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1929年— ）
鞠躬，神經生物學家，1929年11月22日生於上海市，原籍安徽績溪。1952年畢業於湘雅醫學院，同年被選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學高級師資班接受培訓，1953年起任教於第四軍醫大學（2018年改名為空軍軍醫大學），1985年建立神經生物學研究室，任主任；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92年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神經科學研究所，任所長。
■張佳靜
鞠躬早期從事中樞神經系的束路學研究，是國內第一個掌握Nauta法的科學家、我國束路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其後，鞠躬從事神經內分泌學研究，發現了腦下垂體前葉可受神經直接調節，提出了垂體前葉受神經、體液雙重調節的學說，修正了近半個世紀國際上垂體前葉只受激素（體液）調劑的觀點。同時，鞠躬領導了腦對免疫系統調節的研究，他發現在腦室內注入免疫因子後可引起一系列調節免疫系統反應，其研究團隊發現頸動脈體內有免疫因子受體，是腦對免疫系統調節反饋鏈中的重要部分，突破以往頸動脈體僅有調節呼吸功能的認識。近期研究有望展現出腦對免疫功能調節的全貌。2000年後鞠躬提出了脊髓損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幹預的全新手術概念並向臨床轉化，取得了重大突破。
他1992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1995年獲「八五」全軍後勤重大科技成果獎，1996年獲解放軍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同年與程天民院士同時被評為總後勤部科學技術一代名師。
一、少年時代
一家四口 四個姓氏
清末的安徽績溪，有一位姓周的茶葉商人，給自己的孩子取名周祺安。受過私塾教育的周祺安，不願安享祖業，又感于氏族間的不斷恩怨，廢棄了自己的「周」姓，自取名為索非，取「不索非何以求是」之意，並隻身背井離鄉，求學謀生。索非早年從事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曾寫過一系列文章。1927年，開明書店成立，索非開始長期在此任職。
1929年冬天，索非和夫人姚鞠馨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上海，他給孩子取名叫「鞠躬」，希望孩子能夠為了國家鞠躬盡瘁，這個孩子後來成為我國神經科學研究的先驅、中國科學院院士。1931年，鞠躬的妹妹出生，索非給第二個孩子取名「沉淪」（後改名為沈淪）。
索非、姚鞠馨、鞠躬、沉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姓氏，少年鞠躬就成長在這樣一個不拘世俗的的幸福四口之家。
自己動手、獨立思考的小少年
1935年，鞠躬全家從上海閘北避難到法租界，在霞飛路上的霞飛坊59號安了家，鞠躬就近在海光小學讀書。索非從不強迫孩子學習，鞠躬的學習完全根據興趣而定，這種寬鬆的學習環境讓鞠躬可以自由探索、獨立思考。
鞠躬讀小學時，索非和顧均正創辦了「天工實業社」，有一個產品叫「少年化學實驗庫」。這是配合《少年化學實驗手冊》一書專門設計的一套供中學生做化學實驗用的簡易「實驗箱」，包括一些簡單的玻璃儀器和十七種化學藥品，可以做一百多個實驗，指導讀者親自動手做實驗，可以為青少年學習化學知識打下基礎。鞠躬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這些「實驗設備」鍛鍊了鞠躬動手做實驗的能力。
