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李寧被捕的第五年 博士學生們依舊為他保留合影C位

從2012年起，相繼有浙江大學環境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陳英旭，北京郵電大學軟體學院宋茂強，浙江大學原副校長褚健，山東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哲宇以及清華大學教授付林等因科研經費問題被指控涉嫌貪汙。這其中，付林以無罪的身份回到清華大學繼續教書，其他幾位教授被判刑。

記者/梁婷

編輯/楊寶璐 宋建華

學生們為李寧保留著合照位置

辯護律師袁誠惠幾乎每個月都要去吉林。這五年多以來，除辦案人員外，只有律師能會見到在押院士李寧。

2014年6月2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李寧被吉林省松原市檢察機關帶走。當年10月10日發布的通報稱，李寧被批捕。2015年8月20日、21日，李寧案至今唯一一次開庭，檢察機關以貪汙罪指控李寧，李寧堅稱自己無罪。迄今為止，他已被羈押五年多時間，案件依然沒有定論，此案經最高法批准，審限已經延期十六次。

在這五年當中，李寧課題組已經送走了五屆畢業生，他親自帶的最後一個學生也在2018年畢業。課題組每年拍畢業照時，正中間總有一把空椅子，那是學生們為李寧保留的。他們一年年地期待，下一年，老師將會回到他們中間。

農大教學樓牆上還掛李寧的介紹

看守所外的探視博士

2019年10月14日，袁誠惠再次去吉林省看守所會見李寧。「李寧一如既往地堅定，不認可有罪指控。」袁誠惠說，雖然已被羈押五年，但李寧很少喪氣低落，「這樣頂尖的科學家，意志力非一般人能比。」

作為國內動物遺傳育種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李寧成功培育了世界上最大的克隆牛群體。2007年，他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院士是我國給科學家的最高學術榮譽稱號。2012年，國家審計署對中國農業大學的科研經費進行審計時，認為李寧課題組870多萬的科研經費存在用款不規範問題。

同年5月，課題組返還中國農大703萬元；2013年5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介入調查，調查後未予刑事立案，認為尚不構成犯罪；但一年之後，處罰的「靴子」還是落了下來。

2019年5月之前，李寧被關押在吉林省松原市長嶺縣看守所——距北京1058公裡。去長嶺的路並不好走，不通火車，要先到長春，再從長春坐3個小時客車，下車以後還要步行20分鐘。

妻子吳曉青每個月去兩次，送去書本和詩集。她見不到李寧，但送完東西以後，在收據上籤個名，「李寧看到，就知道我來過。」

他的學生也曾結伴前往長嶺，梁文去過兩次，每次都是晚上十點多坐火車，第二天一早六七點到。「離老師近點，在心理上是一種安慰。」畢業那一年，她想把畢業論文拿給老師看，但文中有英語，看守所不具備審查能力，不能送進去，同去的幾個人便蹲在看守所門口，一頁頁地撕掉論文中有英語單詞的部分。

陳虹憶起去長嶺的過程，眼圈泛紅。有時和別人說起自己是李寧的學生，心裡也難受。見不到李寧，她就繞著牆走，邊走邊哭，「他快六十歲了。」

2018年7月7日是覃林的生日，他坐高鐵去了長春。那天一直下雨，他們到長嶺看守所已是晚上九點。7月9日正好是李寧56歲生日，覃林提前訂了蛋糕。「有時候想，沒見到也好，見到了會更難受。看到蛋糕老師會知道我們來看過他，我們沒有忘記他。」

在老師被羈押的幾年間，學生們各自有了新的生活，有人通過了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答辯，繼續從事科學研究；有人南下廣州、南京，在高校做老師；有人結婚生子，從一個學生成長為丈夫、妻子。這一切只能通過律師轉告，還有一些科研問題，也只能通過律師轉述，「這幾年來我一直關注炎症修復（inflammation resolution）相關研究。發現幾個關鍵的靶點......希望李老師指正。」

2018年2月12日，李寧曾輾轉帶出來一次口信：「前幾天據說有三個同學來看我，但幹警說不清楚他們的名字，心裡很痛楚，我最不想發生的是同學和朋友來了，可我卻不知道是誰。春節就要來臨了，大家都很忙，不必為我來長嶺。來一趟，既耗時又費錢，最主要的是根本不可能見面。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最思念的還是四位老人，孔子說，一則喜，一則憂，我是大不孝了。我在此一天，家人、親人就難解脫一天，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友、為人師，我也是不堪，可我無奈！」

