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誇張地說，在當下，「工業革命」已經是一個被掃進博物館的古老議題。但其實，算下時間，它距今不過兩百年，在人類史上只是彈指一揮間，而也就是在此期間，它被注意的程度在加速下降。尤其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區域研究和後殖民主義思潮興起的背景之下，人們更關注的是這一場巨變為何產生於歐洲，而不是亞洲或其他地方。從此以後，關於工業革命的新知識大多產自比較經濟史研究。
照此看來，原版寫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工業革命前的歐洲社會與經濟》自然也難以提出超越性的知識。不過，作者奇波拉（Carlo M. Cipolla）卻沒有讓讀者失望。
15世紀作品《納稅銀》（馬薩喬）。
奇波拉提到目標讀者是學生和普通讀者，這意味著全書可能需要省略不必要的、煩瑣的論述，但他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並未減少，反而還在增加。確實，一本書的任何分析都基於所掌握的材料、分析工具和分析者理念，而後者往往隱藏於字裡行間。於是，奇波拉有意增加論述，將一個概念、一種方法的來龍去脈都告知讀者。
然而，多讀幾章才發現奇波拉這一寫法，實際上貫穿著一個在當時極為重要的命題。從價值、需求、財產轉移到勞工，再到資本，他講的絕大多數概念在歷史上都不是連續的。比如在十八世紀前，禮品、慈善是極為常見的財產轉移方式，需求無公私之分，與我們現在熟悉的定義大為不同。奇波拉寫到快一半時說了一句「經濟史若要言之有理，一定要講社會史」。我們可以認為，這是點題了。這也是書名中「社會與經濟」的含義。經濟行為是潛入到社會當中的。奇波拉將工業革命前夕的社會和經濟演變追溯至十一世紀，把時間拉得如此之長，也意在說明，由工業革命塑造的經濟發展、增長方式根植於歐洲漫長的社會演變。當然，這一切同樣也在改變著社會，因此才有人們對它的讚美和反思。
奇波拉的重心是社會演變如何改變經濟行為，並引發工業革命。在這一部分，他不厭其煩地介紹經濟概念在工業革命前的形成、內容、演變，約等於講述了一遍現代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產生基礎。這實現了他的通識寫作定位。關於經濟對社會的改變，奇波拉回答不多，在結尾部分，他提問歐洲開創並隨之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工業革命文明是否還有希望。在全書完成約半個世紀期間，冷戰結束，全球產業已經經歷多次轉移，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考慮讓工業重新崛起，不過作者的提問依然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遺憾的是，作者在他的年代沒有給出答案，但就像他說的，回顧人們在工業革命中經歷的「幸福」和「苦難」，才可能清楚繼承什麼、反思什麼。
以下內容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節選自《工業革命前的歐洲社會與經濟》一書，講述的是工業革命前夕，歐洲諸國的「個體需求」演變狀況。摘編有刪節。
《工業革命前的歐洲社會與經濟》，[意] 卡洛·M.奇波拉 著，蘇世軍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1月。
原作者｜卡洛·M.奇波拉
摘編｜羅東
「平安歲月」不是工業化之前的歐洲的常態
由英國19世紀作家狄更斯作品《霧都孤兒》改編的同名電影（2005）劇照。
可支配收入越低，食品的開銷就越高。這種現象的原因，用術語來講就是，食品需求具有的收入彈性低於整體。這聽起來令人生畏，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當收入減少時，人們不能輕易壓縮食物開支，而當收入增加時，人們的食物攝取也不能超過某一點。
