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震後映秀做社工的年輕人:他們不參加,不關注,不在意我們在做...

2020-12-04 好奇心日報

震後的映秀和中國很多小鎮一樣,年輕人幾乎都離開了。趙小康是為數不多留下生活的一個。

地震時,趙小康在阿壩師範學院念高二,這是一所當時專門培養小學老師的大專院校。他是學校舞蹈社的成員。

那一晚,他和 1000 多個學生以及 100 多個傷員在學校操場上過了一夜,「你走過已經沒有感覺,已經被嚇懵了,一堆屍體,一堆人,」趙小康回憶說。

3 天后,當他在學校門口見到母親時,「繃不住,還是哭了。」

趙小康的家在地震中坍塌,慶幸的是家人尚在。

4 年後他從阿壩師範畢業,他的同學大多成為了小學老師。趙小康的軌跡略有不同,他加入了汶川縣城的羊角花藝術團,跳了兩年舞。

但他的父母固執地認為「跳舞不能跳一輩子」。辭職後,趙小康再一次與地震有了交集。

他意外獲得了一份在映秀當地做社工的工作。這時候,無論他還是父母都不了解這份工作的含義。

這是 2014 年。大部分在地震後到汶川的志願者和社工都已經離開。

留在映秀的社工組織只剩下兩個:廣州大同和香港理工大學的社工服務項目。趙小康分別在兩個項目服務過,他也是社工中唯一的本地人。他主要的職責是通過舞蹈帶動映秀鎮八個村的社區聯動,改善當地婦女的生活。

他的父母則將其解讀為「開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費的」。

但趙小康發現了這份工作的治療意義,對他服務的對象,也對他自己。甚至連其中的困難,都能讓人思考「世界何以至此」。

2017 年,在項目同事的介紹下,趙小康離開映秀,到了成都。現在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四川大學的地震寶寶項目,研究地震後出生的孩子的教育問題。

10 年後,趙小康的生活仍和「汶川地震」緊緊聯繫在一起。

今年 3 月 2 日,我們和趙小康在四川省邛崍市的文君井見面,那時他正忙於當地民政局的社工項目。

趙小康在四川阿壩州茂縣表演(左二為趙小康)

「2012 年我從師範畢業,其他同學都陸續去當老師,做公務員了,我因為喜歡跳舞,就在汶川縣城的文工團跳了兩年舞。當時正在地震重建,政府就把我們派到外地做感恩的公益演出。那時候收入特別低,一個月一千五六。

但我家人認為跳舞不能跳一輩子,剛好 2014 年 5 月廣東大同招社工,我面試成功後,就把我派到了映秀站點。之後我又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學的四川災害社會心理社工服務項目,這個項目有香港基金會的支持,每年都會有幾百萬過來。

香港的研究團隊調查後發現當地居民存在第一生活單調;第二鄰裡關係不協調;第三就業困難;第四親子教育的問題,丈夫在外打工,妻子獨自在家撫養孩子。

所以我們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做災後康復,心理支持和情感支持,我是在最後一個階段參與的,主要做社區服務,負責映秀八個村的社區聯動。

生活單調我們就開設了舞蹈教學,當地婦女本身也喜歡舞蹈,因為映秀本地的文化就是跳鍋莊舞。

我們從張家坪村開始,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去村裡免費教她們形體、瑜伽、民族舞、鍋莊等。我們選她們的空餘時間,不佔用她們的工作。

從張家坪村出來後,我又直接在映秀鎮建立了舞蹈中心,請各村的五名婦女來學習,再回到自己的村裡教其它婦女。

除了跳舞,我們也教他們減肥、化妝、羌繡等課程,還請醫生過來教他們心肺復甦的醫學知識等。我們在村裡舉辦篝火晚會時,婦女還會拍賣她們繡的羌繡手工活。

我們社工一共 10 個人,只有我是當地的,很多是外地的,陝西、北京等各地都有。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人員參與,比如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四川理工大學和四川大學的社工和實習生。

很多大學生都很熱心,但他們不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比如我們不能去提『地震』這個詞,很多敏感詞彙我們都不會提,因為他們會聯想很多,但很多大學生過來就很盲目地做,他們不懂。

