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評《太空漫遊》四部曲:一個舊傳統的絕響

　　《太空漫遊》四部曲

　　一個舊傳統的絕響

　　江曉原

　　「太空漫遊」四部曲-2001-封面

　　「太空漫遊」四部曲-2010-封面

　　「太空漫遊」四部曲-2061-封面

　　「太空漫遊」四部曲-3001-封面

　　江曉原

　　2008年阿瑟·克拉克（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12.16～2008.3.19）逝世時，他被稱為「最後的科幻大師」，「科幻文學黃金時代最後一位大師」，他的逝世被視為「宣告了一個時代的落幕」，為他送行的是一片頌揚之聲。

　　所謂「科幻文學黃金時代」這個提法，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幾乎所有「黃金時代」的說法，都只是一個文學性的修辭，通常被用來建構今人想像中的理想世界，就像儒家總是說「三代以上」、「唐虞之世」一樣。這種理想世界總是被建構在往昔，這是為了增加說服力（表明已經達到過），如果建構在未來或遙遠的時空，雖然更具科幻色彩，對於政治論說而言卻反而不夠有力。

　　評價阿瑟·克拉克雖然不是政論，但道理是類似的——當我們稱讚往昔某段時間是什麼什麼的「黃金時代」時，似乎就意味著我們當下已經不如那個時代了——這當然未必真是事實，通常我們只是想借那個虛構的黃金時代來說當下的事而已。「科幻文學黃金時代」的說法應該也不例外。

　　那麼何等人可以膺選「科幻文學黃金時代」的「大師」呢？從科幻的歷史來看，最基本的「考核指標」也不外兩項——大獎和銷量。

　　克拉克得過3次雨果獎，3次星雲獎，1次星雲科幻大師獎；他的近100部科幻作品據估計全球銷售了2500萬冊，平均每部作品銷售25萬冊。從這兩項指標看，克拉克的「科幻大師」資格當然沒問題。況且他還得過國際宇航協會的最高榮譽「馮·卡門獎」（1996年10月8日頒發給他的，領獎地點居然是中國北京）。

　　我對於克拉克「科幻大師」的稱號，並不打算持什麼異議。但是，比克拉克晚些時候的作家，也有很暢銷的科幻小說，比如麥可·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的一系列小說，比如丹·布朗的小說——他的《數字城堡》、《天使與魔鬼》、《騙局》都是絕對典型的科幻小說，只是現在大家通常不把他算到科幻作家行列中。這也是因為「科幻」的邊界正在越來越模糊（或者可以說正在擴張）。

　　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當然是小說《2001太空漫遊》（2001: Space Odyssey，1968），以及另外三部一直寫到1997年才結束的續篇《2010太空漫遊》、《2061太空漫遊》、《3001太空漫遊》（他自己認為不是續篇，而是「變奏」）。但這四部《太空漫遊》的名聲，很大程度上是拜庫布裡克導演的同名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遊》之賜。與通常先有小說後有電影的模式（亦有少數相反的模式）不同，這兩部作品是同時合作創作的。克拉克對於他和庫布裡克的這段合作，此後多年來也一直津津樂道。

　　但是，比克拉克晚些的作家，也有很著名的改編電影，比如克萊頓的《侏羅紀公園》（Jurassic，1993～2001）、《時間線》（Timeline，2003）、《剛果驚魂》（Congo，1995）、《深海圓疑》（Sphere，1998）等等。而在與克拉克約略同輩的科幻作家中，菲利浦·迪克（Philip Dick）在這方面有著遠遠超過克拉克的成就——只要提起《銀翼殺手》（Blade Runner，1981）、《宇宙威龍》（Total Recall，1990）、《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2002）、《記憶裂痕》（Paycheck，2003）這些著名科幻影片就夠了。

　　也有人將《太空漫遊》與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相提並論，這倒是一個頗有創意的比較——這兩部小說表現了科幻的兩個傳統（或者說綱領）。

　　雖然克拉克的《太空漫遊》比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寫於1948年）創作得晚，但克拉克表現的卻是科幻中的一個舊傳統。這個傳統中最為中國讀者熟悉的，是19世紀下半葉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作品，這些作品呼喚、讚美科學技術，為科學技術向我們許諾的美好未來吟唱頌歌。這個傳統標榜「硬科幻」——以有很多科學技術的細節為榮，更以能夠預言某些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榮。這是一個科學主義的傳統。

　　另一個傳統，其實早在19世紀末已經開始，那是一個悲觀的傳統，著重反思科學技術發展給人類帶來的負面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反烏託邦、反科學主義的傳統。這個傳統中有許多「軟科幻」作品，因為這個傳統並不以科學技術細節之多為榮。上面提到的奧威爾、迪克、克萊頓，甚至丹·布朗，都是後一個傳統中的重要作家。