初中時，鞠躬經常動手做一些和學習有關的小設備，譬如課堂中老師講了靜滑輪和動滑輪，他回家後就用廢象棋或軍棋子在其周邊刻一個槽，中間鑽個孔，用繩子穿成動滑輪，把它掛在窗上，儘管阻力比較大，但仍然可以看出牽拉長度比。放學回家路上，鞠躬看到有人用經緯儀測量距離，他自己也動手做了一個簡易經緯儀，給竹子上面放一個盤子，再放一個半圓儀，做成一個定位儀，非常有創造性。
立志學醫
鞠躬至今清楚地記得，他上中學時，有一天吃過晚飯，父親把他叫到身旁，問他以後打算怎麼救國。當時，鞠躬從廣播裡、從報紙上、從書上，聽到了、看到了、見到了太多日本侵略軍的暴行，慘絕人寰，他立刻回答說：「當兵，打日本鬼子！」父親卻說：「『東亞病夫』當兵也沒有用，要學醫才能救國。」
索非認為只有人民身體健康了才能最終把日本兵趕出中國，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在實踐著「醫學救國」。索非曾經寫過《孩子們的災難》《疾病讀書館》《人體旅行記》《人與蟲的搏鬥》《人體科學談屑》《戰時救護》等通俗醫學讀物。在開明書店工作之餘，索非獨自潛心研究醫藥，並考取了上海市工部局的醫師資格證，並在上海四馬路歐洲大藥房樓上開了間小診所，通常是利用午休的時間，趕到診所看病人。
家裡有很多索非使用的醫學書籍，鞠躬曾經翻過一些，被書裡的各種人體解剖圖震驚到了。他也經常去父親的診所，觀察各種醫療設備，看父親如何治病。這些經歷讓鞠躬對醫學有了認識，並立下了學醫的志向。
二、湘雅時光
選擇湘雅
1946年，受教育家範壽康先生的邀請，索非赴臺北工作，鞠躬跟隨父親去了臺灣，按照父親的意願，計劃在臺灣大學醫學院學醫。但是當時上醫學院要先讀先修班，鞠躬不願在先修班耽誤時間，就在臺灣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就讀了。第二年，當鞠躬想轉入醫學院時，名額已滿，無法轉入。為了實現學醫的願望，他返回大陸繼續求學。
但是該去哪個學校學醫呢？鞠躬的親戚認識一位從湘雅醫學院畢業的學生。這位湘雅畢業生向鞠躬介紹了湘雅優美的校園、先進的設備、良好的環境，鞠躬非常嚮往，就報考了湘雅醫學院。
1947年，鞠躬考入湘雅醫學院，成為27班的學生。當他入學時，卻發現湘雅的情況和那位前輩描繪的完全不一樣，那是抗戰前的湘雅。抗戰期間，湘雅醫學院遭受重創，被日軍的大火燒得面目全非。鞠躬入學時，湘雅重建不久，條件依舊艱苦。鞠躬和男同學們住在湘雅醫學院的福慶樓最高層——四樓，樓裡沒有洗手間，只在三樓放了一個大木桶，算是男生的洗手間了。還有一個非常簡陋的盥洗室，是每天早上洗臉的地方。
從小生活條件優渥的鞠躬，面對艱苦的條件沒有叫過苦，因為他顧不上物質條件，他把絕大多數精力都投入到興趣濃厚的醫學課程中。在湘雅，鞠躬學習非常用功，常常熬夜苦讀，屬於「夜車族」中的一員。
受益終身的良師
儘管物質條件艱苦，但湘雅醫學院的師資卻一如既往地保持著高水準，老師們的言傳身教影響了鞠躬一生。
他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解剖學助教曹美鴻老師。曹老師非常認真，上解剖課前一天，都會提前擺好屍體，自己先解剖一遍，再給學生們指導，條理非常清晰，這讓鞠躬受益匪淺，所以他的解剖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還有一位生化老師也對鞠躬幫助非常大。有一次生化老師遇到了在圖書館看書的鞠躬，對鞠躬說他應該學著怎麼去查文獻，給鞠躬介紹書架上的雜誌，教鞠躬用醫學索引彙編等，並告訴鞠躬研究什麼類型的題目，應該看什麼類型的文獻。儘管時間已過去了六十年，鞠躬對此依然記憶深刻，因為從此之後，鞠躬作研究時，就知道該查什麼文獻，該按照什麼步驟進行了。
