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1968年就提出「海上絲綢之路」概念

老明信片上的中國傳統帆船。

日本出土的「漢委（倭）奴國王」金印，是公元57年東漢光武帝賜予日本使節的。

松浦章先生著作之一。

松浦章教授。

導言

松浦章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海洋貿易史學家，在清代航運與海外貿易，尤其在日本、琉球、朝鮮有關中國帆船資料方面，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松浦章教授以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東路航線見長。他對中國大帆船的研究，源於一次對中國沿海的考察訪問。中國帆船在英語文獻中常被稱為「junk」，被音譯成「戎克船」。有人說，這個英文名稱是由馬來語的「dgong」或「jong」所演變出來的，還有人則認為是由閩南語發音的「船」，即「舟宗」（合併為一個字）或「艚」字轉音而來。1981年松浦章教授走訪寧波、杭州、廈門、泉州、福州和廣州，「我親眼目睹，史書記載的中國式帆船也就是『junk』，仍然航行在上海、寧波、廈門、泉州、福州的沿海一帶，我為此大受感動。江戶時期將中國商船統稱為『唐船』，這些『junk』雖與當時的唐船不盡相同，但展現在我眼前的中國帆船的風貌深深觸動了我」。

松浦章教授對商貨的研究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中國古代的出口商品，以絲綢、陶瓷、鐵器等為大宗，輸入日本的商品還包括不少書籍。古代中國的進口商品除了奇珍異寶之外，以各類香料為多，日本輸入中國的商品中，包含各種板材木料。松浦章教授研究的日中貿易進出口商品中，還包括銅、砂糖和海參、鮑魚、魚翅等。

日本向中國出口銅和銅器，歷史悠久。早在宋代，由於經濟發展，作為鑄造銅錢原料的銅嚴重不足，政府一方面禁止銅錢和銅器出口，一方面推動從國外進口銅，日本的銅和銅器於是更多地進入中國。松浦章教授說，在清代，中國從日本進口的最大貨物就是日本銅，它在中國被稱作洋銅、紅銅等，是鑄造銅錢的原料。在18世紀初期的清朝，中國必需的銅有60%是洋銅。

中國蔗糖的出口，在成書於南宋的《諸蕃志》、元朝的《島夷志略》都有記載，但不是出口商品的大宗。荷蘭殖民者佔領爪哇島後，16世紀已在巴達維亞大量種植甘蔗，製作蔗糖。17世紀以後，中國人在雅加達地區建立了甘蔗製糖廠。中國蔗糖傳入日本也很早。唐朝鑑真和尚東渡日本時就曾帶上甘蔗和蔗糖。過了一千年左右，日本的製糖業尚未興起，砂糖依然是日本從中國大量進口的商品。松浦章教授解釋說，日本在18世紀初期才開始生產國產砂糖，所以在19世紀前半期國產砂糖普及全國之前，都是從中國進口價格高昂的珍貴砂糖。

船行海上，常遇風浪，船舶的穩定性關係生死，海洋船舶需要加載重物。上面提到的銅和蔗糖，以及作為美味佳餚的海參、鮑魚、魚翅等，都曾是往返日中兩國商船完美的「壓艙石」。

在談到廣州時，松浦章教授說，廣州港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南越王時代。17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葉，廣州港曾是東亞和東南亞的最大港口和世界貿易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

廣州社科院歷史所 黃柏莉

年輕時被中國帆船的風貌深深觸動

南都：是什麼契機讓您介入清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在您剛剛踏入這個領域的上世紀80年代，日本和中國學者已經有了哪些指引性的研究成果？