1950年，食品開支佔美國總消費開支的22%，英國為31%，義大利為46%。顯而易見，國家越窮，其居民食品支出佔可使用收入的比例越大。類似的論證也適用於麵包開支與整個營養開支之間的關係。收入越低，對麵包和澱粉這類「貧窮」食品的支出就越大。
在16世紀的倫巴第，一座有關勞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紀念館強調：
農民靠小麥為生，……我們好像不在乎他們的其他開支，因為正是小麥的短缺導致勞動者提出索賠要求；他們對衣服和其他需要的開支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農民被歸為工業化之前歐洲的最低收入群體。城市大眾生活比較優裕，但是每當現存的文件允許對開支結構做出一些估算的時候，人們通常會發現，在正常年度，甚至在城市，普通大眾60%~80%的開支是用於食物。雖然普通人用於食物的開支佔收入的60%~80%，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吃得好喝得好，恰恰相反，廣大群眾食不果腹，一般人的收入非常低，即便是不良的飲食，其所需的花費都要佔收入的60%~80%，而且是在平安歲月裡。但平安歲月不是工業化之前的歐洲的常態。
人們對植物並不加以選擇，不知道該如何同害蟲做鬥爭，肥料也鮮為人知。結果，作物歉收司空見慣。此外，比較原始的運輸系統使得任何長途食品供給，除了在海上，都不可能做到。因此，食品價格劇烈波動，這反映出需求的剛性和人類對惡劣自然力量控制的限度。1396年到1596年期間，在安特衛普這樣的港口，海航運輸非常容易，在某11年中，黑麥的價格每年都長100%~200%；而在另外9年中，每年都有200%以上的跳躍式增長。
電影《重返中世紀》（Timeline 2003）劇照。
飢餓、寒冷與提供象徵性價值的食物和衣物
較低階層長期處於營養不良狀態，不斷受到飢餓的威脅。這可以解釋食物在工業化之前的歐洲所獲得的象徵性價值。富人和窮人的其中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富人能填飽肚子。宴會是區分節日慶祝、村莊廟會、婚禮與日常生活的標誌。慷慨提供食物是好客的象徵，亦是一種尊重的標誌：大學生在畢業日必須為老師舉辦奢華的晚宴；來訪的君主或外國使者總會受到豐盛宴會的款待。在這種場合，人們會恣意放縱，大吃大喝，這是一種對飢餓的反應，人人對這種飢餓感到害怕，且這種飢餓的狀態浮現在貧民的憔悴面孔上。好客的程度、宴會的重要性、對長者的尊敬——所有這一切都體現在食物的豐盛和由此而產生的胃脹之中。
16世紀作品《牧羊人的朝拜》（喬爾喬內）。
買到了食物，普通人就再沒有什麼別的需要，不管其有多麼基本。在工業化之前的歐洲，一件衣服或一塊做衣服的布依然是普通人一生中只能買得起幾次的奢侈品。醫院管理者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在於，確保死人的衣服「不會被盜走，而是傳給合法的繼承人」。
在瘟疫流行期間，城市當局千方百計地沒收死者的衣服，這種衣服一般都會起到傳播流行病的作用。普拉託（託斯卡納）1631年發生瘟疫，有一位外科醫生在傳染病醫院工作生活了大約8個月，切割腹股溝腺炎和處理褥瘡，最後他染上了瘟疫，但得以康復。在這期間，他都穿著同一套衣服。最後，他要求鎮政府給他賞錢，用來給自己買一套價格為15杜卡特的新衣服，這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
在普通人當中，誰能在過節時穿上一件體面的上衣就算是幸運的，農民總是衣衫襤褸。所有這一切導致地位象徵制度化的出現。如法國路易九世經常所言：「一個人按照自己的身份穿衣是再合適不過的。」由於布價相對當前收入非常高，就是「外衣的長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地位」。貴族和富人惹人注目，因為他們能買得起長外衣。為了省錢，普通人穿的外衣只齊膝蓋。由於外衣長度獲得了象徵性價值，因此這就變得制度化了。在巴黎，外科醫生分成兩類，受過高級培訓的外科醫生有權利穿長外套，而低級的理髮師外科醫生沒有權利穿過膝的外套。
由英國19世紀作家狄更斯作品《霧都孤兒》改編的同名電影（2005）劇照。
