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瑞典窮人的收入是一個剛果民主共和國窮人收入的200倍；在查德，一個富人家的孩子上小學的機會是窮人家孩子的7倍。這兩個數字展現了國家與國家之間和一個國家內部在經濟、社會上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現象正是聯合國經社事務部雙年度旗艦出版物《世界社會發展報告》2013年版的關注重點。聯合國電臺記者黃莉玲就報告的主要內容採訪了經社事務部社會政策發展司社會發展處處長楊文豔。
記者：這個世界毫無疑問是不平等，但不平等的狀況到底是怎樣的，報告是怎樣去分析和描述的?
楊文豔：首先不平等包括全球性的不平等，還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這是兩個角度。不平等現象有好幾個方面，比方說經濟方面的不平等，收入財產，還有就是非經濟方面，關係到人民的福祉水平，比如說健康和教育情況。首先從經濟狀況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在縮小，但是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反而加劇了，大部分的國家都是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嚴重了。經濟方面，雖然全球範圍內平均收入的差距在減少，但絕對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比方說一個阿爾巴尼亞或者俄羅斯的居民，如果他拿他們國家的平均收入的話，他的收入低於瑞典最底層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而且瑞典最底層的10%的人的收入是一個生活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最底層的10% 的人的收入的200倍。所以其實全球性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還是相當的嚴重的。
國家內部，其實全世界70% 的人口住在近二十年內國家內部更不平等的國家裡面。從教育和健康這兩個非經濟的角度，不管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均水平，還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居民之間的差距都在縮小，這是非常肯定的，但是絕對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無論人均壽命還是婦女由於懷孕和生育而導致的死亡率，富裕的國家和貧窮的國家之間差別是非常大的，就是在國家內部這個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從平均的數字上來說，如果說這個孩子家庭是屬於上層的經濟收入的話，孩子上小學的可能性是最底層孩子上小學的機會的兩倍。我們的報告裡面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描述。
記者：剛才您提到一個數字非常有意思：實際上世界上70%的人口都生活在不平等現象在擴大的國家，那麼是不是說有30% 的人生活在不平等狀況正在改善的國家，這些國家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區域或者經濟上的分布呢?
楊文豔：從歷史上來說，不平等現象不太嚴重的是北歐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差距比較大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但從1990年到2010年，這個情況就反了一個個兒，在北歐和亞洲這些歷史上相對比較平等的國家差距在拉大，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比較不平等的國家現在情況在好轉，甚至有些國家取得了非常顯著的進步，比如說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這些國家都取得了不小的進步。在非洲也有一些國家在消除不平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不小的進展，比方說波札那和賴索托。
記者：剛才您提到北歐地區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在擴大，在我們的印象當中北歐的社會政策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趨勢呢?
楊文豔：近二十年經濟的政策越來越傾向於市場化，在這些傳統上比較平等的國家，他們其實是政府干預的成分比較多，通過福利政策、各方面的幹預比較多，在整體市場化的過程中，他們的社會政策在包容性和支持性方面有所減弱，所以在這些國家不如以前了，但從絕對的不平等水平來相比，北歐和亞洲還是比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要更平等一些，只是說近二十年來是不如以前平等了。
記者：說到這個問題我就想到中國，報告有沒有在不平等的問題上關注到中國的情況呢?
楊文豔：中國的問題是增長和不平等並行的狀態，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是非常平等的，是大家平等窮，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引進激勵機制，讓大家有一定的不平等。但問題出在哪兒呢？最近這十年、二十年來，中國的不平等加劇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常用的一個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世界上、歷史上非常不平等國家的係數，所以這個問題就引起了大家很大的關注。中國國內的不平等狀態主要表現在貧富的總體收入上的差別，更大的是城鄉差別的擴大。
記者：基尼係數是一個什麼樣的指標？中國現在的基尼係數是多少?跟歷史上不平等狀況比較嚴重的國家相比狀況是怎樣的?