松浦章：1967年我上大三的時候，去聽我的指導老師大庭修教授關於東洋史的講座，講座的內容是「對江戶時代唐船渡來書的研究」。聽了這次講座，我開始對清代中國和日本的交流這方面的知識產生了興趣。教授解釋說，在江戶時代，日本通過長崎與中國往來貿易，中國書籍就作為貿易品之一傳入日本。聽完講座，我對把中國書籍傳入日本的中國商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究竟何許人也？後經查閱，從山脇悌二郎所著的《近世日中貿易史研究》中的「清代鹽商與長崎貿易的壟斷」一章中了解到，那些中國商人是乘船來日貿易的人，除此之外，還了解到安排對日貿易的商人組織的存在，以及有一群商人可稱為貨主，他們中的一部分是晉商，系山西汾州府介休縣的範氏一族。

成為碩士研究生後我也一直在從事清代中日貿易史的相關研究。直到1978年4月份成為專任講師就職於關西大學文學部後，也在繼續這項研究。之後取得機會於1981年4至5月份訪華考察，從上海入境，實地考察了寧波、杭州、廈門、泉州、福州和廣州。在此期間我親眼目睹，史書記載的中國式帆船也就是「junk」，仍然航行在上海、寧波、廈門、泉州、福州的沿海一帶，我為此大受感動。江戶時期將來長崎貿易的中國商船統稱為「唐船」，不少畫裡都能看到其身影。這些「junk」雖與當時的唐船不盡相同，但展現在我眼前的中國帆船的風貌深深觸動了我，也促使我一探中國式帆船活動歷史的究竟。由於中國史料中關於帆船活動的記錄少之又少，我只好去查閱琉球國的漢文外交史料《歷代寶案》，以探尋中國式帆船在東亞海域活動過的證據。果然，其中記載了中國帆船的海難史料。其實早在康熙23年展海令(譯者註：即1684年，康熙頒布法令允許人民出海經商)發布後，清代中國帆船就積極地進行海上活動，而一部分中國帆船在遭遇海難後，漂至西南諸島和琉球群島的這些記錄，更加印證了中國帆船的海外活動和沿海海運活動。在記錄著朝鮮王朝邊境事宜的《備邊司謄錄》中提煉出中國帆船漂至朝鮮半島的記錄，來探求中國帆船的沿海活動，再加上江戶時代漂至日本的中國帆船的記錄等都將之前不明確的中國帆船的具體活動變得更加明了。這些研究成果都匯集在我的《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2002年)，《清代上海沙船航運業史研究》(2004年)以及《清代帆船沿海航運史研究》(2010年)等書中。

上海復旦大學的田汝康教授曾就中國帆船的貿易活動問題，發表論文《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上的地位》，該論文1957年被收錄在《17-19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一書中出版。該書分別詳述了古代的中國帆船、17世紀中國帆船在東南亞的活動、被封建政權所束縛的中國帆船業、華僑在暹羅航運上所作的貢獻、中國帆船業發展停滯的原因、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前後的中國帆船、五口通商與中國帆船，最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帆船在17至18世紀之間得到快速發展，對東南亞的商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田教授又發表了《再論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帆船業的發展》一文，印證了中國帆船在17-19世紀期間曾活躍於東南亞各地，探求了中國帆船在東南亞的航運活動的意義。該文隨後與其他論文一起被收編於《中國帆船貿易與對外關係史論集》中出版。田教授所說的中國帆船主要是航海的尖底型帆船，而在長江或是水深較淺的內海等航行的則是沙船，關於沙船，可參考《中國沙船考略》一書，該書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周世德先生所著，周先生考證了沙船的構造特徵。

然而在這些成果中，中國帆船具體的航運活動卻不夠明確。所以拙著克服困難搜尋史料，考證了中國帆船的航運活動、航行軌跡以及活動目的等。並且考證了可稱為平底型海船代表的長江口一帶的沙船、明末清初活躍的尖底型海船——福建沿海的鳥船的活動。

南都：您的博士畢業論文《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在學界一鳴驚人。請談談您在寫作博士論文時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何特殊之處？如今回頭看，您覺得這部學術著作填補了此前清代海洋貿易研究的哪些空白？您是否認為還有不足和有待深入的方面？

