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備受關注的崔方之爭再度發酵，美國人怎麼看待轉基因的話題也被拿來說了又說，不過在小崔所說的一系列「真相」當中，關於「真相」的真相又是什麼呢？
應該說，小崔很讓人佩服，在眾說紛紜之際，自費前往美國考察轉基因的情況，體現了中國文人為天下負責的精神。同時，小崔也不缺媒體人的睿智，一下飛機就「召見」媒體，通報赴美考察成果，隨之新聞熱點再次形成。
小崔這次的考察，雖然被媒體同行稱作「外行」，但確實發掘出了以前國內對此事討論時所忽略的一些「真相」，包括美國人對轉基因的態度。用他的原話說：「專家說美國人從1996年左右開始吃轉基因食品，放心吃了17年，但我採訪中巧遇的美國人，像導遊、司機、售貨員等，一半以上不知道轉基因是什麼技術，用於食品安不安全。我看到一個NGO組織，2005年在美國一個州的調查數據顯示，只有25%的人知道轉基因技術。所以我的結論是：美國人稀裡糊塗地吃了17年轉基因，根本不是放心地吃。」
我不知道哪個專家說過美國人「放心」吃了17年，但我知道，許多專家都說過美國人吃了17年轉基因這一事實；我也知道，正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大多數美國人的確搞不清楚轉基因是怎麼一回事，這也正如同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都搞不清楚自己吃的食品中有什麼添加劑一樣。例如，200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43%的美國受訪者不知道轉基因或對其知之甚少[1]；2006年皮尤調查中心的一項公眾轉基因認知情況的調查也顯示，有58%的公眾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轉基因食品的消息[2]。對於美國涉及轉基因研發、管理和傳播的專業人士而言，這從來不是一個秘密。
美國有定期的有關轉基因的民意調查，但與歐洲不同，歐洲的Eurobameter系列民意調查是歐盟官方資助的，美國的轉基因民意調查則是由各個民間機構或媒體實施。相對而言，著名的輿論調查中心皮尤基金會所做的調查被引用得最多。但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專業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也很少會關注常規的調查結果（現在皮尤已經不再進行該項目），因為美國的主流媒體根本不會去報導。
既然是民間為主的民意調查，必然會面臨一個標準問題。對於輿論調查而言，提問方法、提問技巧等都會造成答案的迥異。在輿論學上有一個比較經典的案例：1950年代冷戰時期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如果直接問是否同意蘇聯記者在美國採訪，大部分美國人不同意，但如果先問是否同意美國記者在蘇聯自由採訪，然後再問是否同意蘇聯記者在美國採訪，大多數受訪者都會連說兩個同意。同樣，在美國的一項輿論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如果先問是否願意接受轉基因，大多數人會選擇「否」，但如果問是否願意接受農業生物技術，大多數人會選擇「是」，而對於選擇不接受轉基因的受訪者，如果向他們介紹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為沒有證據顯示轉基因有害的結論後，則大部分人會改變觀點[3]。
其實這個很好解釋，因為大多數人根本搞不清楚轉基因是怎麼回事。美國媒體（包括紙媒和電視）也從來不把轉基因——包括在中國和歐洲沸沸揚揚的一些轉基因生物安全事件——當成重要新聞報導[4]。所以當人們突然聽到一種新的食物，本能地會拒絕；但如果跟著說FDA認可其安全性，大多數美國人又立刻會覺得無所謂，因為美國人太相信FDA的權威了。
而且，由於是民間調查，必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所以如果你去反對轉基因的網站上看，一定會通報說某次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民拒絕轉基因，但如果你去食品工業協會或農民協會之類的機構網站上，總能找到消費者大多數接受轉基因的報導。
當然，相對於接受還是贊同轉基因來講，美國大多數民意調查會比較一致地顯示老百姓多數支持標示轉基因。美國採取的是自願標示制度，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不會有廠家去標示自己產品是轉基因的，怕這樣做會嚇跑消費者。
