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羅馬帝國基督教三大拉丁教父對未來教義和教派的影響
君士坦丁大帝改宗之後，基督教和希臘—羅馬文化的交融便加快了。在他之後，有三位偉大的基督教學者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約339—397）、聖哲羅姆（St. Jerome，約340—420）和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繼續致力於這項工作。帝國正在迅速地基督教化，而在古典文化的學術力量消失之前，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希臘—羅馬哲學來詮釋基督教信仰。他們三人都是政務繁忙的執政官，每天都有許多政治要務和教會事務要處理，因此他們的教義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產物，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他們對後世的基督徒有決定性的影響，後人尊稱他們為「拉丁教父」。
安布羅斯是米蘭主教。這座城市在4世紀末期代替羅馬，成為西羅馬帝國的首都。安布羅斯執政得力，又富於雄辯能力，還是一名阿里烏斯派的堅定的反對者。他精通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哲學，因此在他的布道中，處處引述過去異教時代的偉人，如柏拉圖、西塞羅、維吉爾等。非常重要的是，在位居要職的教士裡，他第一個堅持皇帝必須在道德上達到作為神職人員的要求。在狄奧多西皇帝屠殺了薩洛尼卡的反叛者之後，安布羅斯禁止他進入米蘭大教堂，直到他正式公開懺悔之後才放行。後人在處理教會高層在信仰和道德方面的事務時，安布羅斯的鮮明立場和皇帝的公開讓步一直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先例。
聖哲羅姆是同時代的聖經學者中最有名的一位。他生性不安好動，說話還常常尖酸刻薄；他曾對一個反對者說：「好心的先生，您想要撒謊，但您卻沒這個水平。」哲羅姆在帝國四處遊歷。他在羅馬住過一陣子，之後卻在伯利恆建了一所修道院。他的僧侶們投身於抄寫拉丁語手稿，這項事業之後被無數的修士延續下去。一些本來可能失傳的古希臘—羅馬典籍——比如亞里斯多德、西塞羅、奧維德等人的作品——就此保存下來。哲羅姆生前卻被一個夢嚇到過。他夢見耶穌將他從天堂驅逐出來，說道「你是西塞羅主義者，不是基督徒！」一個基督徒將異教的作品奉為圭臬到底合適不合適，哲羅姆對此猶疑不決；但是他實在太熱愛古典文學了，不可能放棄它。最終，他決定用古希臘—羅馬文學來為上帝效勞。
哲羅姆最大的成就在於他研究和翻譯了基督教的經文。他從希伯來語和希臘語原本譯出了《聖經》的拉丁文定本，即《拉丁文聖經》。中世紀及以後的天主教會一直將此定為標準文本，後來各種語言的《聖經》譯作都以此為原本。對西方文明而言，哲羅姆的《聖經》翻譯是一項無價的功績。
希波的聖奧古斯丁是古羅馬最重要的一位哲學家。他信仰基督教的經歷將在後面的「人物傳略」中細說。希波是北非的一座大城市，作為希波的主教，奧古斯丁每天忙於解決那裡的政治和宗教問題。他著作頗豐，與各個異教和邪端教義不停地筆戰。在筆戰中，他討論了許多至今仍困擾著神學家的關鍵問題：聖三一的本質、善而全能的上帝創造的世界裡為什麼會有惡、教徒生活中婚姻和性的角色、基督教教職的特殊性，以及自由意志和宿命的本質。從他的著作誕生出中世紀哲學和神學的理性基礎。直到今天，神學學生仍需謹記：一篇好的布道文必須引用聖奧古斯丁的著作。
和聖哲羅姆一樣，奧古斯丁也害怕基督教的靈魂被異端思想給玷汙。同樣和聖哲羅姆一樣，他也最終認為，好的基督教徒不應該「喜愛」異教著作，但可以「利用」這些著作為基督教服務。於是，奧古斯丁利用柏拉圖的哲學和新柏拉圖主義，建立了新的基督教哲學框架。奧古斯丁認同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觀點，認為現實世界沒有精神世界重要，但現實世界也是博愛的上帝一直辛勤創造的產物。奧古斯丁利用基於猶太教的傳統基督教教義，詳細闡述了一個道理，也就是上帝創造第一個男人和第一個女人，是為了讓他們和他們的後代永遠生活在自己的注視之下，以此獲得拯救；但是上帝不願讓人類成為他的牽線木偶，就賜予人類選擇的自由。人類可以選擇善（即接受他的愛），也可以選擇惡（即拒絕他的愛）。由於亞當和夏娃作了錯誤的選擇，人類就不再無罪，變得不可救藥地自私自利；人類和上帝的關係便由此中斷了。但上帝為了重新聯結起人類，就化作人形，以耶穌的面貌來到人世，受苦、被處死，而後復活。亞當和夏娃背負的原罪由化身為人的上帝——基督的受難而被赦免，人類獲得拯救再次成為可能。