吳曉青告訴記者，曾和李寧一起被關押在長嶺縣看守所的王克，在被釋放後，曾來北京探望過她。王克告訴她，李寧向他詳細講述了自己科研團隊的每一個學生，包括他們的姓名、性格特點、研究方向、成就，還列出一張單子，統計出他帶過的學生總共151名。

但2013級的幾個孩子，李寧只記得樣子，記不清叫什麼。「因為還沒來得及教他們。」王克告訴吳曉青。

李寧參加完2014年畢業照之後，即被帶走

最後一張畢業照

學生們與李寧最後一次見面大多是在2014年6月20日——李寧課題組2014屆畢業生拍畢業照的日子，9名畢業生、12位老師和80餘名在讀學生一起拍了畢業照。

覃林記得，那天李寧穿了一雙棕色皮鞋，鞋很新，泛著光。「他喜歡穿運動鞋。有一次拍畢業照，他穿的都是籃球鞋，我很少看到他穿那麼亮的皮鞋。」

大部分人都開心地合影，他們完全沒關注到老師被帶走。「拍照時我只是看到旁邊站了人，但沒多想，老師平時也很忙，經常說走就走。」梁文有些遺憾，「大家都把那天當成是平常的一天，沒想到會那麼不一樣。」

合影結束之後，李寧就匆匆離開，之後，學生們就再也沒能聯繫上他。

吳曉青回憶，當天上午10點左右，她接到李寧的電話，「他說長嶺檢察院讓去一趟，籤個字這事兒就了了。」吳曉青當時還打趣，「我說不會把你帶走了吧，他說那不會。」電話裡李寧的狀態輕鬆，吳曉青囑咐了一句，記著給她簡訊。

那天下午開始，吳曉青發給李寧的簡訊、電話均沒收到回復，後來就提示對方已關機。一夜無眠等待。6月21日早晨8點，她的手機顯示李寧來電「我們是吉林省松原市長嶺縣檢察院，李寧因涉嫌貪汙科研經費被逮捕」。

她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吳曉青告訴記者，早在2013年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在調查時，工作人員找李寧談話，「他們說他的問題是違規，不是犯罪。」吳曉青說。她以為，李寧此去長嶺，把問題交代清楚，事情也就結束了。

彼時李寧曾陷入一段苦悶期，電腦裡的日記裡記錄了他的心境，在被帶走一個月前他寫下：「面對誤解、流言，不可能去一個一個說明真相，而且人人都有自己的見解，默默地去承受吧，時間會讓人了解到事實，得出公正、公平的評判。」

越深入了解，吳曉青越覺得事情並不簡單。從2012年起，相繼有浙江大學環境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陳英旭，北京郵電大學軟體學院宋茂強，浙江大學原副校長褚健，山東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哲宇以及清華大學教授付林等因科研經費問題被指控涉嫌貪汙。這其中，付林以無罪的身份回到清華大學繼續教書，其他幾位教授被判刑。

在辯護律師看來，這與當時不合理的科研經費管理制度有關，2014年之前的科研經費管理制度，要求每年年底未用完的經費以及結題後的結餘經費應上交，但由於新一年的課題經費經常出現較長時間的滯後，甚至到二三季度才會下發，迫使很多科研人員用假發票等形式將經費留用，以解決來年經費斷檔期的經費使用問題，否則將導致課題無法繼續進行，實驗動物群體無法維持，這會給國家科研項目帶來損失。

李寧給學生借錢的借條

老師被帶走，學生怎麼辦

學生們是拍完畢業照十幾天後，在學院的會議上明確得知導師被帶走調查的。那次會議主要議題是他們的去向，會上發放了重選導師的表格。會議室氣氛凝重，很多女生哭了。

「主要是因為不知道老師到底怎樣了。對於博士來說，中途換導師是一件很衝擊的事情。」王靜在這次會議上才得知李寧的事情，拍畢業照時，她在豬場做實驗，和李寧發簡訊匯報了實驗情況。李寧還簡訊叮囑她，夏天悶熱，要注意防暑，注意蚊蟲。

老師被帶走，學生們或多或少受到影響，科研計劃和對未來的信心都在經受著考驗。

餘力的實驗在2014年初完成設計，李寧被帶走之後，失去了資金支持。他坦言，擔心老師之外，也很擔心自己。「科研最重要的是時間，你比別人早研究出來就是好的。」

餘力花了一年去籌借實驗經費，直到2018年發表了實驗成果，「如果李老師在的話，我可能不會拖這麼久。」覃林在確定了大動物實驗之後，不得已換了新的課題。

李寧在學生心目中的分量重。對於他們而言，他不僅是專業導師，更是為他們打下了學術規範基礎的領路人。剛讀博時，他們都收到過一份李寧自己做的「看文獻模版」，這是他們學習文獻的起點。「關於看文獻，李老師問得特別仔細，問我們怎麼看，從哪些途徑看，精讀花多少時間。」2012級的王靜說。