較低階層的民眾把大部分收入用來買食品和衣服後就所剩無幾，租房、取暖都成問題。在大城鎮，房租相對於工資而言極其高。在17世紀下半葉的威尼斯，租一個或兩個簡陋不堪的房間所需的費用超過一個技術工人工資的12%。51因此，住房往往不過是很多人擠在一起的小茅舍，這使得細菌在流行病暴發時期容易傳播。在米蘭1576年瘟疫流行期間，市中較貧窮地區有1563棟房屋被認為受到感染，這些房屋裡共有8956個房間，住著4066個家庭。這說明每個屋子平均有6個房間，每個家庭有2個房間。米蘭公共衛生董事會於1579年發布了一道法令，大意為：不管人們多麼貧窮，地位多麼低下，都不允許在一個房間裡27擁有多於兩張床，一張床上不許睡兩人或三人以上。那些聲稱自己有可以寬綽擺下多於兩張床的房間的人，必須通知公共衛生董事會，董事會會派檢查員來檢查。這是智慧之舉，但是貧窮成了智慧的障礙。
1630年米蘭瘟疫暴發，有一位牧師在報告中寫道：瘟疫對窮人的打擊最大，這是由於他們在被俗稱為馬廄的房子裡擁擠不堪的居住條件，其中每個房間裡都擠滿了大家庭，臭氣燻天，傳染病流行。在熱那亞1656~1657年流行病期間，有一位修女報導說：很多窮人的居住環境非常擁擠。每所房子住十到十二戶人家，經常看到八個人或更多人住在一個房間裡，沒有水源或任何其他設施。
當然，並非所有的勞動者都生活在這樣可怕的環境裡。如前所述，在較低階層內部也有差別。還有在較小的中心裡，情況並不像在大城市中那樣糟糕。1630年，在普拉託小鎮裡，平均每三四人有一所房子，很少有超過五或六人住一所房子的。在鄉下，大多數農民擁擠的居住條件和大城市貧民窟的極為相似。由於家庭生活並不快樂，男人只要有可能就搬進客棧住。
社會的中上層：消費奢侈，但花樣不會很多
小康家庭和富人能吃飽喝足。作為對身邊飢餓現象的一種反應，他們實際上吃得過多，結果患上痛風，不得不經常找外科庸醫放血。由於富人家庭一直有家僕，還經常有客人，因此要估算出其食物消耗就變得錯綜複雜。估算食物消耗的另一個難處在於富人和小康家庭通常是土地所有者這一事實：他們消耗的食物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生產的，往往不計入他們的帳本裡。
電影《鐵面人》（The Man in the Iron Mask 1998）劇照。
做出準確的計算往往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據現存的17世紀家庭帳簿，人們可以做出一個大膽的粗略估算。對於16世紀和17世紀來說，人們往往會認為，富人全部消費的15%~35%在食品上，小康家庭則為35%~50%。但是這種比例與所計算出來的較低階層的比例（70%~80%）沒有可比性。大多民眾的收入和消費實際上是一致的（結餘可忽略不計），而對富人而言，收入遠遠大於消費，兩者之間的差額難以確定，從平均的角度來講，這無論如何都沒有什麼意義。但與整個收入而不是與消費相比較時，富人和小康家庭的食物開支就佔一個較低的比例，不超過前面提到的15%~35%。
誘使富人吃得過飽的相同心理力量驅使他們在穿著方面過分顯擺。公共當局不得不用節約法令進行幹預，限制富裕公民的過分張揚，防止他們在吸睛的服裝上鋪張浪費。收購珠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風頭的表現，也是一種收藏。但服裝和珠寶開支往往是分不開的，可以推想，在16世紀和17世紀，這類開支取決於年景，它佔到富人和小康消費的10%~30%不等。15世紀末，法國國王的服裝和珠寶開支不到整個皇家收入的5%~10%。
還有取暖、蠟燭、家具、園藝等方面的日常開支。當一個人在一個類別上開支過多，在另一個類別上就自然會節省。總之，食物、服裝和日常花費通常足足佔富人和小康當前消費開支的60%~80%。
收入分配明顯不平等、實際工資水平低，這兩個因素相結合就有利於對家庭服務的需求。這種需求相對於收入而言彈性非常大，僕人的數量是一種富裕的象徵。甚至在18世紀末，屬於英國小康家庭而不是十分富有家庭的瑪麗·貝裡在與未婚夫籌劃未來家庭資產負債表時，得出結論認為，必須列專款僱用家僕：四個女僕——一個女管家、一個給她打下手的廚子、一個招待員和一個侍婢，以及三個男僕和一個車夫。
