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代，人們對事實的認識總受到價值觀的影響，不同時代的價值導向，孕育著一個時代不同於其他時代的特色文化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百年教育的發展歷程是對中華民族文化不斷反思、自覺與選擇的過程。近代社會之前，中華民族是一個以自身文化為核心的自信民族。十足的自信面對近代的衰落，在與西方文化的競爭中敗下陣來，中華民族延續千年的社會性質被迫改變。西方文化伴隨其強有力的物質力（包括武力）、外交力、思想力、科技力等，使得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崇拜佔據首位，文化他信成為了近代中國在社會生活、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主流價值導向。在教育領域，學校教育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本國傳統文化的斷層，進一步加強了「文化他信」的導向。
中國教育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開啟了現代化進程，在這一百年的文化變遷中發生了三次教育價值導向的重大轉型。教育價值導向的嬗變，折射出近百年的歷史滄桑，又為新百年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足堪品味與鏡鑑的深刻價值。
近代中國的歷史苦難與傳統文化的斷層導致文化自信的喪失，並轉變為百年前教育的「文化他信」導向。
第一次的教育價值轉型與中國從近代到現代的社會歷史轉型同步。可以說，整個近代社會是在學習追趕西方社會以謀求國家生存、獨立與發展的宏觀目標指引下前行的，「文化他信」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價值導向。在這種價值導向下，衍生出「中體西用」說、「西體中用」說、「中西調和」說等關於文化和教育的理論與態度。自1905年「廢科舉」後，現代新式學校教育開始植入中國。1919年，在胡適、陶行知等一批具有留美背景的新派人士的促成下，以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和民主主義教育理論著稱的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來華，先後發表演講200多場次。杜威的教育思想對當時的中國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主導中國教育的學說。它使得教育教學的關注點從「教法」轉向「學法」，使學生從受體轉向學習的主體，在中國教育史上確立起學生本位的價值取向。這也使得中國教育在第一次轉型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次轉型之際，充滿了顯著的美式色調。
在教育理論上，深受杜威影響的中國學者，紛紛倡導甚至身體力行杜威的教育學說。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諸如「生活即教育」「社會即教育」「教學做合一」等，就是源自杜威教育思想而又賦予了新的內涵。「陶學」也成為西方先進教育理論與實踐移植到中國的現代樣板。另外如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與實驗以及晏陽初、黃炎培、梁漱溟等開展的較為宏觀的實驗研究，主要在學校乃至社會教育整體變革層面力圖體現科學的思想和精神。這些實驗總結出一系列特色的教學原則與方法，在改變實踐的同時，也推動中國教育理論研究的發展，為中國教育的文化自信埋下了種子，開啟了中國當代教育創新的先河。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教育基本範式逐步從「他信」恢復「自信」。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教育基本範式伴隨著整個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革，亦發生新的轉折，即第二次教育價值導向的轉型。在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中，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明確指出，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藉助蘇聯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這一方針清晰地限定了新中國教育改革的價值取向，突出了新中國教育的發展以蘇聯為借鑑對象的基本特點。新中國的教育體系逐漸建立起來，新生的共和國通過大力發展教育，通過掃盲運動及群眾性的教育工作等有效提升了中國人的文化水平。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在全國上下激發出一派熱烈的文化自信和奮鬥進取的精神氣象。但此後，由於受到「左」傾錯誤思潮的影響，特別是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全面封鎖及自身文化建設經驗的缺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未得到真正的落實，中國教育從理論到實踐被時代思潮所裹挾。
在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教育家凱洛夫的《教育學》（上、下冊）對中國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並成為全國範圍內的教育藍本。應該說，它對填補新中國教育學的理論真空、穩定新中國初期中國學校教育秩序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凱洛夫過度強調教育的工具性，忽視學生作為獨立生命的主體性功能，也忽視學生的綜合實踐活動。它在中國向蘇聯學習的年代直接導致「三中心」（以課堂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教科書為中心）課程實施模式的產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開始煥發出新的風貌與個性活力。一方面，在衝破極「左」政治思潮禁錮、追求教育解放的時代背景下，教育理論界著力突破思想禁區，在歷經坎坷後重新探索適應新時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價值。20世紀90年代，面對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中國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見，自從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就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帶來了政治、經濟、思想、教育等領域的諸多變革，促進了中國文化的更新，文化自信的教育價值導向正逐步恢復。
在這一時期，一些學校和教師在教學層面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實驗，如丁義誠等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實驗」，張田若等的「集中識字—大量閱讀—分布習作實驗」，李吉林的「情境教學實驗」，黃繼魯的「小學數學三算結合實驗」，馬芯蘭的「改革小學數學教材教法，調整知識結構，培養能力實驗」，趙宋光的「綜合構建小學數學教學新體系實驗」，盧仲衡的「中學數學自學輔導教學實驗」，黎世法的「六課型單元教學法實驗」，上海育才中學的「讀讀議議練練講講教學實驗」以及北京景山學校的以學制改革為龍頭的多項改革實驗等，體現出實驗設計者立足中國教育實際問題進行改革創新的熱情與智慧，為形成中國本土特色的教育學提供了實踐樣本和初步理論積澱。
隨著國勢增強、黨的教育方針的深入貫徹、教育改革的深層推進，文化自信將逐漸成為中國當代和未來教育的基本導向。
沒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就沒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與民族團結、經濟穩定命運相系，強大的綜合國力是文化自信的堅強後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指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宣稱：「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文化自信也成為時代教育命題。上海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屢屢奪冠，英國引進中國的數學教材，等等，不斷彰顯著中國教育的魅力。
近些年來，中國本土教育專家立足於本國教育現實，開展了豐富的教育實踐與理論探討，產生了如葉瀾的生命實踐教育、郭思樂的生本教育、朱永新的新教育、顧明遠的主體性教育、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熊川武的理解教育、徐斌的無痕教育、裴娣娜的主體教育實驗等具有代表性的範例，均體現出紮根本土研究教育問題、進行教育實踐的時代特徵。
中國擁有悠久的文化與教育傳統，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理應紮根於豐厚的傳統文化土壤，牢牢樹立教育的文化自信，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遵循教育規律，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和力量，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同時，我們要正視自身教育的優點與劣勢，避免盲目自信或他信，以寬闊的胸懷和長遠的眼光關注世界教育生態，在深入挖掘、傳承中華民族教育智慧的同時，促進世界教育交流與合作，借鑑世界先進教育理念和經驗，解決本土教育問題，構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現代教育體系，並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為世界教育改革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
（作者系西安文理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為20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一般課題「中國共產黨教育理想的百年發展和實踐研究」[BAA180021]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0年10月2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