一個大學生過來,他們還沒有當地居民有社會經驗,你還對他們進行服務,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地震前,映秀是阿壩州最大的工業區,本地人大多在映秀灣電廠、九寨藥業等工廠工作。和全國各地衰退的工業狀況一樣,2000 年後,映秀工廠僱傭的人數逐年減少,但仍然能為當地居民提供不少工作機會。

地震後,由於工廠搬遷,居民面臨重新就業的問題。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布置了要把映秀鎮建成現代抗震建築博物館的任務。

當地居民則圍繞著這一博物館的定位做著和旅遊相關的工作。

博物館的吸引力遠沒有想像中大。

這並不意外。即使在地震前,在旅遊景點眾多的四川省,映秀鎮也只是前往九寨溝、臥龍和四姑娘山的必經之路。

即使地震後建立了映秀震中紀念館和被稱為國內首創大愛文化旅遊品牌的愛立方展覽館(現已關閉),但也不足以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旅遊景點。

2014 年,當趙小康開始做社工服務時,映秀鎮的年輕人已經離開,留下的大多是領著政府補貼金的中老年人,他們是趙小康服務的主要群體。地震後他們失去了耕作的田地,有些失去了家人,他們需要重新生活。

「映秀現在更多是就業問題,本來映秀是工業園區,地震後所有工廠都拆了,大家就業機會少。除了節假日,映秀幾乎沒什麼人,一條大道上,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一個人。

那種熱鬧的氛圍沒有了。

當地只有旅遊,前幾年大家除了開飯館就是開旅館,互相打工,賣旅遊產品,當導遊。但是和 2014 年相比,節假日來映秀的已經少了一大半,也可以說幾乎沒有了。

以前九寨溝的旅遊團會經過映秀,現在九寨溝也沒有了(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溝發生 7.0 級地震)。只有去四姑娘山那邊的散客,但大家不會在映秀住,不會在映秀吃。

我們之前做過很多招聘會,成都、都江堰、阿壩州定期都有招聘會,我們會把信息提供給居民,大型活動我們還會貼海報,比如汶川縣的皮鞋廠、服裝廠的招聘,我們也會家訪問他們的需求。

但他們都不願意去。我們面臨的多數是 30 歲以上的,他們覺得這個年齡沒有必要再出去了。有些去了又回來了,我們也沒有跟進,他們不願意,我們也不能強迫。

前幾年我們更新這些信息比較頻繁,但後面覺得沒什麼意義了,因為大家都不去。

後來我們就換了方向,因為映秀還有很多貧困、就業能力弱的人,我們就聯繫資源,幫一些貧困戶買了小母豬,教他們養,這樣下了小豬可以賣錢。我們請當地畜牧局教他們養,教他們藥怎麼用。

結果他們就把豬殺來吃了。

他們沒有那種意識,文化水平在那裡。這戶家庭的母親有精神疾病,又超生。我們在這一戶做了實驗後,就沒有再做了。

重建後的映秀鎮

在映秀做社工困難太多、太多了….一是我們在整個居民、政府的眼裡,地位不高,原因是他們就不理解社工是做什麼的,不了解我們,很多就說『他們是搞活動的』,『他們會做心理服務』,都很片面。

他們以為你是志願者,他們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

我們的防震減災小組需要十個婦女和十個孩子準備應急包,但他們就是不理解你為什麼做這些,他們說『我要跑,我就往空曠地帶跑就是了』,但他們在跑的過程中不知道要帶什麼藥品。

他們不參加,不聽社工的指揮,不關注,不在意你們在做什麼。

社工本來就是高校裡的一個專業,而且社工是有工資的,我們做這個項目也是有工資的。我們社工做事情是有理念、有方法、有計劃地去執行,最後我們還會總結和反思。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而志願者只是過來幫忙,他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幫忙,是他們愛心的奉獻。

政府方面的困難也很大。大型的超過一百人以上的活動我們必須和政府商量,相當於邀請它,它說不能做就不能做。你在人家的地盤上做事,不邀請人家不好。說白了,你是為它工作,必須把榮譽給到它。