因此，對奧古斯丁而言，基督徒的生命，其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獲得由基督的犧牲換來的拯救。但是奧古斯丁斷言，人類自身是無力的，只有通過神的恩惠，才可能被拯救。換言之，他認為，人類自己沒有能力走向通往天堂的路，必須完全依靠上帝的賜予。既然這樣，在奧古斯丁看來，沒有人註定得到拯救；有些人可以被拯救，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力量由於上帝的恩惠而得到指引和加強。
神的恩惠在人類的拯救中不可或缺，這是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書的主題之一。在這本書裡，奧古斯丁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且全面的基督教歷史哲學，影響很大。他否認了古希臘—羅馬哲學關於歷史不斷循環重複的說法，而是認為，歷史是在上帝和人類的交互作用之下的有目的的過程。這個過程從上帝創造人類開始，經過基督的受難與復活，最後在世界末日結束。奧古斯丁認為，歷史進程的唯一決定因素是人的道德力量，其唯一目標就是人的拯救；因此，真正的歷史與政治、統治者、國家的關係，不如與善和惡的鬥爭來得密切。善和惡的鬥爭不僅存在於每一個國家，更存在於每一個人。奧古斯丁相應地將人分為相對的兩種：不是按異教徒的分類法，分作羅馬人和野蠻民族兩類；而是一類人承蒙上帝的恩惠，另一類人沒有。第一類人居住於「上帝之城」，第二類則居住於「塵世之城」。奧古斯丁認為，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兩個城市在此生此世永遠不可分割地纏繞在一起；而城市的居民會在死亡之時受到審判：到底是得到永恆的救贖，還是遭受永久的詛咒。因此，人類的歷史有著讓上帝之城發展、繁榮的目的。
奧古斯丁關於婚姻和性的教誨不僅在當時，而且直到現在也很有影響力。從基督教誕生以來，就有教徒拒絕結婚，信奉貞潔。他們這樣做，是因為耶穌的激勵。《馬太福音》第19節29句：「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不僅如此，他們還仿效聖徒的行徑，比如居住在埃及沙漠深處的虔誠的隱士聖安東尼（St. Anthony，約250—355）。他和其他早期的男女獨身主義者因為他們嚴守教律而備受敬仰，他們的行為被視作活生生的殉道；在313年之後，這一點格外難得，因為在這一年，帝國政府不允許殉道以死亡形式出現。基督教早期的這種苦行主義是完全正統的行為，並且由此產生出修道院裡的隱修生活。逃避現世，投身於宗教冥想，完全不受幹擾，這種行為並不只見於基督教。別的宗教——例如佛教——也有類似的修行。但是在中世紀的歐洲，隱修生活是一種特別有力的表達宗教信仰的方式。
在奧古斯丁的時代，主張隱修生活的教徒才剛剛開始形成團體。其中一些人效法聖安東尼的苦行主義，另一些人則非常極端，他們主張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須過獨身的生活。奧古斯丁雖然自己也是獨身者，但依然在《論婚姻之益處》一文中嚴厲抨擊了那些極端者。奧古斯丁承認，修士、修女獻身於獨身生活，獻身於禱告和自我否定，他們的身體力行能夠說明「理想的」修行生活確實需要獨身。但是他也指出，這種理想並不適合每一個人。而婚姻生活正是普通的教徒除苦行以外的另一個很好的選擇。奧古斯丁讚美婚姻，一是因為婚姻能產生後代，二是因為夫婦之間的愛情和性生活方面的彼此忠誠，三是因為婚姻本身即是神的恩惠的產物。奧古斯丁為婚姻所作的辯護深刻地影響了中世紀的教會法典裡關於成婚、離婚和生育控制的條文。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由於教會法典制定者接受了奧古斯丁「婚姻的基本益處之一在於生育後代」這條教誨，因此他們就反對控制生育。當然，奧古斯丁為婚姻的辯護保證了基督教的基本生存。試想，如果極端苦行主義者佔了上風，那基督徒們就不可能生出孩子來傳承他們的信仰了。
聖奧古斯丁的著作在很根本的幾方面促成了西方哲學的成形。他的「兩座城市」理論儘管有後世學者的再詮釋，但影響了西方的政治觀念長達千年。他的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到12世紀中葉為止一直主宰著西方哲學；至今仍是宗教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他著重強調的神的恩惠，後來成為16世紀新教領導的思想源泉。他關於婚姻和性的論述至今影響著基督教的幾個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