松浦章：關於拙著《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的特點，在第一部中詳述了清代中日貿易相關的中國商人、中國帆船和貿易品。中國的對日貿易史料並不多，但是日本留存下來的史料卻非常多，第一部是我利用這些史料考證中國的對日貿易實際狀態後的成果。第二部則考證了清代的海外貿易情況、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以及西歐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實態。而以往的中方成果中，很少有這樣的研究視點。在《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中，雖然考證了中國商人的對日貿易形態，但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方面，還存在很多尚未考證的課題，例如，其商人組織、帆船形態、貿易品的實況、什麼樣的貿易品被運往哪裡、或是東南亞各地的物產被運往中國沿海的哪些地方等。此外，拙著還存在中國沿海帆船或哪些地區的中國帆船具體在東南亞的哪些區域進行穩定的航海貿易等不明確的問題。

南都：您認為就清代海洋貿易這個課題來說，在研究工作中最吸引人和最困難的方面分別是什麼？

松浦章：清代海洋貿易課題的中心是人、船和物。哪類中國人前往何處、搭乘什麼船、去往何處、裝載哪些物品、又把哪些東西帶回中國。舉個例子，福建沿海的海船將福建產的陶瓷器、紡織品、茶葉、乾貨水果等帶入呂宋（菲律賓古國之一），在當地與西班牙人從新大陸帶來的番銀進行交易，並將番銀帶回福建沿海，其中的具體物流、交通工具以及經營者即中國商人的真實面貌等都是值得深究的課題。

南都：關於清代的海洋貿易研究，您的研究中依託了卷帙浩繁的史料，在您的印象裡，哪些史料比較難獲得，又對研究有極大的推進和助益？

松浦章：在清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中，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能考證具體的人、船、貨物的動向的相關證明材料零星散亂，時間分布也不集中，而且貿易對方國中能夠佐證的史料也不夠完整。在研究中，不僅要查閱中國史料，最好還要同時核對相關貿易國家或地區的史料，然而多數情況下，這些史料都是缺失狀態。但是，近代以後，這種情況就好很多。比如，外國史料中確有記載，在青島被德國佔領時，曾有輪船往返於青島和上海之間。但是，年代越久遠，史料就越少，因此，有必要思考如何彌補史料不足的問題。

沉船考古是貿易史的重要考古學資料

南都：您在研究中，除了充分利用官方檔案外，還重視對民間資料、新聞報導等的發掘。此種學術研究的視野是如何形成的？在利用民間資料和報章新聞等素材的時候，如何去偽存真？

松浦章：我主要從事歷史研究，而研究歷史，批判史料極為重要。因此，我主攻史料較多的近世近代，不僅是中國史，還包括日本、琉球、朝鮮、東南亞等多個國家和區域的歷史。要說史料多的時代，當屬新時代，到了近代，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後，報刊史料更加傾向於以沿海的港口城市為中心，大量使用各地的報刊。新聞報導最好的地方莫過於無論內容真假，日期總是明確的。至於其真偽，可以通過查閱相關史料來辨別。

南都：除了文獻資料以外，關於清代海洋貿易目前是否有考古實物資料可供研究？請舉例說明。

松浦章：貿易史的重要考古學資料就是與沉船相關的考古發掘報告以及沉船中貨物的發現。在這些出土文物中，關於中國陶瓷的記錄備受關注，引導啟示我們著眼於文獻資料中被忽略的史料。

