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亞洲論壇日前發布了《亞洲減貧報告2020》專題研究報告。報告以「全球化變動與公共危機影響下的亞洲貧困」為主題，梳理了亞洲減貧的最新進展和面臨的挑戰，總結了亞洲減貧的成就和經驗。今天分享的是報告第二章第二節的內容。
貧困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二者同時與經濟增長相聯繫，與經濟增長和減貧具有聯動關係。資源與收入分配必然涉及財富的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平等問題，而減貧不僅與分配相關，也與可分配的收入有關，而可分配的收入最終取決於經濟發展的程度。本部分就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增長與減貧兩個方面的關係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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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與國家發展階段有關
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當一個國家脫離了極端貧困步入發達社會時，人們更加注重社會的流動性而淡化收入的不平等；但對處於收入上升期的新興經濟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具有重大不利影響。然而，經濟增長與收入再分配之間沒有統一的權衡取捨標準；對於低收入國家而言，長期的收入不平等會阻礙減貧工作。
首先，發達國家普遍相信庫茲涅茨的收入不平等倒U型解釋，但該方法的局限性在於無法解釋不平等的持續時間到底有多長。庫茲涅茨（Kuznets，1955年）在有關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研究中得出結論，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呈現倒U型29。該曲線表明在經濟增長早期階段，當人口開始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至其他部門轉移時，不平等率逐漸上升，直到達到最大值。而在經濟增長的最後階段，不平等率會逐漸下降到最低水平。後來這一曲線被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然而，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貧困與共享繁榮》報告估計，全球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已從2008年的0.67下降到2013年的0.62。而在此之前，全球基尼係數從19世紀初到1988年穩步上升，隨後穩定了二十年。30對於單個國家，在沒有外部政策幹預的情況下，很難預料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曲線何時出現拐點，即收入不平等何時開始下降。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儘管存在，但並不會對經濟增長帶來巨大波動。因此從短期而言，這種基尼係數由低到高持續一段時間之後下降的「倒U型」情況基本不存在。
其次，在新興經濟體中，收入不平等可能沒有直接的經濟影響，但可能會因產生社會或政治問題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在考察了全球29個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分配與再分配之間的關係時，學者們發現從長期來看，不平等對增長具有重大不利影響。31由於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的發展加劇了收入不平等，突出表現在區域間的不平等加劇，如東中西部之間的差異。國內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以及貿易活動均促使區域不平等擴大。印度與中國的情況類似，在印度，不同區域之間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劇，城鄉收入差異擴大。因此，中印兩國的再分配政策並沒有有效地緩解因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平等擴大化。
經濟上升階段凸顯了各種結構性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如果無法得到及時糾正，可能會出現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權更迭，引起嚴重的經濟後果。但到底是追求經濟增長還是公平發展，各國的情況不同，沒有統一的標準。
再次，對發展中的中低和低收入國家而言，較高的初始不平等程度限制了經濟增長在減少貧困方面的有效性，而在給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上，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平等直接增加了貧困。32
由此可以看出，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影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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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增長有利於減貧，但受到不平等程度的影響
經濟增長總體對減貧是有利的，但並不必然如此，關鍵還要看一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益貧性增長，即通過增長實現減貧。傳統的「涓滴效應」認為「水漲船高」，底層的貧困人口會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受益，然而這種想法幾乎沒有得到經驗支持。通過1993年至2001年的全球消費情況的分析，Peter Edward (2006)發現上世紀九十年代全球消費增長的一半受益者是發達國家，另一個主要的受益者是中國，中國極度貧困的人口數量下降了，並且新興中產階層開始壯大。在其他地方，窮人的人均消費增長僅佔了全球平均消費增長水平的一半。增長確實對窮人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增長對富人而言更有利。分析表明，依靠增長來減少貧困效率很低，更直接的國家幹預似乎更有效。這些見解在全球指標（例如基尼係數）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說明。33對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學者指出是因為中國沒有遵循「正統的」經濟學建議34。實際上，中國只是採取了更加切合其實際情況的務實政策。過去二十年來，亞洲儘管經濟快速增長，貧困人口持續減少，但不平等狀況進一步惡化。跨國的經驗分析表明，財政再分配政策，針對宏觀穩定的貨幣政策以及刺激貿易、減少失業和提高生產率的結構性改革是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其主要政策含義是，亞洲仍有加強此類政策的空間，尤其是亞洲的新興市場地區，擴大財政再分配對包容性增長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35