在神經解剖學課堂上，學生們難以建立腦神經核的立體感，神經解剖學老師要求鞠躬把廢X光底片洗成空白塑料片，再把塑料片剪成一張張的小方塊，在上面畫出彩色的腦神經核切面，每隔一定距離畫一張，然後用線穿起來，製成一個立體的腦神經核模型。鞠躬利用暑假時間，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教授還支付了酬金，這是鞠躬有生以來拿到的第一筆酬金。這件事不僅鍛鍊了鞠躬的實驗能力，也鍛鍊了他的創造力，在鞠躬後來的教學生涯中，他經常動手製作教具，便於學生理解複雜的神經系統。
三、協和高級師資班
「不幸」到協和
1952年，鞠躬從湘雅畢業，他選擇了三個志願：第一志願生理學，因為他喜歡做研究工作，喜歡做實驗，喜歡推理；第二志願細菌學，因為他曾經在圖書館翻到一本關於病毒學最新進展的書，非常著迷；第三志願病理學，因為這個學科在醫學上非常重要。鞠躬期待著能實現三個志願中的任何一個之時，他得到了通知——他被選進了協和醫學院解剖學高級師資班進修，不是生理學，不是細菌學，不是病理學，而是解剖學。
原來，在鞠躬畢業之時，解放軍總後勤衛生部委託國家衛生部的一位幹部，為解放軍選一個解剖學教員，全班同學沒有一個人主動選解剖學，於是這位幹部就按照解剖學大考的分數選人，成績最高的鞠躬就這樣被選中了。
同學們都在嘆息鞠躬被命運捉弄之時，鞠躬卻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他帶著在湘雅時使用的解剖學實驗指導、神經解剖學教科書，平平靜靜地去了北京。
1952年，鞠躬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開始在協和的學員自習室複習以前學過的解剖學知識。在鞠躬心中，解剖學中的神經解剖學、胚胎學，都還有大片的待開墾處女地吸引著他，還有無限的未知等著他發掘。
錯過的留蘇機會
在協和進修時的鞠躬，保持著在湘雅時的刻苦與嚴謹，並得到了老師們的肯定。有一次，鞠躬在解剖臀中肌下血管及神經叢，做得很仔細、很乾淨，正好解剖學系的張鋆教授過來察看，將鞠躬表揚了一番，並對其他同學說，「解剖就應該像鞠躬那樣做」。
在協和高級師資班要結業的時候，張鋆教授詢問鞠躬，是否願意去蘇聯學習，鞠躬喜出望外，激動地表示這是夢寐以求的學習機會。但沒過幾天，張教授遺憾地告訴鞠躬，解剖學系只有一個留蘇名額，指定了另外一位同學。
不久，鞠躬接到總後勤衛生部的通知，他被分配到了大西北，去西安第四軍醫大學解剖教研室工作。鞠躬還是老態度，平和地服從安排，在他心中有一個信念：只要踏實認真，積極鑽研，到哪裡都可以創一番事業的。
四、四醫大歲月
四醫大圖書館的「搓板」
1953年，鞠躬剛到四醫大時，西安的生活條件還很艱苦，老百姓用諺語總結了三個特點：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位於西安東郊的四醫大，有一大片校區以前是亂墳地，下雨天經常會地面塌陷，露出淺墳坑中的屍骨。艱苦的條件沒有讓鞠躬退縮，他在四醫大安下了家。
1954年，南京的第五軍醫大學（原中央大學醫學院）整體遷到西安，與四醫大合併。令鞠躬無比興奮的是，兩校合併充實了學校的圖書館，五醫大帶來了許多經典的圖書和外文雜誌，例如1891年創刊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是神經形態學的權威雜誌，鞠躬覺得這簡直是命運之神的眷顧，便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花在圖書館看文獻中。
鞠躬當時很瘦，同事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搓板」。這塊「搓板」天天出現在四醫大的圖書館裡，坐在硬板凳上，把坐骨結節下的皮都磨破了，他卻說「值！磨破了屁股皮，腦袋長了知識」。
