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內容搬運工：科研機構做科普要闖幾道關

作者 |李晨陽 胡珉琦

疫情期間，「雲上科普」蔚然成風。然而在風口之上，並不是誰都能飛得更高。

過去幾個月，不少科研機構受疫情影響，把更多精力傾斜到形式多樣的線上科普。

然而在國內，科研機構的科普之路並非一帆風順。

內容原創、質量上乘、輸出持續——三大目標能否全部達成？定位尷尬、經費不足、人員流動——三大問題如何各個擊破？

《中國科學報》採訪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物理所）綜合處處長成蒙、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所長鄧濤及黨群宣傳處副處長劉慶國，請他們分享科研機構做科普的「闖關之道」。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你們所在的科研機構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科普矩陣」。能否講講你們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蒙：我們最初是從物理所微信公眾號起步的。

2014年，我畢業留所進入綜合處，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和運營所裡的微信公眾號。

與當時大多數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官方微信公眾號不同，我們決定不做官網內容的搬運工，轉而瞄準了大中小學生這個年輕的群體。

最初是我一個人運營這個微信公眾號，主要轉載一些高質量的科普文章。

從2016年起，我們建立了團隊，從此開始做原創內容，大概一周可以發布5篇原創文章吧。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開設了「問答」「正經玩」「線上科學日」等欄目，日常回答青少年五花八門的物理學問題，也鼓勵大家利用身邊的日常生活場景做一些簡單的物理學小實驗。

漸漸的，我們在各個平臺上開拓陣地：抖音、知乎、今日頭條，甚至二次元社區Bilibili（B站）。

我們在B站的帳號名稱就叫「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

情人節，我們就推送《物理定律告訴你：表白可能巨虧，分手一定血賺！》；疫情之下，我們就發布《對人類網課時期迷惑行為的研究》；「天問」發射在即，我們就解讀《帶火星探測器上天的火箭，為什麼有著葫蘆形狀的推進器？》。好玩是策略，通俗是手段，乾貨是核心。

鄧濤：古脊椎所一直有科普的傳統。古生物學本身就有很強的科普屬性。

從楊鍾健、裴文中等老一輩創立者開始，古脊椎所就樹立了「科普自覺」。

所裡的科普雜誌《化石》，「文革」時期都沒停刊，至今所裡很多老師都在為《化石》供稿。古脊椎所還湧現出徐星老師等科普「明星」，產出過《飛向藍天的恐龍》等科普作品。

最重要的是，對我們來說，發動所裡的老師做科普，並不是一件難事。

劉慶國：我們現在的科普工作，第一是傳統不能丟，第二要向各種新媒體平臺進軍——微信、微博、直播、短視頻（快手、抖音、B站）等平臺，都是我們正在發力的方向。

今年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做了一些視頻直播，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傳播效果達到了最大化。

比如今年國際博物館日期間，古脊椎所的中國古動物館特別推出「每天一隻中國龍」專題——從中國探明發現的恐龍家族裡挑選出49隻最具代表性的恐龍，用7周時間帶領公眾每天認識一隻「中國龍」。

我們還聯合各大自然、地質、古生物專業博物館，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發展中心，中國古脊椎動物學會，中國古脊椎動物學會科普委員會，W博士玩科學團隊，睿宏文化院士專家工作站，快手平臺聯合推出「走進中國恐龍的新家」活動，每周前往一個博物館，認識住在那裡的中國恐龍明星。地方博物館也因為我們的這次活動，得到資源的開發，有了進一步挖掘的想法。

《中國科學報》：在做科普的路上，你們闖過了哪些關？

成蒙：首先是「團隊關」。

物理所微信公眾號剛剛建立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做，當時工作量很大，每天幾乎有一半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轉折點出現在2015年底，物理所舉辦了第一屆科普展品創意大賽。我在這裡發現了4個表達能力好、對科普也有熱情的研究生，成立了最初的新媒體科普團隊。

現在我們已經發展到20人左右的團隊了。

目前我們還面臨一個困難，就是科普團隊的人員流動性太大。

一些做得很好的成員，科研忙起來了，或者要畢業了，就不能再做下去了。

所以我們每年開學都會像大學社團一樣，從新生中納新，不斷吸收新鮮血液。

其次是「輿論關」。早期我們的微信公眾號也遇到了一些質疑。

因為我們微信公眾號的用戶定位是大中小學生，內容比較接地氣，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相比，顯得有點「幼稚」。

有人就提出：「這個公眾號不太像是一個做前沿基礎研究的機構的調性，為什麼不做點『高大上』的東西？」

事實上所謂「高大上」的科普可能受眾會變小，我們講解的內容其實會有些前沿高端的內容，只是我們用了更網絡化、更接地氣的語言，希望擴大受眾，而且「圈內人」也有自己更慣用的交流方式，他們中的大多數我相信也不會依賴公眾號這個平臺去了解前沿動態，所以我們依然堅持了自己的定位。

