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們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減少多樣性。將PNAS改變成一本標準的雜誌，在我看來是不必要的。
美國國家科學院大樓於1924年建成。
圖片來源：Maxwell MacKenzie
今年4月，美國國家科學院新增105名院士。成為院士對一名科學家來說是最具聲望的榮譽之一，它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好處：通過「貢獻發表」渠道，院士每年可以在該機構的知名雜誌——《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4篇論文。這種特殊方式還允許作者挑選其論文的評議員。
對許多院士來說，這種特權方式正是PNAS的吸引力所在。但是對一些科學家來說，它讓PNAS看起來像一個老男孩俱樂部。「抱殘守缺？它確實如此。」2011年，內布拉斯大學生化學家Steve Caplan在一篇博文中寫道，這種渠道可以成為一些論文的「垃圾回收場」。PNAS的編輯正在試圖消除這種看法。
通過對PNAS近10年的論文進行分析之後，《自然》雜誌發現，只有少數科學家利用上述方式發表論文的數量達到限額，包括科學界一些響噹噹的名字，其中6位是PNAS編委過去或現在的成員。這些科學家表示，使用「貢獻」渠道的主要動機是對其他高聲望雜誌的同行評議過程的強烈失望，他們認為在那些雜誌上發表論文是費力的。
《自然》雜誌還發現，PNAS在防止濫用「貢獻」渠道和提高通過該渠道發表的論文的質量上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儘管這些論文的引用率比那些經過標準同行評議過程的論文要低，但近些年這一差距已經縮小。「我們在這方面真的很努力。」英國劍橋大學生物物理學家、PNAS副主編Alan Fersht說道。
發表特權
院士發表論文的有利條件深植於PNAS的「DNA」中。該期刊在1914年成立時有著明確的目標，即發表院士的「對研究有更重要貢獻的作品」。這導致了兩種發表渠道的產生：貢獻論文與「交流」論文，後者由非院士提交，須經過同行評議。這兩種渠道是在PNAS發表論文的唯一方式，直到1995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學家Nicholas Cozzarelli擔任PNAS總編輯時，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他引入了「直接提交」方式，操作過程更加接近其他期刊。在該方式中，論文必須首先經過一名編委的初審，然後被分配到一位獨立的編輯那裡並組織同行評議，這位編輯可以是院士或者客座編輯。
從1972年開始，PNAS對院士提交的論文數量進行限制，目前實施的「每年最多4篇」的政策於1996年確定。現在，發表於PNAS上的論文超過3/4來自於「直接提交」渠道。但這些論文被接受的可能性遠低於院士提交的論文。
不過相關數據表明，2004年到2013年期間，在超過3100名可以使用貢獻渠道發表論文的科學家中，只有不到1400人採用了該方式。使用貢獻渠道的大多數院士也很少這麼做：大多數人平均每年發表的論文不到一篇。只有一小部分人持續通過這種渠道發表論文。
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神經學家Solomon Snyder等科學家，很少或從不使用貢獻渠道之外的方式在PNAS上發表論文。而其他人，包括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免疫學家Tak Mak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癌症研究人員Carlo Croce等，則會定期使用「直接提交」方式發表論文。
自行控制審查過程可以帶來好處。從事跨學科研究的科學家表示，能夠自己選擇審查人員是確保他們能夠真正理解材料的最好方法。「例如，化學家對糖生物學知之甚少。」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研究糖化學和生物學的Chi-Huey Wong說道。
不過對其他人來說，例如持續使用其每年4篇論文配額的Croce，貢獻渠道的吸引力可以歸結為一個詞：速度。一些經常使用貢獻渠道的人表示，他們有些論文在《自然》《科學》或《細胞》雜誌的滯留狀態會持續長達兩年，草稿要經過多重評審與修訂。
《科學》與《自然》所提交的數據表明，其發表論文所花費的時間要比PNAS貢獻渠道慢幾倍。《細胞》拒絕提供數據，不過，在期刊之間進行比較十分困難，因為每個期刊對於修訂後的草稿是否屬於「新」提交論文有著不同的政策。
許多使用貢獻渠道的科學家相信，知名期刊上日益激烈的版面競爭已經令編輯和評議者的要求變得更高。「在PNAS上發表4篇文章，比在其他知名雜誌發表論文所遭遇的失敗更少，這是值得的。」Snyder說。包括Snyder和Mak在內的一些特權使用者補充稱，貢獻渠道對於其實驗室中正在找工作、需要將論文發表在知名期刊上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學生更有好處。
科學家除了指責《自然》和《科學》雜誌挑剔的評議過程外，還抱怨它們的編輯總是追求前沿科學。「總是採用那些看起來流行的研究並不能造就好的科學。」Croce表示。
是否改變
大多數科學家希望推進自己事業的難題在於，他們無法使用PNAS的貢獻渠道。難怪PNAS總編一直被「PNAS是院士俱樂部」的觀點所困擾。「我們想要消除這種看法。」PNAS現任總編、索爾克生物研究所基因治療科學家Inder Verma說道。
通過直接提交方式發表的論文數量穩定增長證明了Verma和同事為吸引非院士所付出的努力。院士也對該政策表示歡迎，也許是因為它可以讓這些科學家不再面對同事發表論文的請求。
不過說服院士放棄其發表特權則困難得多。最熱衷於使用貢獻渠道的院士認為，他們的論文也會得到徹底的審查。「我所選擇的評議者都是那些能為論文提供最好評議的人，而我幾乎不認識他們。」Fersht稱。「這並不是在搭順風車。」Mak同意他的看法。
PNAS也試圖通過禁止院士選擇其最近的合作者擔任評議員的方式避免利益衝突。現行規定禁止科學家選擇其在過去4年中曾合作過的科學家擔任評議員。PNAS的編委如果認為院士存在濫用特權的行為，也可以介入論文審查。
但這些並未平息人們對貢獻渠道的指責，有證據表明通過貢獻渠道發表的論文影響力要低於那些正常渠道發表的論文。2009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David Rand和進化生物學家Thomas Pfeiffer對從2004年6月到2005年4月發表在PNAS上的論文引用量進行分析，發現通過貢獻渠道發表的論文引用量低於那些通過直接提交和交流渠道發表的論文。
雖然引用量並不是評判論文影響力的唯一方式，但它是最可行並被廣泛使用的衡量指標。不過《自然》雜誌的分析表明，這些論文引用量之間的差距並不大，並且正在減小。
隨著PNAS進入它的第二個百年，關於其特殊發表機制的爭論肯定會繼續下去。但是對於那些從這種獨特的發表渠道受益的人來說，PNAS的機制有著特殊的吸引力。「我想，我們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減少多樣性。」諾貝爾獎得主、史丹福大學神經科學家Thomas Südhof表示，「將PNAS改變成一本標準的雜誌，在我看來是不必要的。」（張冬冬）
《中國科學報》 (2014-06-25 第3版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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