鞠躬看文獻，不是囫圇吞棗地看，而是有選擇、有分類地看，並按照類別把重要的內容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把重要的附圖用透明紙臨摹下來。他從湘雅求學時就開始了記筆記，到了北京更是不放過藏書眾多的協和圖書館，來到了四醫大依舊堅持這個好習慣。
從1952年開始到鞠躬開始使用電腦截止，現在保存下來的鞠躬筆記本有47本。47本中神經形態學筆記本36本，神經生理學7本，臨床醫學筆記本4本。這些筆記本中除了英文外，還使用了俄、德、日三種文字。鞠躬在上海讀書時，在同德中學學過一些德文，在協和時學過18天的俄文，後來又自學了日文。
神經科學研究的先行者
為了迎接第五軍醫大學的到來，四醫大新蓋了一棟五層的大樓，鞠躬的科研條件也改善很多。他分到一間只有4平方米的「迷你」辦公室，但令他開心的是有了形態學實驗室、動物手術室。有了實驗室，但是缺設備，又缺錢買洋設備，鞠躬心裡想「沒有槍，沒有炮，我們自己造」，在修配所老師傅幫助下做了十幾件土儀器，這些自行設計的「土」儀器既實惠又實用。在這種條件下，鞠躬立志進行神經解剖學研究，沒有人教，沒有人指導，他開始了自己的摸索。
鞠躬最先注意到Nauta法研究。神經解剖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是「束路學（Hodology）」，主要研究中樞神經系各部分之間的聯繫，最經典的是Marchi染色法，可以把變性的髓鞘染成黑色，缺點是只能染髓鞘不能染出髓鞘內的神經纖維，無法研究神經元間的聯繫。20世紀中葉發展成熟的鍍銀染色法可以染出神經纖維，可以將變性纖維染成黑色，正常纖維呈深棕色，但黑色和深棕色顏色對比度不大，要追蹤海量的纖維聯繫，非常困難，當時全世界只有四名科學家的工作被認為是可靠的。
20世紀4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Nauta 發明了一種方法，可以將變性神經纖維染成黑色，而正常神經纖維呈黃色，兩種顏色對比鮮明，一目了然，被稱為Nauta法。20世紀50年代Nauta法發展成熟，極大地推動了束路學的發展。但Nauta法依舊有不易之處，它的技術難度在於：關鍵步驟的試劑很難配製。
當時國內有幾個單位在試做Nauta法實驗，鞠躬經過反覆試驗，率先獲得了成功，在《解剖學報》上發表了國內第一篇用Nauta法作研究的論文，終於在中國神經解剖學界初露頭角。
奮力追趕的80年代
當鞠躬計劃著在神經解剖學界大展拳腳時，十年動亂徹底攪亂了他的計劃，正常的科研、教學活動被迫停止了。
1969年，林彪發「一號命令」，三個軍醫大學逆時針調防，西安第四軍醫大學調往重慶，鞠躬帶著簡陋的行李前往重慶。在重慶時，儘管條件艱苦，鞠躬仍然沒有放棄學習，不能進圖書館，不能看神經生物學的專業文獻，他就自學外語，他期待著有一天，可以回到實驗室，可以繼續看文獻。
「文革」後期，鞠躬終於可以進圖書館了。他迫不及待地捧起新進的外文期刊，才知道在1970年有一種新的方法——HRP法，又稱辣根過氧化物酶法——替代了Nauta法，他大吃一驚，深感時間匆匆。1976年四醫大調回西安後，鞠躬開始拼盡全力地和時間賽跑，要把「文革」期間耽誤的時間補回來。
經過幾年的實驗與研究，鞠躬在束路學上又有了新突破——掌握了HRP法。1979年，在廬山召開的「文革」後第一次全國解剖學會議中，鞠躬作了關於「辣根過氧化物酶追蹤神經束路」的報告。隨後幾年，他和同事們運用此法，作了一系列神經解剖學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
1985年，具有學術敏感性的鞠躬，創辦了四醫大神經生物學教研室，這是國內醫學院校中第一個神經生物學方向的教研室。