王靜記得，有一次她做一個簡單的實驗，很快就得到了結果，便去和李寧匯報。李寧問她：「你怎麼知道這是陽性?你光做一個實驗，沒有對照，實驗結果就不完整，不可信。」從那之後，王靜就記住了，即使是簡單、做過無數遍的實驗，也得嚴謹，做了很多遍不代表就不會出問題。

在李寧被帶走前幾天，陳虹與他有過短暫的碰面。她當時正準備博士後出站的手續。李寧對她的叮囑是「不要給自己留汙點」。

梁文記得，自己漸漸意識到科研的意義，也是源於與李寧的一次談話。李寧問她想做什麼課題，她說想做疾病模型，因為好發文章。李寧的一番話讓她有了新的思考，李寧告訴她，對於發文章來說，確實是其他領域要更好一點。不過他覺得基礎研究想利用可能要等一百年。但應用方向的研究，可以快速地投用到產業當中，對社會產生更及時的效益。

李寧還常給學生借錢，從幾千到上萬元不等。吳曉青手裡至今還保留著六張借條，有一張借條，李寧用鉛筆補充了一句話：「影響因子10分以上，免償還。」

在實驗室裡的李寧（資料圖片）

唯一一次開庭

在被批捕一年之後，2015年8月20日，李寧案迎來了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開庭。

據2015年松原市檢察院起訴書顯示，對李寧的指控涉及2008年—2012年期間，李寧及其助手張磊利用管理農業部、科技部多項課題經費的職務便利，採取侵吞、騙取、虛開發票、虛列勞務支出等手段，將人民幣3756.648855萬元的結餘經費佔為己有。李寧被指控將科研經費轉至其擔任法人代表或控股的北京濟普霖生物有限公司和北京濟福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帳目上。

李寧的辯護律師袁誠惠表示，這兩家公司實際上是李寧做科研項目的科研協作平臺，公司的所有經費都是用於科研和探索產業化的研究中，自公司成立以來，從未分過紅，李寧也從未領取過任何報酬。李寧及其助手張磊都沒有把國家科研經費佔為己有，公訴人指控的涉案資金實際全部是用於了科研活動。

原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沈國舫院士對北青報記者說，「以前科研經費管理確實有問題，太過於死板。」沈國舫介紹，之前規定要求，在申請階段就要明確開會用多少錢、勞務費多少錢，且項目開始以後不能進行調整。即使總經費還有，具體項目的經費沒了就只能沒了。

「沒有一個科研項目，在開始時就能明確知道每個部分要花多少錢。」沈國舫說。他自己在做研究時也經歷過這樣的不便，「但沒辦法，只能按規定走。」他認為就目前的政策來看，李寧的問題只能算是犯錯誤，絕不至於構成犯罪。

開庭那天，吳曉青坐在旁聽席上。她怕看到李寧戴手銬的樣子，「戴著手銬就好像說明他有罪。」李寧穿著一套深藍色西裝走進法庭，他們點頭示意，簡單打了招呼。李寧坐在吳曉青的正前方，「我看著他，覺得人還好。」她想著，開庭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就可以回家了。

吳曉青稱，在庭審現場，她聽到訊問筆錄顯示的提審次數及時間，與看守所的提訊記錄不符。訊問筆錄記載某日在提審李寧，而看守所記錄顯示李寧這天一直在監室沒有外出。吳曉青稱，李寧的辯護律師要求檢察機關提供全部提審的訊問筆錄及同步錄音、錄像，並要求辦案人員出庭接受問詢，但辦案人員沒有出庭。

開庭當日，吳曉青第一次聽到了李寧講述自己被「逼供」的經歷。

「他在庭上說辦案人員為了讓他違心認罪，想盡辦法對他進行威脅、侮辱和謾罵。他們說如果不認罪，讓他『生在南方，死在北方』。甚至拿我們和孩子威脅他。」聽到這些，吳曉青落了淚，「李寧其實是個性格堅強的人，但在那樣的封閉環境下，他不知道外面真實的情況，無法做出正確判斷，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相信了這樣的威脅，他屈服了，他一定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李寧在法庭上推翻了此前的認罪書，堅稱自己無罪。庭審持續了兩天，直到2015年8月21日晚結束，法庭並沒有當庭宣判。吳曉青接李寧回家的期待落空，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李寧辦公室的門牌至今保留著

