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類思與安文思為張獻忠造天文儀器。繪圖羅樂
利類思與安文思修建的北京東堂。智超攝
記錄張獻忠與洋人交往史的《聖教入川記》。
張獻忠劫掠的蜀王金寶。
張獻忠劫掠的金碗。
張獻忠鑄造的西王賞功金幣。
關於大西皇帝張獻忠的史料頗多,但正規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聽途說,良莠不齊。因為絕大多數作者,並沒有親見過張獻忠本人,更沒有置身大西宮廷耳提面命,領教「黃虎」的喜怒無常與歇斯底裡。因此,法國傳教士古洛東1918年整理印行的《聖教入川記》就凸顯出無與倫比的價值。用現在的話說,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關於張獻忠以及大西政權的非虛構之書,並不為過。
《聖教入川記》記錄了利類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經歷,尤以兩人在張獻忠陣營所待兩年多時間的親歷為貴,驚心動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類思,義大利西西里島人,貴族出身。1636年抵澳門,取名利類思,1637年來到內地,在江商二年後,赴北京助修曆法,1640年入川,創建成都教堂。這是天主教進入巴蜀的濫觴,異域的教堂也隨之在天府之國相繼建立。利類思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達20餘種。利類思於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墓地,位於利瑪竇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諭旨。
安文思,葡萄牙人。1640年來華,先住杭州,後入川,崇禎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
1644年張獻忠起義軍再度入川,攻克成都,兩位傳教士於城陷前逃到山區避難,不久即為張獻忠手下所獲,遂在起義軍中為大西政權製造天文儀器。清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在西充縣被一箭穿胸斃命,利、安二人又為清軍所獲,被肅王豪格留在軍營,後隨軍到西安,到北京後,先後受到順治、康熙皇帝的優待。豪格死後,利類思和安文思獲得自由,參與天文臺的工作,皇室賜給兩人一座宅院,他們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稱為東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號。
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藝,善於製造機械,先後為張獻忠和清朝政府製造過許多儀器,康熙帝稱讚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除了製造機械,他還於1668年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一文稱頌中國,後以《中國新志》為名刊行於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期間著有《張獻忠記》一書,敘述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大西宮闕當中的經歷和見聞。安文思逝世後,賜葬滕公柵欄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區北營房北街(馬尾溝)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樹立的「安文思墓碑」。
1640年,義大利人利類思受東閣大學士劉宇亮之助,入川來到劉宇亮在綿竹的老家傳教。劉宇亮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屢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
劉宇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時,常與家僮角逐為樂。性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得與。但劉宇亮聲望極大,熱心天主教,在他的影響下,利類思在他老家住了8個月。他的家院裡,「為利君將中堂裝飾一新,堂中懸救世主及聖母像,設祭臺,上置黃蠟燭臺及各花草,宛如聖堂然。利司鋒常在此處,不獨向各紳宦講論聖教道理,而各等人民來遊玩者亦為之講道(成都人士從未見經堂,聞風來觀者殊不乏人)。聽者皆樂而忘倦。於是進教者實繁有徒。」
崇禎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張獻忠率領起義軍攻破成都城池,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無路,帶妃妾自沉於蜀王府內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淥也趕緊自殺;四川巡撫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渤、按察副使張繼孟等明朝派駐四川的主要官員因拒不投降,均被農民軍處死。
張獻忠分軍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區的州、縣。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農曆冬月十六日,張獻忠據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國,改元大順,稱帝,以成都為西京。
此時,躲避在綿竹縣劉宇亮老家的利類思與安文思,見到了從成都逃出來的教堂執事安當先生,聽他講成都屠殺慘狀後,幾乎是面無人色。估計綿竹縣即將成為瓦礫,他們連夜墜城逃跑,來到幾百華裡之外的雅安天全縣。
《聖教入川記》沒有交代清楚的是,兩人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們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風聞張獻忠雄才大略,有勇有為,能任國事;其次,在於曾經擔任成都縣令的吳繼善,已搖身一變,升任大西國的禮部尚書了。
這個吳繼善是何許人也?他為什麼要推薦兩位司鐸?出身江蘇太倉的吳繼善,乃是寫《圓圓曲》和《綏冠紀略》的著名詩人和歷史學家吳偉業(梅村)的族兄。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進士,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認識被崇禎重用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吳繼善奉命到成都作縣令,離京前他與湯若望告別,湯若望請吳繼善給利類思帶了一封書信,吳繼善到成都接印視事後即拜謁利類思,「暢談間,殊為相得」,遂成為朋友。