鞠躬沒有留過學，但有兩次訪學經歷。1985年鞠躬赴瑞典Karolinska Institute的Tomas Hokfelt研究組做訪問學者8個月，隨後又赴美國加州San Diego的Salk Institute 的Larry Swanson教授實驗室做訪問學者6個月。鞠躬將訪問的成果寫成論文《大鼠含CGRP的初級感覺神經元及其與P物質、生長抑素、甘丙肽、VIP及CCK神經元的關係》，於1987年發表在《細胞和組織研究》（Cell and Tissue Research）雜誌上，成為神經學領域的經典之作。
1987年，京都大學醫學院解剖系主任水野教授來四醫大訪問，看了鞠躬做的染色切片後非常讚賞，鼓勵鞠躬寫文章介紹自己的實驗方法。1988年鞠躬關於葡萄糖氧化酶—葡萄糖法的文章發表在Neurosci Lett上，成為神經解剖學的又一經典之作。2000年，美國科學信迅研究所（ISI）統計1981年到1998年間具有極高影響力的SCI論文，其中中國科學家論文47篇，屬於神經科學類的僅有一篇，即鞠躬的這篇論文。
當選院士後的責任與挑戰
1991年的一天早上，鞠躬照常在辦公室查看信件，他突然驚叫一聲，助手以為他打碎了暖水瓶，趕緊跑過來查看，原來鞠躬從一封來自中國科學院的信件中，得知自己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改稱院士）。「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但鞠躬沒有因此停止前進的步伐，他的一個座右銘是：科學家的生命在於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
1995年，在鞠躬的努力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神經科學研究所在第四軍醫大學成立。有了這個良好平臺，鞠躬的工作如魚得水。鞠躬和同事們在哺乳動物腦下垂體前葉腺細胞周圍發現了相當數量的神經，並經過十多年的研究，鞠躬提出了腦下垂體前葉受神經、體液雙重調節的學說，打破了腦下垂體前葉不受神經直接調劑的半個世紀的定論。同時，鞠躬領導了腦對免疫系統調節的研究，並證明了催產素是一種免疫激素。
進入21世紀，鞠躬心繫民生，又把研究方向轉向了脊髓損傷修復。他和研究團隊提出了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幹預的新手術概念，取得了突破性臨床效果，全癱患者治療後全部恢復步行功能，傷後4~14天是最佳手術窗口85%可用拐杖或手杖或無須支撐自由行走。
現在，年近九旬的鞠躬，依然每天8點準時到辦公室上班，繼續著他未完成的脊椎損傷修復事業。
五、豐富的精神世界
鞠躬是科學家，但他的生命中不僅僅只有科學研究，他還有著豐富的精神世界。
他是資深的音樂愛好者。1939年時，巴金的哥哥、畢業於燕京大學英語教育專業的李堯林從天津來到上海，住在巴金家。酷愛音樂的李堯林，把鞠躬帶入了音樂的殿堂。鞠躬是古典音樂迷，書架中有很大一部分塞滿了交響樂及歌劇的CD、DVD。小學時，他登臺獨唱「遊子吟」；在湘雅時，他是學生合唱團的音樂指揮；在四醫大時，他又是教授合唱團的指揮。至今，在學生的婚禮上，他偶爾還會獻唱節奏優美的英語古典名曲Believe Me, if All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祝福新人。
他是文學愛好者。自從鞠躬記事起，他家樓上一直住著一位特殊的客人——索非的摯友、著名的文學家巴金，在巴金和索非的影響下，鞠躬閱讀了國內外大量的文學名著。儘管幾經搬遷，鞠躬的書架上仍有上百本各類文學著作，從魯迅、老舍，到茅盾、巴金；從託爾斯泰到普希金，從簡·奧斯丁到瑪格麗特·米歇爾，甚至還有馬可·波羅遊記和希臘神話故事。
