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薛憶溈在國內從1980年代末開始出書，一直以來不算大眾，但他那簡短精緻、個人化色彩濃鬱的作品奠定了他在國內文學界的地位。
今年3月，薛憶溈的短篇小說集《計程車司機》英譯本《Shenzheners》（《深圳人》）榮獲蒙特婁「藍色都市」國際文學節年度「多元文化獎」，他在英語文學界也開始為人所知。這本小說集用12個短篇描摹了「深圳人」的世像百態，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作家移居加拿大之後寫成。
今年8月，《計程車司機》的中文新版本將使用英譯本的名字《深圳人》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薛憶溈解釋，英文版《Shenzheners》的名字，翻譯尚未開始他就已經想好，不僅因為這部小說描摹的是深圳人的群像，更重要的是為了顯示與在英語世界裡同樣家喻戶曉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聯繫，「《都柏林人》呈現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時間麻痺的城市裡的脆弱心靈，而《Shenzheners》關注的也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裡從來就被文學忽略的脆弱和內心。」
7月23日，薛憶溈做客上海大眾書局，分享自己小說翻譯過程中的故事。
英語、法語文學界如何接受一本深圳背景的小說文學作品在被譯介之後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原作韻味，一直是翻譯中被探討的話題。對薛憶溈來說，減少翻譯對作品本身氣質的影響更為重要。
與大多數被翻譯的中國作家不同，薛憶溈精通英文、法文，也就有能力深度參與到自己的作品翻譯中去。
今年上半年，《深圳人》出了新的英文版，之後法文版也跟著出版，薛憶溈的另一部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英譯本也翻譯完畢，準備出版。這三本書的集中翻譯，讓他對翻譯和原文的關係有了自己的理解。
《深圳人》中的短篇《「村姑」》中，薛憶溈就寫到過這個問題。來自加拿大的女主角在火車上看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的《紐約三部曲》，身邊來自深圳的東方人掏出一本中文版《紐約三部曲》，說自己也很喜歡奧斯特的作品。
「一個沒有讀過原文的人有沒有資格評說翻譯的好壞？我通過翻譯喜歡上了奧斯特的作品，這到底是因為原作好還是因為翻譯的好？」薛憶溈借「深圳人」的口寫出這句話。
對於《深圳人》的英文翻譯，薛憶溈並沒有過多介入，更多是配合出版社工作，但這本書在英語文學界取得了一定的認可。他後來檢查翻譯，覺得有不少不符合原著的地方，但為了符合歐美讀者的閱讀習慣，尚且可以接受。
「但法文版翻譯讓我再次審視翻譯這件事。」薛憶溈回憶，法文版的翻譯是一次巧合，今年中國農曆大年初一的時候，加拿大魁北克一家出版社找到薛憶溈，說他們一位作者看到《深圳人》非常喜歡，想要翻譯，希望取得版權。他收下了這份新年的「紅包」。
後來薛憶溈才知道，這位譯者曾在深圳生活過，甚至和他同時在深圳大學呆過，只是緣鏗一面。聊過之後，他非常激動，「她和我看問題的方式都一樣。」
這樣的默契讓法文版的翻譯非常順利，譯者不太會中文，是由英文本翻譯了這部小說。薛憶溈開始有點擔心，但越到後來越覺得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她可以辨別出英文版裡面的錯誤。她覺得某個部分有點多餘，我去翻中文原文，果然多加了一句話，她覺得某個部分少了，原文果然還有一句話。」
「一個不是以我原文為基礎的翻譯反而更像我的原文。」薛憶溈感慨說，出版商和譯者也覺得這本書會有比英文版更大的跨越。
在這樣的合作中，薛憶溈開始認識到英文版的問題，「段落是有文體特徵的，英文版站在讀者立場重新切分了段落。在法文翻譯這裡，我都改回了原來的樣子，他們也完全可以接受。」
翻譯如何保持原文韻味依舊值得探索經歷了這次合作，薛憶溈開始關注並參與到自己英文譯本的翻譯中，也發現了更多的問題。他的短篇小說集《白求恩的孩子們》當時也在翻譯之中，譯者是Darryl Sterk，一位長期在臺灣大學翻譯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龍應臺作品的英文譯者。
這部小說集是32個短篇的合集，薛憶溈在原文翻譯上做了大量修改，但因為有之前《深圳人》的合作，譯者較為了解薛憶溈的需求，也尊重他的改動，最後的成稿他很滿意。但出版方編輯卻較為強勢，希望把翻譯改得更符合英語語言環境的閱讀習慣。薛憶溈拿到修改稿讀了第一句就覺得「天旋地轉」。
小說開頭是作者從蒙特婁大學下課回來，決定寫這部小說，看著天空用英文喊一句，「親愛的白求恩大夫（Dear Doctor Bethune）」。
「這一句話，一下這個故事全有了。」可是編輯把dear改成reverent（尊敬的），薛憶溈覺得這一下整個定位就錯了，「這個編輯完全不懂我們和白求恩大夫的關係。」
薛憶溈小說注重文字細節，他提到自己寫時間，寫到「現在」就從頭到尾都用「現在」，不怕重複，這是他文字的一個標誌。但英文版為了不重複改成了不同的詞，損傷了語言原本的表達方式。
「在《白求恩的孩子》裡，他們做了很多這樣的改動，我都要一一改回來。」最讓薛憶溈生氣的是，有一處他寫到夫妻吵架動手打傷了，塗了紫藥水。編輯覺得英語讀者不好理解，全都改成了碘酒。「加拿大人也許不知道什麼是紫藥水，但這是一個非常中國的詞，而且是非常1970年代的，這是不能改的。」薛憶溈說。
「我的英文出版商告訴我『你不要以為中國人接受的內容我們就能接受』，這是一種態度，但我希望儘可能在中文原文基礎上讓他們接受。」薛憶溈認為，在這個翻譯的時代，怎麼去保持原作的韻味依然是值得探討的因素。
薛憶溈的這個故事其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國作家的小說在翻譯成外文時常會被譯者和出版商要求改譯成西方讀者容易接受的文本，即便像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不例外。比如莫言小說的英文版譯者、美國學者葛浩文就會對莫言原文進行不小的改動，甚至刪節，但這樣的改動也確實更能讓讀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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