我們第一次舉辦『婦女文化節』需要一個很大的操場,我們招募了兩百多個婦女,需要消防,需要城管,但是我們社工肯定請不到,我們就只有從上往下,讓政府出面。我們找到當時映秀鎮的書記,把我們的活動方案交給他,但他完全不理我們,他覺得這種小事情他不想管,他覺得村民不鬧事就可以了,不想搞事情。

後來我們就找到另外一個鎮長,這個鎮長管民兵、軍隊這一塊,他比較了解,因為他參加了很多防震減災的活動,再通過他去找書記。所有這些事情就導致我們活動的時間、行程都會產生變化,因為用不同方式遞上去之後,政府做事情又很拖,一拖就會產生變化。」

趙小康和成都信息工程學院的實習生共同合作

趙小康加入社工組織時,24 歲,每個月掙著 800 元的工資,要是看映秀鎮當地的收入水平,我可以收支平衡,但你要從年輕人角度出發的話,就…」

這份工作對於他來說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他需要學會與不理解他的居民相處,同時也要和當地政府博弈。這一過程中,他的收入也從每月 800 元,上升到 3000 元。

2016 年,香港理工大學的社工項目結束時,趙小康開始認真考慮把社工作為自己未來的職業。

他意識到映秀仍需要長期的支持和扶貧,他希望能延續這些社工服務。

但沒有了香港理工大學的資金支持,他必須尋找新的資助機構。民政局成了他的來源之一,2016 年他在當地註冊了一個社工機構,承接汶川縣民政局的項目,其中就包括了他此前從事的婦女文體教育類服務,同時也包括老人健康、青少年志願者培育、防災減災等工作。

那時,他是項目唯一留下來的社工,也是唯一的本地人。他計劃著把社工機構擴大,吸引更多社工加入,持續為映秀提供服務。

他設想如果順利,這也許能成為他維持生計的方式之一。

但一年後機構就因資金短缺被迫關閉,當時我說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但確實考慮到我要生存,就沒有延續下來,趙小康說。

讓他遺憾的是,社工服務停止後,這些人的生活狀態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樣

「香港理工大學的項目在 2016 年快結束時,我們希望有一些延續,所以我又待了一年,在映秀承接汶川縣民政局的項目。把一些政府項目打包給婦女,讓他們去發現社區裡困難人群的需要。

但這個機構只做了一年就結束了。第一我考慮到自己的發展,在汶川的時候,我也持續接觸了成都的項目,有些項目比較吸引我,我一直待在汶川會有局限。第二是那一年政府給的錢很少,特別少,經費非常短缺,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承接了。

最後停下來,我覺得很遺憾。

我們最初建立舞蹈中心,選出每個村 5 個骨幹婦女,建立微信群,目的就是調動她們的自主性,等我們離開了,她們自己可以參與。現在我們舞蹈中心還在,群還在,但社工不去支持他們,就停在這兒了。

以前一些主題活動我們主辦,請政府參加,我們離開了,也沒人主辦了,政府迫不得已的時候會做。但政府做的方式和社工做的方式不一樣,政府更注重儀式,我們更注重陪伴和參與。

我們也培養了舞蹈骨幹,但沒有一個外人在中間主持時,就沒法進行,後來他們排舞過程中有一些口舌,就會吵起來。我們也選了各方面的領導者,比如隊長、服裝、化妝、財務,但他們就是沒辦法繼續統籌。他們沒有這個意願,也沒有這個能力。

每個村有舞蹈隊後,政府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就會要求舞蹈隊表演,但是婦女肯定不願意,因為他們也有工作要做,這樣影響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兩年這些活動特別多,像『精準扶貧』、『文明世風』這樣的主題建設活動,各個地方來檢查,他們就要表現這個村,這個地方的居民生活很開心,『你看天天都有人在跳舞』。 政府肯定就是這些方法。

所以現在就很矛盾,感覺到頭來是我們在幫他們去幹這些事,婦女也會排斥,但沒有辦法(無奈)。

現在,汶川對我們來說是心結了。

很難做起來,沒有人願意在那個地方做,除了當地人。如果要做,我們也可以從成都拉社工項目,但沒有什麼意義。現在當地還有機構在做,但我看他們做的東西跟社工沒什麼相關了,已經是政府讓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因為他們拿的是政府的錢。