例如，今年7月美國廣播公司（ABC）委託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有90%以上的受調查者支持標示轉基因[5]。這次調查的背景是，2012年加利福利亞州就強制標示轉基因舉行了全州公投，結果提案被否決；此次失利後，反對轉基因的組織繼續在華盛頓州推動舉行公投，要求在華盛頓州也強制標示轉基因食品。然而，像加州53%的居民在公投中反對標示轉基因一樣，在投票日到來時，55%的華盛頓州選民投票反對標示轉基因。
如果說各種民意調查眾說紛紜，那全州公投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實際的民意。可為什麼兩次公投結果（實際上，10年前還在俄勒岡州進行過一次要求轉基因標示的公投，要求標示者同樣敗北）會與民意調查顯示了那麼大的差別呢？回到本文開頭小崔提到的問題，選擇在兩個州的公投中拒絕強制標示的美國人是否是稀裡糊塗地吃著轉基因，並且用投票的方式選擇繼續稀裡糊塗呢？
看到美國人投票拒絕標示轉基因，你可能會覺得美國人缺心眼兒，標示就標示唄，與我有什麼關係？多一道保證總比少一道好。而且，你會覺得這裡面有貓膩，為何民意調查顯示的壓倒性地支持公投，怎麼就不能變成投票結果，難道美國人刷票了？
在民主選舉深入人心的美國，刷票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贊成標示一方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發現有刷票痕跡，那他們一定會以各種司法途徑死磕到底。組織全州公投的州政府選舉部門絕沒有膽量惹那個事兒。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就在於「知情」兩個字。在不知情的時候，不少美國人群情激奮要求標示轉基因來捍衛自己的知情權，但一旦得知了標示的代價，知情後的大多數美國人在投票中選擇了「繼續糊塗」。
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做什麼事情都需要成本這亙古不破的原理。
在加州和華盛頓州的公投中，支持轉基因食品標示的人們批評生物技術和其他食品工業花費了大量金錢「收買」了輿論。2012年的加州公投，生物技術和其他食品工業投入了4000萬美元（贊成標示一方的贊助費用為將近1000萬美元），2013年華盛頓州的公投，前者則投入了2100萬美元。
反對提案的一方確實大打廣告攻勢，正如美國大選期間，總統候選人也會在廣告中燒掉絕大多數經費一樣。反對提案的一方除了傳播不需要強制標示轉基因這一美國科學界的共識之外，還計算了如果強制標示轉基因，將會在產品的生產、包裝、存儲、運輸等各個環節增加成本，最後這些成本都會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正像有機農業的較高生產成本，最終會轉換成較高的價格一樣。據一種估算，對所有轉基因產品進行標示，最終會讓每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每年多花大約400美元在食品上（※此處已更改）。
小崔說沒有轉基因的有機食品「價格會比轉基因食品貴一些，但一般人我看還是吃得起的」。但事實是，雖然就「貴一點」（超市中有機食品的價格至少為普通食品價格的2倍），一般的美國老百姓也會拒絕買單，所以導致美國有機農業的發展一直不盡人意。據美國農業部的數字，儘管有機農業經歷了快速增長，但到2008年，仍然只有0.51%的美國耕地用於有機農業生產。所有有機作物中，只有通過有機農業方式生產的紅薯，其產量超過了採用包含轉基因在內的各種現代技術的常規農業，其他大部分畝產量都在常規農業的60%以下。
但大打廣告「收買民意」一方並非僅僅是自言自語，美國科學界堅定地站在了其後面。2012年底在加州投票前夕，代表美國科學共同體的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發表了關於轉基因食品標籤的聲明[6]，聲明指出，現在市場上銷售的轉基因食品都經過了嚴格的安全性實驗才獲得批准，至今沒有任何可靠的科學證據表明這些已經獲得批准的轉基因食品比其他食品具有更大的風險，如果強制標識將可能導致消費者誤認為轉基因食品有害。
最終，強制標示轉基因的提案在加州和華盛頓州被否決，這意味著今後在美國銷售轉基因食品可以繼續不用強制標識。美國消費者將繼續保持糊塗。
但圍繞著轉基因標示的故事遠沒有結束，贊成標示一方在華盛頓公投失利後，發誓要把戰火擴展到全國。據最新的消息，要求標示一方已經開始在歐巴馬的老家伊利諾州徵集籤名（有收集夠幾十萬個籤名才能啟動公投程序）。反對方自然拭目以待。可以肯定，以孟山都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公司、以百事為代表的食品工業以及以沃爾瑪為代表的大型超市，都會在其年度預算中預留出相關費用。