由英國19世紀作家狄更斯作品《霧都孤兒》改編的同名電影（2005）劇照。
認為富有階級對服務的需求僅限於對家僕的需求，那就大錯特錯了。需求的各種服務人員包括律師、公證員、為孩子請的教師、施行宗教禮儀的人士、維護和美化生活區的各種不同的工人和藝術家；對舊貴族家庭而言，要有各種不同的演藝人員，如音樂家、詩人、侏儒和小丑、放鷹者和馬夫。
富人的消費儘管有時不乏奢侈浪費的色彩，但花樣絕不會很多。當時的經濟體制和技術水平不能提供具有工業社會特色的各種各樣的產品和服務。食物、服裝和住房在富人的主要開支項目中佔了絕大部分。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別在於，富人可以在這三個事項上揮霍無度，而窮人則往往沒有足夠的錢買食物。此外，普通民眾沒有省錢的機會，而富人則有，儘管他們窮奢極侈地消費。
與消費相對應：對大多數人來說，儲蓄下來的小錢暗示著英勇的犧牲
並非得到的所有收入都一定花費在商品和服務上。不花費在這樣的商品和服務上的收入自然就儲蓄下來了：這種不言自明的命題來自儲蓄的定義。另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在於，並非所有的個人或所有的社會的儲蓄程度都相同。儲蓄由以下三個因素決定：
a.心理和社會文化因素b.收入水平c.收入分配
對於a點，不必用很多話來加以說明。不言而喻，有些人更傾向於花費，而另一些人更傾向於儲蓄。但是從一種宏觀經濟的層面來看，社會文化因素對人們的消費或儲蓄的傾向有著強大的影響力。甚至在沒有組織宣傳的情況下，時尚、效仿、顯擺或流行的保險或非保險條件，都會影響當前收入用於消費開支的數量。對b點來說，當收入高時，就有儲蓄的可能性，當收入低時，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這是顯而易見的。這對於個人和社會都是適用的。從長期來看，收入和消費之間的關係不像從短期來看那樣穩定：制度的變化、道德和流行趨勢會嚴重影響所謂的「消費函數」。但是再從更長遠來看，事實依然如此：收入越低，儲蓄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
在1630年的都靈，由於瘟疫，所有的人都被隔離在他們的住房裡接受檢疫，但是市議會注意到，大多數工人都是「得過且過」，也就是說，他們沒有可依賴的儲蓄，因此當他們被限制在住房裡的時候，就不得不接受市裡的補貼。但如我們反覆指出的，即使在較低層的階級當中，貧困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有「得過且過」的人，那麼也就有勒緊褲腰帶、節制欲望、千方百計來節省幾個硬幣的人。
如果對大多數人來說，儲蓄下來的小錢暗示著英勇的犧牲，那麼收入對有些人來說，就能高到允許輕鬆地積累大量的財富的程度。在17世紀早期的那幾十年，佛羅倫斯的裡卡爾迪（Riccardi）家族將其年收入的約75%儲蓄下來進行投資。在一種貧困猖獗、矯正手段（稅收和/或配給）缺乏的社會裡，財富高度集中是形成節省的一個必要條件。
千奇百怪的儲藏貨幣之法
根據法國19世紀作家巴爾扎克作品改編的同名電影《歐也妮·葛朗臺》（Eugénie Grandet 1994）劇照。當時，在工業革命發生前後，儲藏貨幣的做法被文學作品描述為「吝嗇鬼」。
雄偉的教堂、壯麗的修道院、豪華的住宅以及宏大的防禦工事向世人證明，肯定有巨大的結餘用來進行大量投資。如果儲蓄下來的錢或其中的一部分還沒有花，那麼流通的量就會相應減少，經濟就會受到通脹的壓力。如果這個過程持續不斷，流通的收縮實際上會達到一個不可能有進一步結餘的程度。
在現代經濟體裡，貨幣儲蓄要進入貨幣市場，關鍵在於要確保有足夠的人和/或機構願意借貸用於投資。但是在前工業化的歐洲，大量的貨幣結餘往往被儲藏起來，也就是沒有進入（僅僅以原始形式存在的）金融市場，而依然閒置在床墊下、罐子裡或堅固的箱子裡。儲藏的伎倆實際上是非常有效的。相關的考古證據隨處可見，甚至很容易就可以開辦一家貨幣學雜誌，意外發現的貨幣儲藏羅列不盡。例如，法國《貨幣雜誌》1962年期就報導了當年引人矚目的下列發現：