一些更早期的研究使用了60個發展中國家的126個時間段的數據集來分析貧困的增長彈性，即在給定的經濟增長率下，貧困發生率的降低程度。研究發現，儘管經濟增長確實減少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但減貧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增長的定義與收入不平等的狀況。36
收入增長與減貧之間存在廣泛的關係。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收入增長似乎是貧困減少的合理反映。但是，許多國家的收入增長強勁，但貧困減少得不多，反之亦然。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和最為重要的新興大國，中國和印度兩國自1981年以來都在大幅減少貧困，但中國的減貧幅度遠大於印度。儘管印度的人均GDP表現可觀，但其收入增長仍然有限，因此印度的減貧進程就相對緩慢，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GDP和收入增長的背離並不罕見。對許多國家而言，最初的收入不平等情況決定了收入增長和收入差距擴大對減貧的影響。收入較平等和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在既定的經濟增長率下具有更強的減貧能力。這些國家還享有更大的不平等彈性，也就是，與低收入國家相比這些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對貧困的危害更大。相對之下，低收入國家如要降低貧困水平，就需要在增加收入和減少收入不平等方面都做出更大的努力。儘管自1990年代初以來，收入水平和不平等情況在貧困狀況的變化中起到的作用存在重大差異，80%的國家都出現了貧困人口減少的情況，平均而言，幾乎所有這些成功都可歸因於收入增長而不是收入不平等的變化。37最近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但是，當同時考慮到收入不平等和貧困時，不平等對增長的負面影響似乎集中在貧困發生率高的國家。因此，這些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在這些國家實施減輕貧困的政策，即使這些政策對收入不平等沒有任何改善。38
綜上所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減貧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所不同；在同一時期，不同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也有差異。經濟增長是否推動減貧，最終取決於這個國家使增長轉化為減貧政策的實踐能力，無論是通過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在可能影響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和人口統計學因素，特別是各國共同面臨技術變革、（逆）全球化、戰爭和流行病這些外部因素。如何做好準備迎接未來變化，不存在一個「萬能藥」式的應對策略。這是亞洲國家在減貧道路上面臨的挑戰，也是做好體制與能力準備、增強疫後恢復力的一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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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 1-28.
30 參見世界銀行網站「Yes, Global Inequality Has Fallen. No, We Shouldn』 t Be Complacent」一文（October 23, 2019）。網站地址：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9/10/23/yes-global-inequality-has-fallen-no-we-shouldnt-be-complacent。
31 Suresh Babu, M., Bhaskaran, V., & Venkatesh, M. (2016). Does inequality hamper long run growth?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52, 99-113. doi: 10.1016/j.eap.2016.08.00532 Fosu, A. (2017).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nt global evidence. Research InEconomics, 71(2), 306-336. doi: 10.1016/j.rie.2016.05.005
33 Edward, P. (2006). Examining Inequality: Who Really Benefits from Global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34(10), 1667-1695. doi: 10.1016/j.worlddev.2006.02.006
34 Milanovic, B. (2003). The Two Faces of Globalization: Against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World Development, 31(4),667-683. doi: 10.1016/s0305-750x(03)00002-0
35 Aoyagi, C., & Ganelli, G. (2015). Asia』 s quest for inclusive growth revisited.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40, 29-46. doi:10.1016/j.asieco.2015.06.005
36 Adams, R. (2004). Economic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stimating the Growth Elasticity of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32(12), 1989-2014. doi: 10.1016/j.worlddev.2004.08.006.
37 Fosu, A. (2017).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nt global evidence. Research InEconomics, 71(2), 306-336. doi: 10.1016/j.rie.2016.05.005
38 Breunig, R., & Majeed, O. (2020). Inequality, pover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1, 83-99. doi:10.1016/j.inteco.2019.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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