近年來，中國屢屢發布水下考古學成果。李慶新的《「南海I號」與海上絲綢之路》（五洲傳播出版社、2010年1月）一書就是其中之一。水下考古學發現沉沒在海底的船舶，從船舶與大量貨物的考古研究中，獲得更多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新知識。「南海I號」上裝載著6萬～8萬件貨物，其中的瓷器分別來自景德鎮窯、福建的德化窯、浙江的龍泉窯、福建泉州的磁灶窯、廣東省東北沿海的潮州窯、廣東省廣州西郊外的西村窯等等。此外，還發現了能夠推斷「南海I號」年代的重要證據——36種貨幣，包括後漢時代的「貨泉」、唐代的「開元通寶」、五代後周（950-960年）的「周元通寶」、後唐（923-936年）的「唐國通寶」以及北宋時期的銅錢，時代最晚的有南宋時期的「紹興通寶」。「紹興通寶」的「紹興（1131-1162年）」是南宋高宗趙構時期的年號，由此可知「南海I號」確實是南宋時期的商船。

1987年，在廣東省臺山市上川島和下川島附近的海底發現了南宋時期沉船「南海I號」，備受關注。之後在2010年，在福建省龍海市的半洋礁發現的「半洋礁I號」也是南宋時期的沉船。1992-1997年在遼寧省的綏中三道崗海域發現了元朝時期的沉船。2007年在廣東省汕頭市南澳海域發現了明代沉船「南澳I號」、2005年在福建省平潭碗礁發現了清代康熙年間的沉船「碗礁I號」。2008年在浙江省寧波市象山魚山列島海域發現了清代道光年間的沉船「小白礁I號」。這些沉船都裝載了大量的瓷器，特別是明代沉船「南澳I號」、清代沉船「碗礁I號」、「小白礁I號」，裝載了大量的景德鎮瓷器。

其中，寧波象山的「小白礁I號」中發現了詳細的報告書，以及嘉慶年間的花卉紋碗和道光年間的花卉碗，貨幣有康熙通寶、雍正通寶、嘉慶通寶、道光通寶等清代銅錢，還有日本的寬永通寶、越南後黎朝（1533-1777）的最後年號，景興年間（1740-1777）的景興通寶，還發現了刻有「HISPAN. ET IND. REX. M. 8R. F.M.」銘文的西班牙番銀。這種西班牙番銀是由西班牙大型帆船從新大陸帶往菲律賓的，不難想像中國帆船又將其帶往中國大陸。這些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確鑿證據。

這些水下考古成果，是研究海外貿易史不可或缺的材料。

南都：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您幾次到中國訪學，在中國的訪學經歷對您的研究產生了哪些重要的影響？

松浦章：1980年我來華參加在大連舉辦的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學會。次年成為以三上次男為團長的日中貿易史學者友好訪華團的一員，於4-5月考察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為期兩周。之後，從1986年至今，我不時受邀參加中國的學會，在學會前後進行史跡考察與圖書館的史料搜集工作，這些工作賜予我在日本無法學到的新知識。1993年3-9月我在北京留學進修，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研究所裡，得以一覽珍貴史料。近年來我在參加學會的前後，只要有機會，就前往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斷尋求新知識。

尤其是也對外國人開放的圖書館，有很多只能在中國查閱到的資料。我從中得到了更加具體的證據。這些對海洋貿易史的研究也是必需的，以後有機會我將會一直繼續我的考據研究。

南都：日本與中國的海洋貿易始於哪個年代？兩國之間有哪些比較重要的港口和航線？

松浦章：中日貿易始於漢代。在九州島的博多附近發現了「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公元57年東漢光武帝賜予奴國使節的，由此可知，這時中日已經開始有交流。從地理關係來看，長江口離日本九州島很近，所以成為了當時的一條主要航線。唐代的鑑真和尚第六次成功東渡就是從長江口附近開船，途經現在的衝繩及九州南部群島最後在九州上岸，也就是走的這條航線。

明代的日本書籍《日本考》卷二的商船所聚中記載，「國有三津，皆通海之江，集聚商船貨物」，即現在的九州鹿兒島的坊津、福岡縣的博多津、三重縣的津市這三處。

海禁下來日貿易的中國帆船，主要去這三個港口。到了清代，日本也開始「鎖國」政策，對外通商港口就僅保留長崎。直到幕府末期明治初期開放港口後，很多中國商人就不再只去長崎，還去橫濱、神戶、函館等地。