「有罪就判，無罪就放人」

「休庭後的四年裡，不論法院還是檢察院，都沒有繼續調查取證。貪汙罪是要抄家的，但實際上我們家沒有被抄過。」吳曉青說。五年間，李寧被關在看守所裡，無人問詢。「案件被無期限地擱置在司法程序內，我們沒有任何司法救濟途徑，無法信訪，無法申訴。」

在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在農大的校園裡，還是在李寧江西老家，這件事成了大家的談資，「有些人想的很簡單，他們說你沒貪汙為什麼抓你，你肯定是貪汙了。」吳曉青說。

2017年，吳曉青提前申請了退休。李寧的父母從2017年開始相繼生病，四位老人都八十多歲了，吳曉青兩邊都要照顧，她怕李寧出來有遺憾；父母生病的事情她並沒有告訴李寧，怕影響李寧的堅持，「李寧在乎清白，我會支持他，他要堅持就讓他踏踏實實地堅持。」

表面上看，吳曉青的生活維持著正常運轉，但總有些細小的東西提示著她，生活已經不一樣了。偶爾她也心裡堵得慌，「李寧是20號被帶走的，所以每個月感到特難受的時候，不用說肯定到20號了。」

在李寧被捕的五年間，有很多文件相繼出臺，吳曉青和李寧的學生們一度有過希望，卻又困於現實的桎梏，一次次被從希望的山頭打落。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任中央第十巡視組組長的令狐安先後巡視了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不追究「逼良為娼」的科研經費報銷問題。令狐安認為，這些問題從根源上講是由規定製度引起的，「現在再去處理這些科學家，沒有道理」。

在李寧被逮捕的第三年，2016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相繼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堅稱《若干意見》）和《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科技創新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兩份文件。《若干意見》提到了要「簡化預算編制，下放預算調劑權限；提高間接費用比重，加大績效激勵力度」等意見。

其中，最高檢的《意見》最讓吳曉青和李寧的學生們激動。《意見》規定：對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不明確、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與非罪界限不清的，不作為犯罪處理；沒有徇私舞弊、中飽私囊，或者沒有造成嚴重後果的，不作為犯罪處理；在科研項目實施中突破現有制度，但有利於實現創新預期成果的，應當予以寬容。

文件出臺那天，吳曉青的手機消息提示一直持續到後半夜，李寧的學生紛紛把文件轉給她。「他們也知道我肯定看到了，大家就是過癮。」吳曉青說。當時他們覺得，李寧馬上要出來了，「我後來明白，出臺文件和實際操作並不是一回事。」吳曉青又一次失望了。

2018年的兩院院士大會提出，「要著力改革和創新科技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讓經費為人的創造性活動服務，而不能讓人的創造性活動為經費服務」。同年7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也確定進一步擴大科研人員自主權的實施，更大釋放創新活力。提出「充分相信科研人員，尊重人才，賦予他們更大經費使用自主權。」

在這之後，沈國舫也為李寧兩次投書媒體。「如果有罪就判，沒有罪就放人，五年拖的太久。李寧五十多歲，正是創造力最強的時候，卻被關在看守所裡，這對科研是很大的損失。」

在李寧被帶走之前，他們實驗室是最先開始做「基因編輯技術在大動物上的應用」的團隊之一，這一技術可以應用於具有經濟價值的新品種培育，以及具有醫療價值的疾病模型。到如今，這項技術不僅成熟了，在異種器官移植方面已經實現很大進步。

他被帶走之後，他的學生們盡力推動著各自實驗進行，他們不想老師出來以後看到實驗是未完成狀態，「那我怎麼跟老師交待。」梁文說。她曾跟師兄們說，自己不想搞科研，想做金融，但到最後真正要做抉擇時，還是選擇了科研。五年之後，他們仍學習著他2013年做的一套關於動物研究實驗的指南標準，即使有了新的老師，但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依然寫著李寧。

2018年9月，沈國舫、任繼周等15位中國工程院及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儘早審結李寧院士案。

這讓吳曉青備受感動，「這些院士大部分和李寧並不熟悉，如果案子最後定為貪汙案，籤字對於他們來說是有一定風險的。」她決定一一登門拜訪，老院士們分散各地，吳曉青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趕赴內蒙，湖南，湖北，重慶，四川，新疆拜見。2018年12月20日，在新疆的劉守仁院士在聯名信上籤下了第15個名字，籤字的時候他還躺在病床上。

他們期待著案件能夠有所推進，有朝一日李寧能回到畢業生的那張合影正中間位置。在農大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介紹欄中，李寧個人的照片還放在最前面。他的辦公室門窗緊閉，門口的指示牌一直保留著——李寧，院士，辦公室；李寧，教授，實驗室。

（文中除李寧、吳曉青、袁誠惠外，其餘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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