他是攝影愛好者。2012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攝影展期間，鞠躬有6幅作品參展。他把科學家的嚴謹和藝術家的感性相結合，拍出了大量優美又有深刻含義的照片。
鞠躬總結自己時說道：我對自己的評論是無偉業，點燃一支蠟燭光而已。坎坎坷坷一生，現在蠟炬已幾乎成灰了。願我國早日成為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土壤，願我們世世代代青出於藍勝於藍。（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①中學時的全家福。
②協和解剖學高級師資班同學在頤和園門口合影，後排左一為鞠躬。
③早年在四醫大做動物實驗時的鞠躬，標記箭頭所指的是鞠躬用千分尺改造的微量注射器推進器。
④20世紀90年代，在四醫大實驗室顯微鏡下觀察實驗結果。
⑤2002年，應邀參加諾貝爾獎頒獎觀禮，攝於頒獎廳二樓的觀禮席。
⑥2013年鞠躬榮獲第四軍醫大學首次設立的教學終身成就獎。
我的三個座右銘
■鞠躬
60年前我曾說過一句話：「Every Each day is one step closer to my grave.」。同事問我為什麼這麼悲觀，我說：我的意思是活一天少一天，應該珍惜每一天。
今老矣，實足89歲，餘日無多，越發珍惜。雖體力日漸不濟，但更識途了，每天8點準時上班。一生喜怒哀樂坎坎坷坷地走過來，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願望尚未完成。我對自己的評論是無偉業，點燃一支蠟燭而已。
我學醫是受父親醫學救國論的影響。1953年分配到第四軍醫大學，開始了我的教學和科研生涯，在漫漫修遠路上下求索，總希望能對人類有所貢獻。作了幾項有意義的研究，最有實用價值的是脊髓損傷修復，已在脊髓挫傷的神經外科手術治療上開了國際先河，取得了極好的療效，並正作進一步提高療效的深入研究。脊髓前角運動神經元損毀的治療非常困難，已受到國際上的關注，我們有我們的思路。脊髓全橫斷已有一些動物實驗的報告，但我們有提高療效的思路，正在研究。但願餘生能有些突破。可喜的是我有一個很好的研究團隊，後繼有人。
我的第一條座右銘：科學家的生命在於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
我的第二條座右銘：痛己之不足！
我的第三條座右銘：聰明人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同樣的錯誤不犯第二次。這條座右銘源自我在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偶然見到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下榻在一鄉村旅館。清晨起床走出旅館，看見不遠處草地上有一大一小兩隻袋鼠。這片草地是一私人草場，周圍有欄杆圍起，是一些木樁，其間用三條平行的鐵絲連起來。不久那隻大袋鼠從草場出口走了出去，站在欄杆外望著小袋鼠。小袋鼠見母親出去了，就向她蹦了過去，但被欄杆擋住了。於是小袋鼠將兩隻前肢搭在上面那根鐵絲上，試了試，看能否跳過去。看來袋鼠是跳遠能手，立地跳高的本事卻不怎麼樣，只到不及它肩的高度就跳不過去了。於是小袋鼠想從鐵絲下鑽出去。袋鼠的下肢很長，小袋鼠屁股撅得老高，根本鑽不出去。小袋鼠轉過身去，蹦，蹦，蹦跳了回去，在離欄杆幾米處停了下來，轉過身來向欄杆跳了回去。從欄杆上面、下面又試了試，還是過不去。它又蹦開，又蹦回，反反覆覆重複著同樣失敗的動作。因此，我有感而悟出第三條座右銘。然而，雖能悟到，但做起來可知易行難了，多少次我曾拍我的腦袋，怎麼又犯同樣的錯誤了！
《中國科學報》 (2018-04-23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