南都：最早從事亞洲海域海洋貿易的是怎樣一群人（官員、漁民還是商人？）他們通過什麼手段在沿海各國之間互通有無？

松浦章：要在亞洲海域開展海洋貿易，就必須具備牢固的航海帆船以及航海技術過硬的船員。而中國沿海的人們和當地所造船舶就是這兩項優質條件。中國帆船的船體、桅杆以及帆布的裝置構造都使其具備良好的航海能力。而日本和朝鮮的帆船，則將帆布左右對稱地掛在桅杆兩側，有利於順風航行，但是一旦逆風就處於劣勢。而中國的帆船，以桅杆為軸，將帆布稍微掛偏，由此既可順風也可逆風航行。中國商人就乘坐這些結構優良、航行能力強的帆船造訪東亞和東南亞海域各國，而且大多數目的地中都有祖輩移民至此的華裔，因此不存在特別大的語言溝通障礙。江戶時代日本的記錄顯示，東南亞各地都存在華人，他們被稱為「住宅之唐人」，也就是居住在當地的唐人。江戶時期的長崎，居住著一些「唐通事（漢譯人員）」，他們是明末東渡日本的華人後代。中國商人在東南亞，與這些華裔之間架起了溝通交易的橋梁。而在到訪朝鮮、琉球、日本長崎以外的地方時，大多數情況下是用紙和筆來進行漢語筆談，通過書寫漢字這一漢字文化圈的共同語言來互相交流。

廣州港在對外貿易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南都：作為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廣州港在清代的海洋貿易裡佔據什麼樣的地位？

松浦章：清代的廣州港，是東南亞朝貢國、暹羅國上貢之路的第一道入境口，也是廣東商船前往東南亞的窗口。廣州港歷史悠久，據考古學資料顯示，最早可追溯到南越王時代。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編集的《西漢南越王墓》書中記載，出土了一些能夠證明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古羅馬、波斯有交流的工藝品，由此可知，廣州很早就開始頻繁地與海外交流，並且在近代以前，都是海外交易的最大港口。

浙江寧波·乍浦的中國貿易船抵達日本，琉球朝貢船抵達福建福州，廈門的中國貿易船抵達東南亞，以及暹羅朝貢船抵達廣州，來華的西歐各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船和18世紀末來華的美國貿易船等，絡繹不絕，熱鬧非凡，最終使清代中國成為了海外貿易的基地。其中，廣州就是最大的貿易港，美國的馬士（H.B. Morse）所著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至第五卷證實了這一點，該書描繪了清代中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通商史。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後，廣州的地位發生變化，位於北端的上海成為了繁華的貿易港口。

但是，17-19世紀中葉的廣州港，仍然是五個通商口岸中最大的港口。貿易對方國中也增添了西歐諸國的東印度公司，18世紀末還增加了美國。這些歐美諸國的貿易船來華尋求中國物產，特別是中國棉布即南京木棉、陶瓷器、茶葉。可以說，17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葉，廣州港曾是世界貿易的最大港口城市之一。

南都：在《海上絲綢之路與亞洲海域交流》一書中，您有專章論述《清代帆船載中國砂糖運銷日本及其影響》。在大多數人的認識裡，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主要貨物為絲綢、瓷器、茶葉等，您是怎麼注意到砂糖這一貨品在對日貿易中的重要性的？

