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馮唐。 邵思翊 攝
中新網12月18日電(宋宇晟)近日，詩人、作家馮唐重新翻譯的泰戈爾詩集《飛鳥集》引來了不小的爭議。有評論指其文字不雅，「逾越了翻譯的底線」，甚至是對泰戈爾的「褻瀆」。不過也有人認為，馮唐「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事實上，因翻譯而起的爭論並不少見。
「翻譯即背叛」
「翻譯即背叛。」在回應翻譯莫言作品的質疑時，美國翻譯家葛浩文曾引用了這句義大利諺語。在他看來，自己的翻譯是「用中文讀，用英文寫」。
不過，葛浩文的這種屢試不爽的翻譯方式雖然讓經他手的譯作廣為人知，卻也引起過不小的爭議。其中，最為中國讀者熟知的即是其在翻譯中將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的結尾做了較大地修改。
在中國，葛浩文「不忠實於原著」的譯本屢遭非議。對此，他曾說，「英文和中文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的兩種語言，真要逐字翻譯，不但讓人讀不下去，而且更會對不起原著和作者。」他還是會「翻出作者想說的，而不是一定要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作者說的」。
但在美國，批評的聲音轉向了相反的方向。美國已故著名作家厄普代克當年在看了由葛浩文翻譯的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豐乳肥臀》後，在《紐約客》上寫了4頁評論，推測譯者「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中文原文」，最後批評「英文翻譯的陳詞濫調十分乏味」。而葛浩文則對此表示，「如果真的逐字翻譯，我翻譯的小說沒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
資料圖：莫言。廖攀 攝
翻譯與原著的本土化
客觀地說，葛浩文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將莫言的作品「本土化」為英文作品的過程，即使是批評葛浩文的人也會承認「他那樣改，在國外有市場，這是事實」。並且這種「本土化」因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顯得相對「成功」。
但有時，過度的本土化也會曲解原著的意味，並招致批評。
今年獲諾獎的白俄羅斯女記者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有這樣的遭遇。例如，她的作品《車諾比的哀鳴》(VoicesfromCher nobyl)在中國被改名為《車諾比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後來出新版時又換成《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來自車諾比的聲音》。
有報導指出，這其實是中國書商慣用的套路。「把《車諾比的哀鳴》譯成《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現在就有了一種『亂世佳人』的感覺，激發人們對於那場災難的無限遐想。」
類似的例子還有幾年前的一本英語著作《你的誤區》(YourErroneousZones)被引入中國時，書商覺得這個名字太不引人注意，於是就換成了當時中國的一個流行語《正能量》，結果這本書在中國狂銷了上百萬冊。
而曾在北京上演的《哈姆雷特》也因某些臺詞的翻譯過於「本土化」，引發了觀眾笑場。比如在第三幕第一場中哈姆雷特對奧菲莉亞說的一句臺詞：「儘管你像冰一樣堅貞，像雪一樣純潔，你還是逃不過讒人的誹謗。進尼姑庵去吧，去，再會！」
和翻譯過度相反，沒有本土化，或是本土化不完全也是翻譯中常碰到的問題。
中國作品被翻譯到國外時，就會面臨在國外「本土化」的問題。例如，美版《甄嬛傳》的一些翻譯就不被網友認可。
還有網友特別總結了那些「不能忍」的翻譯：首先，《甄嬛傳》被翻譯成了《Empresses in the Palace》(宮中的后妃們)，「一丈紅」成了「The scarlet red(罪孽深重的紅)」，「驚鴻舞」變身「Flying WildGoose」(飛翔的野鵝)，皇后的名言「臣妾做不到啊」，被翻譯成了「I truly can not bear it」(我真的不能忍啊)，華妃的金句「賤人就是矯情」被無情刪除，有人猜測：這是美國人翻譯不出來，直接放棄了麼？
資料圖：北京人藝當家小生王斑(中)領銜「混血版」《哈姆雷特》。 圖片來源：新京報 王飛 攝
個人化的翻譯
和本土化不同，文章開頭所言的關於馮唐翻譯的爭論則是因為其個人化的風格而導致的。這種個人化的翻譯風格直接造成了相關評論的兩極化。了解、欣賞馮唐寫作風格的讀者認為很好地體現了其本來的風格。同時也有網友質疑：「過分地表現自己的風格，何不自己寫一本詩集？」
對此，有網友認為，「譯者加進去的東西太多，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改造。」
而此前也有報導指出，類似的現象早已有之。「比如嚴復的《天演論》，這部在中國現代化中起過啟蒙作用的巨著，就曾經經歷過嚴復的選擇與改造，這一點早有學者提出，而諸如魯迅等現代文學大師們，在翻譯作品時也多有夾帶個人色彩的習慣。」報導還將這種對原作任意改造的翻譯稱為「豪傑式翻譯」。
對此，媒體人韓浩月認為，翻譯本身就是一個不斷丟失原始信息的過程，再完美的譯作，也不見得能與原作媲美。也正是因為如此，無數譯者在翻譯時兢兢業業，既要凸顯自己的全部心血，又不能奪人之美，把不屬於原作的元素摻雜進去。盡力保持原作風貌，盡力表達原作者意圖，這是翻譯工作的根本，也是不可突破的底線。只有對原作保持充分敬意的譯作，才會贏得讀者的尊重。
見仁見智的翻譯標準
事實上，當下有關翻譯的標準並不清晰，基本可以說是見仁見智。如前文所述，葛浩文認可的翻譯方式是「用中文讀，用英文寫」，也有人認為這是「翻譯幹了作者的活」；馮唐的翻譯體現個人化風格，也有批評指其應「盡力保持原作風貌」。
對於將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翻譯家李繼宏曾提供一個相對中立的判定方法，他認為好的譯本應該具備兩個要素：「首先，譯本一定本身就是好的中文作品，要通順，不能在語法、語言學上出現問題；在譯本通順的基礎上，第二是譯本表達跟原著的契合度，作者想要表達出來的東西，是否譯本也能通過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出來，語言只是表淺的東西，譯本能不能還原原著的思維過程，能不能用中文來模仿英語的表達。」
當然，除了上述這些對於翻譯有爭議的嘗試外，還有不少質量不高，粗製濫造的翻譯作品。
對此，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兆忠曾呼籲，翻譯需要職業倫理，而這個職業倫理就是底線，挑戰底線應該受到制裁，這和創作的自由並不矛盾。
李兆忠說：「目前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東西，而且也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說如何才能形成一個多數人認可的倫理？誰來負責裁定等，這些具體的問題都需要克服。但這不意味著沒有職業倫理是對的、是合理的。文學工作者應該有這樣一個底線式的，絕不可違反的倫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