吳繼善向皇帝大力推舉兩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張獻忠早已知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與萬曆皇帝的交往,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貢品,加上崇禎皇帝重用教士湯若望,順勢而導之,奇技淫巧,令人腦洞大開。對此,張獻忠也渴望一睹為快。他下令,派遣禮部尚書立即請兩洋人出山覲見。
見到禮部來人,不得有誤,他們星夜從天全縣趕往成都。當日黃昏,入住成都光祿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們來到蜀王府,見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當時,這兩個人都還算年輕,畢恭畢敬,他們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兩人穿著傳教士的黑袍,胸口掛十字架,手裡還捧西文版《聖經》。一名傳教士自我介紹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穌會士,中文名叫利類思,是義大利人。」
另一名傳教士也自我介紹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兩人的漢語都說得不錯,他們下過很大的語言功夫。利類思道:「我們在澳門學了兩年的漢語,風聞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們就來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給洋人留下好印象。這兩人膽子夠大,可以說是明末最有冒險精神的兩名傳教士,這讓久經沙場的張獻忠暗暗稱奇。
張獻忠放低身段,「問泰西各國政事,二位司鐸應對如流。獻忠大悅,待以上賓之禮,請二位司鐸駐成都,以便顧問。並令遵己命,同享國福。且許將來輔助教會,國家太平之後,由庫給貲,建修華麗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國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鐸唯唯而退。」
張獻忠是最求立竿見影出效果的人,不喜歡口惠而實不至。兩位洋人前腳回光祿寺署,他已經派人送來了各色點心、數匹綢緞、六十兩白銀,朝袍各兩件。兩人受寵若驚,翌日上朝拜謝。
一見洋人沒有穿中國式朝衣朝冠覲見,張獻忠有些不悅,洋人解釋說早已絕世俗榮華,張獻忠對此發表了一通宏論:「吾固知爾等是傳教司鐸,已絕世榮世爵。吾賜袍之意,是出自愛慕之誠,非有任官賜爵之心。然按中國風氣,凡入朝見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褻瀆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爾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又是西國學士,吾當屢次請見。若衣素服在王前往來,與朝臣不同,令人詫異,非吾尊敬賢人之心,亦非顧問員之所為也,二爾等勿得推卻。」
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話,思維嚴密,滴水不漏。兩位洋人理屈詞窮,只得領受了大西國的重禮——朝服。張獻忠見目的已經達成,不禁龍心大悅,封洋人為「天學國師」。每人每月獲得十兩銀子的俸祿。
張獻忠經常在金鑾殿求學問道,天文地理,表達出了好學上進的君子勢頭。洋人老實,豈能探之水深。
轉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間,傳統意義上的春節是指從臘月初八的臘祭一直到請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為高潮。元代費著寫的《歲華紀麗譜》記載,南宋的成都冬至,毫無例外地成為一個宴樂的由頭,當時成都地方長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設宴。
陝西也有冬至吃臘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為隆重。張獻忠決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過一個「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與賓客,「列筵豐美,堪比王家,賓客眾多,難以盡計」;宴會設在「宮內正廳,此廳廣闊,有七十二柱分兩行對立,足壯觀瞻」。這表明此時明蜀王府宮殿雖然經過政權易手,依然蔚為大觀,宏麗雄偉。
張獻忠下令,請兩位洋人升坐。張獻忠首席,閣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張獻忠的老丈人列第四,餘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開始,張獻忠噓長問短,首先問及天主教以及傳教事情。他關心的是「西學」,問及算學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張獻忠每每聽完洋人的答覆,轉身就與左右辯論,舌燦蓮花,出天文進算數,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他已經頗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認:「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他們暗暗稱奇,進而忘情山呼萬歲: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
張獻忠重用傳教士的動機,首先在於鑄造天象儀、地球儀。這滿足了他極大的好奇心。
西漢時,蜀地奇才落下閎就提出了「渾天說」,是極富想像力的天文理論,他認為整個天體渾圓如一個巨大的蛋,天如同蛋殼,而地就像蛋黃。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繞著南北兩極不停地旋轉。其可貴處在於承認宇宙是運動變化的,而且這種運動和變化是有規律的。他發明製作了渾天儀,用來證明「渾天說」。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儀器,是當時世界上最精密的天體觀測儀,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確地標刻在他的儀器上,儀器的轉動,能演示出它們在天空運行的軌跡。在落下閎提出「渾天說」之後一千六百年間,世界上一直沒有其他理論比他的想像說更為正統。
張獻忠並非一竅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張獻忠給兩位天學國師下令:製造天球儀與地球儀。二司鐸接旨,立即繪製設計圖並指揮數十名工匠費時半年用紅銅鑄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邊彭州以及滎經縣、瓦屋山歷來產銅,但他們使用的銅應該不是來自銅礦,而是直接用搶劫而來的銅器皿、佛像熔鑄而成,這與大西國鑄造「大順通寶」和「西王賞功」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