楊文豔：基尼係數是經濟學家做出來的一個統計數字，把一個國家人口平均分布在從1到100的一個直線上，從最富的20%的人到最窮的20%的人，分成五個組，最富的20%的人佔人口的多少，他們的收入佔總收入多少。如果說佔人口比例比較小的人佔收入很高的話，這個社會就相對不平等，如果佔的收入跟人口的比例比較對稱的話，這個社會就比較平等。佔人口的比例跟佔收入的比例是不是對稱，如果是零的話，就說明這個國家是絕對平等的，人口佔1%，佔收入也是1%。要是基尼係數是1的話，這個國家是絕對不平等，就是說1%的人佔了所有的收入，其它人都沒有，但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基尼係數越高，說明這個國家收入越不平等。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基尼係數一直都是在0.3或者30%以下，是非常平等的社會，但現在這個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40%。國際社會做這方面（研究）的人有一種共識，就是說超過40%，這個社會已經是不平等了、值得注意的、進入了相對的警告、甚至紅線區了。我記得最近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到了46%。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已經很關注，而且採取了一些行動，比方說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再一個就是在教育和衛生方面的投入已經開始增加，但是我們覺得在農村和偏遠地區的投入還要加強。再一個就是我們覺得宏觀經濟政策要把減少不平等作為一個目標，而不是光為了控制通貨膨脹或者減少財政赤字，這一般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我們希望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當中應當把減少不平等當做目標之一。我們覺得這是非常有希望的，現在大家都在談中國夢，實現中國夢對於老百姓來說就是有自己小康社會的一種願望，自己勞動所得收入能夠支持自己的家庭，支持自己的孩子上學。
記者：平等為什麼重要呢？
楊文豔：這個問題的反面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關注不平等？社會的平等和不平等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福利，不光是對最底層的人他們的福利會受到不平等的影響，這是很顯然的，如果要是在社會底層的話，社會越不平等你就越沒有希望、沒有出路，但是整個社會都會受到不平等的影響。為什麼? 首先我們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你的勞動有報酬，而且是一個相對合理的報酬，成功與否不取決於你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或者你出生在什麼地方，而是你經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取得成功，這是大家都希望的。
另外就是從很實際的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都不是在一個靜止的環境裡面，都是在動態的環境裡面，需要做經常性的、政策性的、結構性的調整。如果這個社會相對比較平等的話，大家都會覺得我們是有難同當、有福共享，社會的共識比較容易達成，調整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實施。從經濟的理論上來說也是這樣，一般人在相對收入比較低的時候會把收入用在消費上面，收入比較高，多出來的錢就會存起來。從經濟需求的總量來說，收入分配得越均等，形成的消費需求就越高，要是分配不平等的話，形成的總量就會比較小，最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講，你的消需求的總量決定經濟增長的空間，所以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發展、尤其是中期和長期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
再一個就是如果大家覺得不平等的話，就給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形成肥沃的土壤。大家不滿的話，就會比較容易出現政治和社會上的一些公民行動。所以說平等對社會和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有沒有導致不平等的現象加劇呢?在那些國家問題比較突出？
楊文豔：從初步的觀察來看，尤其是在經濟危機後期，國家採取了一些措施對不平等可能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比方說在受經濟危機直接衝擊的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從財政上普遍採取的財政緊縮為主導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且受到危機餘波衝擊的發展中國家也有這種苗頭。在政府緊縮財政政策的時候一般社會支出項目都會被砍，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一些窮人，他們其實需要這些項目、這些福利來維持他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再一個，在經濟復甦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的部門和所有的工作崗位都在以同等的速度復甦，比方在美國首先復甦的還是金融部門，比較下層的技術含量比較低、平均工資比較低的這些部門，他們還沒有恢復過來，但是在華爾街，從工資到獎金都恢復得差不多了。
記者：減少不平等需要什麼樣的政策？有哪些政策、在哪些國家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楊文豔：不平等並不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命運，各個國家都可以在政策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對不平等問題進行治理的話，首先社會政策會起作用。我們覺得比較有效的是普遍性的社會政策，再一個就是政府要投資普及教育和基礎的衛生服務，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政策，這在拉美國家都是非常顯著的。同時，我們的報告分析也發現，在各個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有一些弱勢群體，他們不管政策執行到什麼程度，總是臨更嚴重的挑戰，比如老年人，比方說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居民。所以有些是弱勢群體需要特別的關注。我們在報告當中也強調在普遍的社會政策框架之下要有顧及特殊群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