵。但是實際上，人的心理具備很強的適應性，遠高於一般人的預期。這種能力是把雙刃劍，它能助人走出逆境，也能讓人失去感受快樂的能力。而最早發現這個秘密的心理學家菲利普·布裡克曼（Philip Brickman），作為那個年代最了解幸福的人之一，卻在事業一帆風順的時候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 3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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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結論就出自布裡克曼等人於 1978 年發表的一篇經典論文，《彩票贏家和事故受害者：幸福是相對的嗎？》（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研究者們找來 22 名中了大額彩票的幸運者（中獎金額為 5 萬美元到 100 萬美元不等）、29 名因事故癱瘓的不幸者和 22 名對照組研究對象，對他們分別進行一對一訪談，詢問他們當下的幸福感，以及對事件發生前（對照組以 6 個月前為參照）和未來一兩年中幸福感的評估。
儘管用今天的標準看來，這項研究的樣本量少得可憐，方法上也有缺陷，但它仍然具備強大的影響力。在學術界，這篇論文如今已經被引用超過 3000 次；對於大眾而言，它傳遞了一個簡潔有力的信息：金錢買不到幸福。
研究團隊發現，中了彩票的人並不比其他人更幸福，而事故受害者儘管當下更不幸福，對未來幸福感的預估卻和普通人無異。布裡克曼等人總結：「在當下、過去和未來的幸福感方面，彩票中獎者和對照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而事故受害者和對照組相比，對過去的幸福感評分顯著更高，對當下幸福感評分顯著更低，但兩者對未來幸福感的預估沒有顯著差異。
要如何解釋這些反直覺的結論呢？此前，哈利·赫爾森（Harry Helson）已經提出了適應水平理論（adaptation level theory），指出人們對當下感官刺激強度的判斷取決於他們已經習慣的刺激。而布裡克曼等人將其推廣到幸福感研究中，他們指出，中了彩票的幸運兒幸福感沒有大幅提升，有兩方面原因：對比和適應。
「贏得一百萬美元讓新的享受成為可能，卻也讓舊的享受失去樂趣，」作者們寫道。獲得大額獎金大幅提升了中獎者的適應水平，這讓許多平凡的事件變得乏味起來。實際上，在日常生活幸福感（mundane happiness）一項，彩票組的平均分為 3.33，事故組為 3.48。對照組為 3.82。也就是說，中了彩票的人反而最不容易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快樂。
總的來說，「如果將所有事物和基於過去的經驗形成的基準進行對比，評估其偏離基準的程度，那麼最終那些最為積極的事件也會失去影響力，因為它們已經被納入經驗之中，形成了新的基準，人們據此評估未來事件。」
這項研究發表時，第一作者布裡克曼僅有 34 歲，是美國西北大學一顆冉冉升起的學術新星。據同事和朋友描述，他熱情洋溢，富有魅力，腦子裡不斷迸發出新的想法，然後總會在第一時間衝進別人的辦公室討論學術問題。文章發表後不久，他跳槽到密西根大學，擔任社會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群體動力學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RCGD）主任。工作之餘，他和妻子以及三個女兒生活在一座風景秀麗的小農場上。
然而或許就像他自己的研究所論證的，積極事件並不能帶來長久的幸福。只有親近的人知道，在人生贏家的外表下，真正的布裡克曼長期被抑鬱困擾，極其缺乏安全感。並且那段時間，他的事業和婚姻都面臨著危機：他升職了，但是不喜歡也不擅長那些行政事務；他申請了一大筆研究經費，卻沒有通過；他的妻子瞧不起社會心理學，兩人之間矛盾不斷，在 1981 年夏天分居。