松浦章：「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詞，在日本首次出現在三杉隆敏所著的《探索海上絲綢之路》（1968年）中。三上次男為該書撰寫了序言，認為這條「從中國東南海岸出發，跨越東海、印度洋、波斯灣或紅海，抵達中東諸國的海路」比連接東西方的陸路更為重要，並命名其為「海上絲綢之路」。三杉先生探求中國陶瓷器的海上運輸問題，著眼於被船運至海外特別是土耳其和西歐的中國陶瓷器，他從1968年開始頻繁地使用這個詞，在學會上也日漸引人注目。此外，三上次男將中國瓷器傳往西方的路徑稱為「陶瓷之路」。他在著作《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1969年）一書中提到，在埃及開羅南部老城區的福斯塔特（Foustat）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中國陶瓷片，這是8-9世紀的唐代陶瓷片以及17世紀的清代中國陶瓷片。之後又在東非、阿拉伯半島、東地中海沿岸、印度、菲律賓等地發現了中國陶瓷文物，使他意識到運輸大量中國陶瓷的海上貿易之路的存在。三杉隆敏通過觀察博物館等地所藏的中國陶瓷，結合三上次男通過在埃及等地考古遺蹟發現的大量中國陶瓷片，明確了連接中國和西方的海上航線——海上絲綢之路的存在。於是，「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詞就在日本學會中固定下來。

1987年日本舉辦了以《絲綢之路研討會：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為題的專題研討會，從中國陶瓷器由海上航線運往西方世界這一角度切入，著眼中國瓷器的海上運輸來一探海上絲綢之路的究竟。

海上絲綢之路中備受關注的有海洋、航海、水下考古學、港口、商品、交流等，如：港口遺蹟、沉船遺蹟、海洋文獻、中國陶瓷和香料等。

想用船舶進行海上運輸時，無論時代，帆船在構造上都必須具備桅杆。因此航行時，如果裝貨量較少，船體的水上平穩性會很差。因此，為保證最佳狀態，需要裝載一定的負重。特別是平底型海船的沙船，航行時如果不負重會很危險，但若沒有合適的負重，就裝載一些磚頭或石材。而在進行海外貿易時，若裝載很多這種無甚價值的負重，損失較大，因此裝載一些貿易對方喜聞樂見的，能讓售價比進價高很多的貨物最為高效划算。江戶時期的日本，在18世紀初期才開始生產國產砂糖，所以在19世紀前半期國產砂糖普及全國之前，都是從中國進口價格高昂的珍貴砂糖。然而，中國沿海的廣東東北部、福建東南部等地卻盛產物美價廉的砂糖，因此中國商人們滿載低價進購的大量砂糖，將其作為完美的「壓艙石」運往日本。

由此我才著眼於砂糖，但這也會因貿易對方國的不同需求而大相逕庭。江戶時代從日本返航的中國貿易船，前半期大量進購日本產的銅，但當日本銅的產量減少後，就轉而進購海鮮料理中大受歡迎的海參、鮑魚、魚翅等，這些都是大量的壓艙物。

松浦章

松浦章（1947-）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歷任關西大學亞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等。2017年4月至今，任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他的研究領域始於中國沿海的帆船航運，逐漸擴大到東亞海域的人物、商品、資金等的流動和組織結構，均有深入的探討。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貿易史、東亞海域交流史、中日關係史、中國近代史，是當代日本史學界研究中國海洋史的領軍人物。著有《中國的海賊》《清代上海沙船航運業史研究》《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清代內河水運史研究》《清代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清代帆船東亞航運與中國海商海盜研究》等三十多部學術著作及學術論文五百餘篇。

松浦章對東亞交流史的研究，具有如下特點：第一，跳出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模式，以海洋活動的海域和海上社會群體為研究對象，進行跨國的研究。第二，以海洋經濟為主，又不忽視海洋社會人群和組織的探究。第三，充分利用中外官方檔案，又重視民間資料、新聞報導等多種信息的發掘。松浦章非常注重和中國的學術交流，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參加中日間各類學術研討會達100餘次，在中國學術界享有極高的學術威望。

本系列訪談，由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廣州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南方都市報共同策劃推出

專題採寫：南都記者 黃茜

日文翻譯：浙江工商大學日語筆譯碩士生 熊雨露

（下篇待續，松浦章先生訪談中所引用材料的書目資料見報時隱去，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