1961年初，一個農民在沙普的一個農場拆牆時，發現一個裝有640枚12和13世紀硬幣的袋子；1961年10月在旺塞，一個農民在用推土機推牆時，發現三個罐子，裡面裝有5枚銀幣、12枚低級銀合金幣和4483枚銅幣，都來自16和17世紀；1962年3月，建築工人在蒙塔日挖土為一座新建築物奠基時，發現了132枚來自1445~1587年的金幣。
熱衷於儲藏的原因不難解釋，情形隨地點和時期而變化，但可以有把握地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土匪和士兵（在那些年代裡，這兩個職業幾乎難以區分）的恐懼之中。「緊急儲藏」在遭受政治和軍事騷亂的地區和時期特別頻繁，但是儲藏在和平和穩定的地區和時期也司空見慣。
要理解這一事實，就必須考慮到流通的貨幣是由金屬塊組成的。對於人而言，金銀總是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儲藏閃閃發光的金塊和銀塊的誘惑力大於儲藏紙質印刷品的誘惑力。更為重要的是，收集儲蓄並將其導入生產用途的機構不是缺少就是資質不夠。就此而言，我們將會看到10世紀過後發生了重大變化。到14世紀，託斯卡納的一個普通人力勸「有現金的人不要將其閒置在家中」。但是商業和信貸發展大多發生在大城市，在小城市或鄉村，儲藏一直是比較好的儲蓄手段。
在信貸和商業機構業已發展和持續發展的大城市，情況有所不同。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大中心，人們還是偏向於尋求儲藏。塞繆爾·佩皮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位才能極為卓越的行政官，生活在17世紀熙熙攘攘的重商主義的倫敦。1667年6月12日夜晚，荷蘭人砸碎梅德韋的鐵索，火燒「查爾斯皇家」號軍艦，塞繆爾·佩皮斯與妻子和父親商量如何處置「手頭上有的一點兒現金」。第二天早上，他派車送他倆離開，帶著1300枚金幣，他要求他們把錢安全地藏在他在亨廷登郡的鄉村房產裡。當天晚些時候，他派遣他的職員帶著另外1000基尼趕往同一目的地，而他自己搞到了一條腰帶，能隨身攜帶300枚金幣，即便很不舒服。直到四個月後，他才把埋藏的金幣找到，夜晚他在花園裡藉助於一盞燈籠挖掘，感到極其惱火：隱藏的確切地點找不到，他和父親爭辯也無濟於事，因為後者是個聾人，佩皮斯不敢大聲喊叫，害怕引起鄰居的注意。
我感到這件事很滑稽，我將其詳細報告出來的原因在於，其表明在17世紀喧喧嚷嚷的倫敦，甚至像塞繆爾·佩皮斯一樣生活寬綽但並不富有的人，也在屋裡儲存了接近300英鎊的金幣，並在提及此事時稱之為「手頭上有的一點兒現金」，且這顯然不是矯情做作。
當然，有人囤積財富，就有人拋售財富。在11世紀初期，科隆的大主教把其前任積累的所有財富都用光了，用來幫助饑荒時期的窮人。沃爾姆斯的主教伯卡德於1025年去世，留下一些書籍和三便士，把其所繼承的所有財富都慷慨捐贈給了窮人。根據時代的神秘精神，教會達人的從容拋售往往都是奇蹟般的神聖活動的結果。
武裝匪幫的掠奪和搶劫反過來又起到財富積累並使其再度進入流通的作用。查理曼成功攻破了阿瓦爾錯綜複雜的防禦工事，發現裡面有積累了幾百年的財富，把金銀珠寶運回亞琛需要15輛四頭牛拉的大車。
從一種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關鍵問題在於，在一定時期裡，總儲藏量是大於、等於還是小於總拋售量。歷史上顯然有儲藏壓倒一切的時期，也有淨拋售時期。在10和11世紀的義大利，主教和修道院在反對德國皇帝的鬥爭期間耗盡了他們的寶藏。整個阿爾卑斯地區的主教為了各種不同的改革運動的利益，也都是這樣做的。整個歐洲宗教工程建設熱火朝天，這是11和12世紀的特色，它看起來是通過一個大量拋售的過程而得到資助的。當財富得到儲藏時，就無法用於投資。
從另一方面看，儲藏的出現是因為投資沒有吸引力。相反，拋售儲藏一般與投資熱以及開墾土地的訴求有關，教堂、城堡、宮殿拔地而起，運河開鑿挖通，船隻揚帆起航，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前工業化的歐洲，人歡馬躍的進步時期並非罕見。
原作者｜卡洛·M.奇波拉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