　　克拉克的作品，基本上一直停留在舊的科學主義傳統中。他自己也以此為榮。

　　這方面的直接證據，在《太空漫遊》四部曲中很容易找到。在前後寫了30年的《太空漫遊》四部曲中，他寫過許多篇序、後記、題記之類的文字，在這些文字中，他反覆提到自己小說中某些與後來航天事業吻合的細節，深以為榮。這些細節，歸納起來其實也就是三件瑣事：一、飛船阿波羅十三號出故障時太空人向地面報告的語句，與他小說類似情節中的語句非常相近；二、通訊衛星「棕櫚棚B2」發射失誤的情節，與他小說中的某處情節類似；三、電影《2001太空漫遊》裡木星的一連串畫面，與航海家號宇宙飛船所拍攝的畫面「其相似之處令人拍案叫絕」。

　　這些細節上的吻合或相似有多大的科學意義，是另一個問題，但反覆提到這些細節，足以說明克拉克心目中的價值標準——在這些序、後記、題記之類的文字中，能解讀為後一個傳統的內容，連隻言片語也找不到！

　　對外星文明持何種態度，也往往可以視為上述兩個傳統的試金石。那個陳舊的、樂觀的科學主義傳統，更願意相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儘管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而在悲觀的、反科學主義的綱領下，則對外星文明表現出更多的警惕性和防範心理，認為出於資源爭奪的基本原則，外星文明更可能是侵略性或惡意的。對待外星文明的這兩種態度，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爭論不休，近年史蒂芬·霍金主張人類不應該主動與外星文明交往，「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可以視為上述悲觀的、反科學主義綱領的新表現。而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則堅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人類應該像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那樣投入外星文明的懷抱。正如1994年庫布裡克給克拉克的賀詞中所說的，克裡克筆下的外星文明「或許會扮演神一般的父親角色，或甚至像教父一樣地對待我們」。

　　這樣看來，克拉克確實是那個科學主義舊傳統「最後的大師」。

　　因為早在他寫作《太空漫遊》之前的年代，世界各國的絕大部分科幻作家，都已經告別了克拉克所表現的科學主義舊傳統，或者說拋棄了克拉克所採用的舊綱領。庫布裡克的影片《2001太空漫遊》，雖然是和克拉克的小說同時由他們兩人共同創作的，但這兩者並未相互成為對方的翻版。從影片看，也不像舊傳統的產物。即使是被舊傳統束縛了很久的中國科幻創作，也在20世紀90年代基本完成了與國際潮流的接軌。

　　也許有人會說：這兩種傳統或綱領有什麼高下之分？你憑什麼厚此薄彼？

　　在所謂的「科幻文學黃金時代」，這樣問或許能顯得相當雄辯，但是到了今天，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今天的科學技術，已經是脫韁的野馬，人們對於科學技術，早已不是擔心它發展得太慢，而是擔心它發展得太快，擔心它會失控。今天的科學技術，早已不需要《太空漫遊》所表現的科學主義傳統來呼喚它，卻迫切需要《1984》所表現的反烏託邦、反科學主義傳統來反思它。

　　所以，如果我們非要找出一個「科幻文學黃金時代」的話，這個時代也不能找克拉克來做它的代表。

　　最後，關於《太空漫遊》四部曲，有兩處細節給我印象深刻，特別在這裡提一下。

　　一是在《太空漫遊》四部曲中，錢學森居然是一個重要角色。《2010太空漫遊》的第二編標題就是「錢學森號」——這是艘宇宙飛船的名字。但錢學森在《太空漫遊》中不僅僅是一個名字而已，例如，《3001太空漫遊》第四編的第26章標題是「錢氏村」，在書末所附的「資料來源」中，赫然有「錢氏村」條目。克拉克在該條目中回憶了他本人與錢學森的交往：他託人將籤名本《2010太空漫遊》和《2061太空漫遊》送給錢學森，得到的回饋是一套《錢學森文集：1938～1956》（科學出版社，1991年）。

　　二是克拉克晚年強烈的自戀。他反覆談論他小說中的三處技術細節與後來航天科學的發展有所吻合，已經顯得相當自戀，但他還有更為自戀的調調。

　　例如，他在《3001太空漫遊》序中說：「讓我又驚又喜的是，我發現《牛津英語大辭典》從我的書裡引用了超過66處！」這番統計工作讓克拉克有點得意忘形，他接著說：「親愛的《牛津英語大辭典》，如果你在這幾頁裡發現了什麼可用的例證，再一次的——別客氣，儘管用！」

　　又如，在《3001太空漫遊》末尾「最後的感謝」中，克拉克感謝一家酒店的老闆為他寫作提供了套房，但「或許更令人鼓舞的是入口處所懸掛的牌子」，因為牌子上羅列了光臨該酒店的卓越人物，包括蘇聯太空人加加林、電影明星格裡高利·帕克、費雯麗等等，最後他告訴讀者，「我很榮幸看到我的名字列在他們之間」。

　　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是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會員。已在海內外出版專著、文集、譯著、主編叢書等6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