1982 年 5 月 13 日，布裡克曼登上安娜堡最高的建築物 Tower Plaza，從 26 層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短暫的一生中，布裡克曼發表了約 50 篇論文和文章，還留下一部書稿。在去世前不到一個月，他還發表了論文《幫助與應對的模型》（Models of Helping and Coping），論證對困境的不同認知如何影響人們的自助或幫助行為。
共同作者維塔·卡魯裡·拉比諾維茨（Vita Carulli Rabinowitz）回憶此事說：「他沒能應對，我們也無法幫助。」
受到布裡克曼離世的打擊，拉比諾維茨放棄了對困境應對的研究。布裡克曼生前的學生、彩票論文的共同作者丹·科茨（Dan Coates）則離開學術界，轉向行政工作。他說：「觸動我的其實是，如果這份事業最終殺死了他，而他已經比我優秀得多，那我會怎麼樣？」
按照今天的自殺幹預理論，布裡克曼具備每一項風險因素：男性，獨居，剛剛結束一段關係，兩次嘗試自殺，近期結束心理治療。布裡克曼長期被嚴重的抑鬱困擾。1965 年，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不得不說，我覺得我未來再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快樂。但我仍會一早醒來就感到抑鬱。極其抑鬱。有時是事出有因，有時是無緣無故。關於越南戰爭，關於我的工作，或者關於妻子，甚至關於抑鬱本身……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學會忍受它，但我確實知道我永遠無法擺脫它。」
也許抗抑鬱藥物能對布裡克曼有所幫助，但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學界剛剛開始理解神經系統的化學本質，抗抑鬱藥物遠未誕生。至於他所研究的幸福科學，也無法根本改善他的處境。
早在 1971 年，布裡克曼就與合作者提出了享樂適應，又叫享樂跑步機（hedonic treadmill）。這個術語指的是人們不斷追求更多的東西，卻如同在跑步機上奔跑，實質上沒有前進。他們總結：「可能不存在一種方式能夠無止境地提升個體的幸福感，除非從跑步機上下來。」
既然無限提升幸福感是不可行的，那麼人們應該追求的是什麼？布裡克曼的答案是承諾。
去世 5 年後，布裡克曼留下的書稿《承諾、衝突與關懷》（Commitment, Conflict, and Caring）出版了。他論證，承諾是通往滿足的終極道路；承諾不總是能帶來快樂，有時甚至「與自由或幸福相衝突」，但是我們為某種東西犧牲得越多，就會對其賦予越高的價值。
「幸福涉及對活動或關係熱情而毫不遲疑的接納，儘管這並不是個體可能擁有的最好的，」布裡克曼寫道。
但他的學生科茨有不一樣的理解。在他看來，「菲爾最終會說我們賴以生存的不是幸福。我們賴以生存的其實是不幸福。」實際上，在布裡克曼和科茨等人的彩票研究中，當要求被試預測一兩年後的幸福感的時候，是事故受害者一組給出了最為樂觀的估計。或者說，倖存者。
抑鬱有時是有用的。科茨說：「痛苦降低了你的基準，讓你願意接受原本不願接受的替代選擇。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建立新的關係，尋找新的目標和意義……這也是困擾著我的問題，為什麼菲爾沒有認識到，人們最終可以走出痛苦呢？」
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其他的心理學研究中找到答案。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馬修·K·諾克（Matthew K. Nock）專注研究自殺問題，他引用一項經典研究指出，那些處在極度痛苦當中的人只能關注當下，因為他們的痛苦佔據了太多的注意力，讓他們無暇顧及其他。比如，他們更難回憶起過去不那麼糟糕的時光。「為了思考未來，你必須靈活地重新組織過去的記憶，」他說。
這些觀點已經被應用到今天的心理諮詢實踐中。通過更準確的描述、更具體的想像和規劃，過去的痛苦才不再是龐大無形的巨獸，未來的目標才能如燈塔穿透迷霧。
我們能從這些研究中學到什麼呢？有句流行語說，「知道很多道理，卻仍然過不好這一生」，這或許是心理學或心理學家們所面臨的尷尬，但我們總能試著再努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