地震剛結束有幾百個機構,幾百個志願者團隊、救援隊、基金會都在映秀做,太多太多的人。現在都撤出了,全都沒有了。

一部分原因是錢少,另外一部分是拿政府的錢,政府就有要求,它把錢給你,肯定要配合他們的工作,實現他們的目標和成效,但社工有他自己的專業價值,是吧?像我們團隊就很明確,我們要做自己的事,但你在人家的地盤上做事,就很困難。

之前政府支持我們只是因為我們培訓出來的舞蹈隊對政府是有用的,有非常大的作用,因為映秀很特殊,是一個接待的高發點,隨時都有接待。

但其他和他們不直接相關的,你對他們來說就是找事做,他們自己也很慢,什麼時候有時間處理你的事?

我們團隊剛到映秀做前期評估,就要做大量的問卷,找政府、找居民,找各種人填,政府就很反感,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

他們認為我們是邪教,它不認識你啊,香港那個項目又有很多人是外地的,不會說四川話,說也說不清楚。」

趙小康身上一直有 3 個標籤——「農村師範專科

畢業後他沒有選擇這些標籤所設定的既定軌道,而是選了一份他讀書期間完全不曾聽過,直到工作一年後才理解的社工職業。

他面臨著所有 20 多歲的年輕人都曾面臨的壓力——成家立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他的步伐比同齡人更慢,我覺得我沒有那麼的去趕,所謂人生的那些安排,趙小康說,我同學現在還有人在考教師證,結了婚還在考,他說,有的同學已經結婚了,現在又離婚了。

趙小康很滿意現在這份工作,工資比以往高,項目教授也鼓勵他報考四川大學的社工專業,今年 12 月他就準備參加四川大學的研究生考試。

我對我的生活還挺滿意的。

「這份工作,我也想放棄過,很掙扎。

我家裡人不支持我,我給他們都解釋不清楚我在做什麼,他們只曉得我在映秀開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費的(笑)。

他們覺得我一天都在做志願者,不是正經的工作,工資低,只有社保,沒有公積金。我媽每次問我,我就回答『有有有』,我沒有(錢),我也說『有』。

我同學現在在當老師,他們也問我:『你到底在做什麼?』我解釋半天,他們聽不懂,我就不解釋了。

但如果再回去一次,我還是會選社工。

有一個詞叫『同化』 ,雖然我們在做治療工作,但我在治療他們的時候自己也會有治癒。我們在映秀接觸的人群比較特殊,我們要想盡辦法引導他們,這個過程中,我也會想到自己跟家人的相處模式,我想開了很多,沒有那麼多抱怨了。

以前那種不自信,自卑也少了。

我從農村出來,剛從師範畢業做社工的時候,接觸的主要是廣東、香港的高資歷、高學歷的人,他們說話很理論化,我聽不懂,有落差感,有些自卑。我不敢說話,只埋頭做事,但是我做事也不知道做得對不對,就很緊張地工作,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

但現在我也在帶這些學校的學生,我講有些東西的時候,我自己都沒想到我能講出來,可能因為經歷多了,覺得這件事本就該這樣做,你不應該去害怕,直接做就是了。做的好與壞也沒有什麼關係,我沒有以前那麼多顧慮了。

以前我最大的壓力就是成家立業。我們汶川那邊很多人都在考公務員,這樣這一輩子好像就很明確了,我父母也催我考。

但現在我每次回家他們也覺得我很開心,從我和身邊的朋友、同事的相處他們也能看到。

他們沒有逼我了,他們已經妥協了。

我的困惑?(頓了一下)算是解決了吧,時間解決了。

以前我想過去商業的舞蹈室教跳舞,現在我不想了,因為心更靜了,我有自己的工作經驗,還是覺得這份工作比較適合我。因為你能看到一個人的改變,大環境的改變,一群人因為你做的事情而改變。

當我要下決心離開的時候還是會猶豫,捨不得這份工作,因為有很多回憶。」

題圖及內圖:趙小康,unsplash,haiw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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