《中國科學報》：研究人員和學生參與科普內容創作會得到一定報酬嗎？相關經費是從哪裡來的呢？

成蒙：我們會根據閱讀量高低給大家開稿費。寫科普文章、給公眾號供稿、為研究所做宣傳，畢竟不在學生的義務之內，因此我認為給予適當報酬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稿費會激勵他們創作出更好的作品。所謂「用愛發電」是很難持續下去的。

科研機構做科普是需要資金投入的，那麼錢從哪裡來？首先每個研究所自己會有一些做科普的經費。

除此之外，我們也積極申請外部經費，隨著物理所科普工作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在申請一些科普專項經費的時候也更加有優勢。

劉慶國：參與公眾號、科普圖書的內容創作，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學生都有相應的稿費。

古脊椎所和中國古動物館還有很多科普活動都是公益性質的，很多參與的老師和學生是不計報酬的，他們最關心的常常是自己能不能做好這個工作、活動表現怎麼樣、哪些地方還有改進的空間。

《中國科學報》：研究所的支持對科普工作有多重要？

劉慶國：其實每個研究所都有熱心科普的老師。

但他們會有顧慮，怕被別人誤解：是不是不務正業？是不是想出名？很多人因此就退縮了。

因此從研究所的角度來說，應該給大家一個風向標，有一些具體的激勵手段，從政策層面上去力挺科普。

去年古脊椎所設立了「年度科學傳播獎」，把科研人員的科普貢獻納入了年終評獎。

今年北京市要招一個科普專家團，我嘗試給所有老師發了一封郵件，請有意向的人給我回郵件。

之前我沒抱很大希望，因為過去大家對類似活動的興趣沒有那麼大。

誰知這次居然有10多個老師表示願意參加。所以我們的努力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國科學報》：以你們各自單位為例，科研機構對科普工作的支撐體系是怎樣的？

劉慶國：據我所知，各個研究所通常沒有專門做科普的部門。

科普工作大多分散在科技處、綜合處、信息中心、黨辦等，有的研究所有博物館等場館，也會涉及科普，但這些部門之間彼此聯動很難，無法形成合力。

古脊椎所之前也是這樣的。

2018年底，古脊椎所設立了「黨群宣傳處」，作為副處長，科普佔到我工作量的三分之一。

此外還有兩位工作人員，也承擔一部分科普工作。

現在所裡的科普工作全部集中到這個部門統一協調。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去年我們所成立了「科學傳播工作領導小組」，所長任組長，所裡主要領導和一些研究室的負責人都是小組成員。

現在無論有什麼科普任務，我形成工作方案後，就第一時間發給這個小組的老師，然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推動，跟科研人員的協調也變得非常順暢。

當科普工作的執行人員得到所領導層面的支持，這個效率是完全不一樣的。

成蒙：物理所承擔科普工作的部門是綜合處。

近幾年隨著科普工作的內容更豐富、更多樣化，在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群體裡也形成一些團隊來支撐，但整體上並不是「成建制的部隊」。

《中國科學報》：科普工作做得好，對科研機構到底有沒有切實的好處呢？

成蒙：對一個科研機構來說，你先要有硬實力，才能考慮軟實力。

所以做科普是研究所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去關注的事情。

我們做科普，最顯著的好處體現在招生上。

其實我們在當初確立科普定位時，就考慮到了這一點。

因為對研究所來說，生源質量是非常重要的。

從2016年起，我們開始關注一個數據：報考的研究生最初是通過什麼渠道知道物理所的。

早些時候，主要渠道還是各個高校宣講會或者師兄師姐的分享，現在通過公眾號認識我們的學生能達到30%。

鄧濤：對科研人員來說，科普和科研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真正能持續做好科普，一定是基於不斷有科研成果輸出；而有了科研成果，通過科普的方式傳播出去，得到更多的社會認知和認可，對做科研而言也是一種動力。

對研究所來說，做好科普的最大好處就是古脊椎所對學生的吸引力更大了。

報考的學生多了，我們就可以從中挑選出那些更好的學生。

對學科來說，古生物是一個小學科，小學科本身的影響力有限，即便是一流的研究論文，其引用率也無法和很多其他學科比，可是它的科學價值、社會影響力一點都不亞於那些大學科。

科學傳播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門學科真正的價值，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劉慶國：有個例子讓我印象很深。

我們所產出了一個小眾方向的成果，科學家覺得反正也沒多少人關注，沒有必要寫文章發公眾號。

可沒想到，這篇文章發出來之後，被電視臺看到了，還專門做了新聞視頻。從此以後，這位老師只要有成果了，就給我們寫稿。

我們的傳播讓研究人員的成果「出圈」了，因為有更多人了解他們，再去地方開展工作、尋求合作就比過去容易了。

有人問：你們做這些「花裡胡哨」的東西有什麼用？坦白說，我們做科普到底能有多大作用，真的很難量化。

我們的初衷就是傳播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文化，我們不在意粉絲量有多少，哪怕只吸引來一個粉絲，我們希望他是真的因喜歡、因好奇而來，然後我們一點一點地把這些喜歡、好奇在人群中擴散開來。

《中國科學報》 （2020-09-03 第5版 文化）

編輯 | 趙路

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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