其實贊成標示轉基因的一方並非毫無成就。去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東海岸富裕小州康乃狄克，州議會通過了標示轉基因的決議，前不久州長籤字該法案生效。
這不挺好的麼？還用得著費勁巴力的公投幹什麼？
且慢，看看康乃狄克標示轉基因的條件：本州同意強制標示轉基因；如果美國東北部各州中的其他四個州通過類似提案，且這些通過提案的州的總人口超過2000萬，本州將開始執行這一決議。與康乃狄克前後腳，位於美國東北角人煙稀疏的緬因州也通過了附加類似條款的轉基因標示議案。
哈哈，原來是政治家的文字遊戲。東北部各州，即新英格蘭6州和紐約州、賓州和新澤西。在東北部，紐約州和賓州是兩個大州，也有著龐大的農業產業。而包括康州和緬因州在內的新英格蘭各州都不主打農業。所以，上述的附加條款意味著，紐約州或者賓州也至少要有一個州通過該法案才能執行。
康乃狄克州議會的投票在2012年初就開始醞釀。儘管最終通過的是一個「mission impossible」（電影《碟中諜》的原名，意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還是讓康州走到了美國各州的前列，因為這個小而富（緊鄰紐約，大量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住在這裡）的州幾乎沒有任何規模化農業，但即便如此，2012年在州議會辯論時，州務卿還是聲稱，如果康州率先標示轉基因，將讓當地農業、零售和物流等行業增加10%的成本。
實際上，從2011年以來，美國已經有至少20個州的議會在討論有關標示轉基因的法律提案，但除了康州、緬因州這兩個不可能完成的議案外，其他提案無一獲通過。而且，支持標示轉基因的團體也在不斷跟蹤美國聯邦議會的參眾兩院議員的態度。他們發現，今年支持轉基因標示的議員數量又有所下降[7]。
而另一方面，美國也有至少16萬人（截止於2012年3月的數字）籤名要求聯邦政府像歐洲和中國那樣強制標示轉基因，但主管此事的FDA以科學證據不足及現有證據支持轉基因安全為由並沒有支持請願者的訴求。
為何在轉基因標示這個問題上，議員、科學家和政府部門所代表的精英階層與民調中顯示的老百姓意志大相逕庭呢？這還能夠體現人民民主的力量麼？
與上一節有關公投的分析所揭示的結果一樣，美國有決策權或能影響決策的精英們有充分的條件在轉基因一事上知情，而知情的結果就是他們在選擇自己繼續糊塗的基礎上，也替老百姓們作出了如是選擇。
那這還是民主麼？不錯，這可能不是屈就民粹意志的民主，但這並不違反理性民主的原則。按照美國建國國父們確立的理性治國的原則，民主的決定應該是經過理性權衡的決定，從來不能因為人數多嗓門大而形成所謂的「多數人暴政」，這也是美國憲法賦予了最高法院推翻國會決議的權力的原因。在轉基因問題上，同樣沒有法律要求，FDA要根據籤名人數多少來制定自己的政策。
本文在開篇即說，小崔自費赴美國調查轉基因很讓人佩服，但這並不等於說小崔的調查結果就一定讓人信服。《財經天下周刊》最近曾指出小崔調查不專業，沒有採訪到最該採訪的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小崔則在接受採訪時說，「不是我不願去採訪美國政府部門，而是他們突然不接受採訪。我覺得原因可能是有些問題太尖銳，他們不願回答，」所以他感到很氣憤。
作為多年的新聞工作者，我必須承認，年輕記者入門學習的最早的技能之一，就是在爭取採訪機會時要順應被採訪者以獲得機會，而在採訪進行時則可以用尖銳的問題控制被採訪者。所以，如果小崔真的是因為問題太尖銳而喪失了採訪機會，我只能說，或者小崔學新聞的時候沒有學好（希望小崔在教新聞的時候能補上這一課），或者是因為在央視這樣的大機構作慣了大腕，已經沒有耐心去爭取機會了。
新聞記者需要豎立遠大的理想，也同樣需要理性地運用新聞調查的各種手段。這也包括在採訪轉基因這種問題時，至少要看一下對相關的主要學術成果的介紹，在網際網路日益發達的時代，這一工作不用太複雜，看一下維基百科的相關詞條及其支持每一個說法後面的文獻，不會佔用太多時間。
耐心和理性地運用各種手段，可以有助於我們發現問題的真相，並不會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和價值。
更正說明
據一種估算，對所有轉基因產品進行標示，最終會讓每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每年多花大約400美元在食品上，不是發布之初寫的「每個月多花400美元」。經讀者 @木椅蒸魚 指出後更正，特此說明。（2014-1-14；14:58）
賈鶴鵬，著名科學評論者，中科院《科學新聞》雜誌前任總編輯，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