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實力派作家
作為一個嚴肅、內省的小說家，薛憶溈的小說充滿了對生命終極問題的哲學追問，而時間是他的小說關注的核心。他超高的思想深度和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以及他對文壇的刻意疏遠，使他成為迷人的文學異類。
薛憶溈的小說並不是著意於編織一個精彩連貫的故事，而是通過一個個生活的片段和細節，展示人類複雜、痛苦的精神世界以及時間本身的重量。作品有很多對於時間的哲學性的思考和追問，文字整潔考究、準確精到，情感節制。可以說，作家是用數學家和哲學家的眼光來看待小說創作的。
卑微——時間中的生命
在薛憶溈的理解裡，時間就是無限。他曾借《遺棄》中主人公圖林的一個奇怪的夢來表達這種無限。那是關於一個在沙漠中跳舞的女人的故事，她一層一層地撩起自己的裙子，速度快得驚人。但是圖林認為那個女人肯定不能在有限的時間裡撩到最後的一層，那是一條無限的裙子，她的裙子裡藏著最完整的概念。
如果說時間是無限，那麼生命就是那個有限時間裡的觀賞者，他永遠都無法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概念。時間永不停歇地前行，生命在這條無盡的長河中仿佛塵埃一般微不足道，時間中的生命顯出了卑微的本質。
正因為生命的卑微本質，薛憶溈的文字總是充滿了克制與不忍。不忍之心是對凡俗生命的最大尊重，所以在《計程車司機》中，我們只看到天上的雨和主人公臉上的淚，卻沒看到他妻女慘死的畫面；在《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中我們只看到懷特大夫在信中對往事的回憶和他的孤獨，卻沒看到他情緒的失控和發洩；在《首戰告捷》中，我們只看到將軍的痛苦和茫然，卻沒看到將軍家人遭受災難時的任何細節。即使生命無法擺脫卑微的本質，薛憶溈也給予了生命應有的尊重。
時間的形式在薛憶溈作品裡佔據中心的位置。在《老兵》中，多重的時間被平行放置，取得了讓人瞠目結舌的藝術效果——四十年前戰爭的殘酷，一瞬之前稻田裡浩劫的場面，通過排長的潛意識被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瘋狂的世界。
死亡與愛情——卑微的源頭
生命卑微的源頭來自死亡和愛情，這也是薛憶溈小說中經常展現的主題。在《「專門利人」的孤獨》這篇論文般考究的小說中，薛憶溈延續了《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的情感和邏輯脈絡，只是這一次的主人公直接變成了白求恩。作者通過對白求恩的文字和生平的大量考證，發現死亡與愛情的雙重枷鎖塑造了他特異的人生：白求恩在三十六歲時曾被診斷患上了肺結核，在當時這是一種致命的疾病，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時期，他的第一任妻子離開了他，在失去愛情並最終戰勝死亡時，他開始發生「信仰的轉變」，開始嚮往「專門利人」的生活，並聲稱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同的靈魂」。
《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中還有一位年輕的女醫生弗蘭西絲，她出生於一個窮苦的家庭，為了一個模糊的目標成了隨軍醫生，她白天堅強深夜痛哭，死亡如影隨形。「傍晚的時候，弗蘭西絲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襲中喪生了。」這句話被多次放在小說的段首——無論空襲如何「心不在焉」，弗蘭西絲卻是確確實實地在這次空襲中喪生了，死亡讓生命的卑微達到了一種極致。
在長篇小說《遺棄》（2012年版）中，死亡與愛情成為敘述的主要線索，以青年知識分子圖林一年的日記結構故事。因為發現了時間中生命的卑微與荒誕，圖林拋棄公職自我放逐，冷靜地思考著生命的本質問題，成了業餘哲學家，用日記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心靈，用文學表達他對世界的疑惑與恐懼，他寫下了關於生活的證詞。
在《遺棄》中，作家借主人公圖林之手，寫了16篇風格迥異、前衛大膽的短篇小說，它們是理解《遺棄》內涵的一條重要線索，《重逢》就是其中之一——它講述了愛情如何在時間面前，最終變成一出荒誕的悲劇。那對昔日的戀人最終沒有找到他們熱戀時埋下的愛情信物，女人說：「它還在，我相信它還在。關鍵是我們自己已經不在了。我們老了。時間把我們丟下了。」
真實與歷史——
時間與空間的獨特建構
薛憶溈曾借小說中人物之口，表達了他對真實與虛構（文中稱為「編造」）的看法。《遺棄》小說主人公圖林認為他的日記由「寫作」、「思想」和「生活」三種材料混合而成，而這三種材料最終都屬於「編造」。可見薛憶溈對所謂絕對的真實是持否定態度的。真實只是存在於時間與空間的獨特建構之中。
此處的歷史是一種時間概念，也是一種特定的時代語境。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只有一個。然而記載歷史、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著人類的主觀意識而變化、發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薛憶溈對歷史中個人的身份和自我的問題情有獨鍾。他特意將小說集《流動的房間》（2006年）中的作品分為兩卷，其中第二卷叫做「歷史外面的歷史」。什麼才是真實的歷史？也許第一卷的題目「城市裡面的城市」可以作為一種尋找答案的路徑。如果說「城市裡面的城市」是指生活在城市的人，那麼順著這個命題進一步下推，就是藏在人們身體裡的內心。人們內心的真實才是最終的真實。
三個中篇小說《廣州暴亂》、《一段被虛構掩蓋的家史》和《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有著對於歷史的連貫性的思考和追問：在歷史中的個人究竟有著何種身份和自我？《廣州暴亂》是關於死去的身份與殘存的自我，《一段被虛構掩蓋的家史》是關於虛構的身份與分裂的自我，《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是關於由他人改寫的身份與真實的自我。他者的言說和自我的言說，構成了一種同謀的關係，他們共同「創造」、「改寫」或者「虛構」歷史和歷史中的自我。
可見，真實只存在於短暫的時空建構中，真實常常被扭曲、掩蓋，真實必須藉助於主體才能夠部分地實現，這表明了薛憶溈逐步深入的探索。
薛憶溈是當代為數不多的一直堅持先鋒小說創作的作家之一，對於歷史中個人的身份和自我的關注，是先鋒小說家懷疑精神的重要體現，也是對處於後現代的當下的深刻思考的結果。這一主題在薛憶溈後來的小說中有著更為深入的開掘，長篇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和短篇小說《小販》是其中的力作。《白求恩的孩子們》以多變的手法敘述了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白求恩」影響下長大的三個孩子的人生經歷——三個孩子一個自殺，一個他殺，另外一個帶著痛苦的記憶生活在白求恩的故國加拿大。小說將回憶和現實結合起來跳躍性地敘述，並將白求恩的研究資料和白求恩的生前書信穿插起來，又用學者和歷史的參與者的雙重身份對歷史進行質疑和追問，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內涵。
面對歷史，一切似乎都不像看起來那樣簡單，我們原來認為確鑿的一切都變得模糊曖昧起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那麼個人應該如何面對這一切意義的消失？這是先鋒小說家薛憶溈面對的難題，也是當下每一個認真思考的人面臨的難題。
馬文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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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憶溈，作家，1964年生於湖南郴州，現居加拿大蒙特婁。著有長篇小說《遺棄》、《白求恩的孩子們》，小說集《流動的房間》、《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等，以及隨筆集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