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間諜的搖籃---日本陸軍中野學校

2021-01-07 一笑走天下

大約正是從30年代末開始,日本陸軍毒火攻心,汗氣蒸騰,急速擴張的欲望,如打樁機一般在體內頻頻炸響。在發動了侵華戰爭之後,又胃囊暴崛,蓄謀發動太平洋戰爭,並出於更大規模的情報戰的需要,成立了陸軍中野學校。

1937年底,陸軍省決定在兵務局內成立「情報勤務要員培養所創建籌備事務所」,任命秋草俊、福本龜治、巖畔豪雄等三中佐為籌備委員。

陸軍大臣發布命令:陸軍所屬各部隊、各單位,必須推薦一名或數名最優秀分子參加該所的學員選拔考試。當時「情報」這個詞,在日本還沒有普及,除了參謀本部的人,許多人講不清楚情報人員的培養是怎麼回事,被推薦的人大部分也不知道情報人員是幹什麼的。

1938年1月,由秋草中佐主持了選拔考試。擔任監考委員的,還有福本龜治中佐、巖畔豪雄中佐、小尾陸軍大臣副官及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幾位大佐、中佐。這近十名主考軍官,帶著顯示威嚴的肩章與綬帶,將考生一個個地叫了進來。沒有統一的考題,由委員們從各方面隨便地提出問題,但問題顯然不是出於漫不經心——

「如果說現在你正在乘電梯,感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喜歡女人嗎?如果需要為你所愛的女人去死,你將怎樣做?」

「在黑色的紙上寫有墨筆字,你用何種辦法進行辨認?」

「在田野裡有人拉了大便,你有什麼辦法,能辨認出它是男人的,還是女人的?」

「你對共產黨怎麼看?日本與美國有哪些不同?請舉出五個例子。對基督教與佛教的不同點也舉出五個例子來。」

「若有需要,就在這裡當場剖腹自殺,你能辦得到嗎?」……

如此等等,可謂上到社會、經濟、文化、宗教,下至地理、天文、私生活與判斷力,幾乎無所不包。每名考生得在四五十分鐘的時間裡,接受監考委員們如箭鏃一樣射來的問題。

儘管被選拔者都是由各部隊、各單位推薦來的優秀分子,如騎兵學校推薦了五人,其中三人是慶應大學畢業生,另一人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而且,兵務局事前又委託憲兵隊對他們的家屬關係、思想情況以及性格都進行了徹底調查,先做出了「適」或「不適」的鑑定,才把合適的人集中到東京進行考試,但第一期考生中未被錄取的仍近一半,在38人中只錄取了20名。

由此可見,精選程度異常嚴格的第一期學員有著怎樣過硬的綜合素質。這被錄取的20名學員,讓他們暫時回到原先的部隊、單位任少尉軍官,同時列入「陸軍省兵務局」的編制。當4月列島的空氣裡充滿了淡淡的幽香,一場櫻花的長陣由南而北迤邐而來時,他們再次被召集到東京。

培養所裡的學習生活

培養所的專職教官有三人,其中,秋草俊中佐任所長,福本龜治中佐任幹事,伊藤佐又少佐任訓導。開學第一天,介紹了教官後,在一樓正廳的教室裡,身穿西裝的秋草中校站在黑板前,開始了訓話:

「諸位在這座培養所裡受到一年教育以後,大概將被派遣到蘇聯、中國或英美等世界各國。然後,諸位就要準備把忠骨拋在那裡,在那兒永久地紮下根,去搜集武官們所不能搜集到的情報,也就是不穿軍裝的武官。因此,陸軍對你們寄以極大的期望。委託給你們的任務也是十分艱巨的……

「必須強調的是,這裡不是公開的機關,需要你們保密。請諸位從今日起隱姓埋名。諸位雖是陸軍省兵務局的陸軍少尉,但從今日起都不許穿軍裝,相互之間也不能以某某少尉稱呼;而且,從今日起雙親給你們起的名字也要保留在軍中,新名字可與教官商定。你們還要蓄髮,穿便服。總之,先要去掉一切軍人的風貌,然後開始訓練……」

從第二天起,學員們使用了二十多年的原名被扔掉了,但每個人的新名字裡都有一點過去生活的影子:或是用母親的姓起名,或是借用親朋的名字,或在假名字中保留了真名中的一個字。雖然還允許與家裡通信,但家裡寄來的郵件上必須寫有「陸軍省兵務局某某收」,再由教官轉到本人手中,這樣,家屬便以為某某是在兵務局內服務。

培養所的學習生活,並沒有學員們來前想像的那樣緊張、刻板。起床是早晨七點,但在床上多貓一會兒也並不犯大忌。起床後,也不像軍隊生活那樣強制進行體操或長跑,可以直接去地下食堂憑票就餐。早餐後,有些學員在河邊和不遠處的靖國神社內散步,有的則到附近憲兵隊的訓練場去練習柔、劍道,直練得滿身大汗。十點才開始上課。

整個上午的課程,主要是情報、謀略、防諜、歷史、時事等,教材中大量使用本國的實例,外國的例子也不少。授課者除秋草中佐、福本龜治中佐、伊藤佐又少佐三位專職教官,還經常聘請參謀本部或陸軍省的專家來此講課。從軍外請來的學者,幾乎都以歷史、時事為主題,並涉及政治、經濟、思想、宗教等眾多領域。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軍官,也常來講戰爭論及佔領地的行政等。因為出入培養所絕對禁止穿軍裝,來講課的人都穿的是西裝,學員們也分辨不出誰是軍人,誰是學者,只能看做派。軍隊方面的人來講課時,給學員們髮油印的參考資料,而軍外的學者幾乎全憑口述,由學員自己做筆記。

眾多軍外的授課者中,有一位給學員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人是甲賀流派第十四代忍術名人藤田西湖。

在武士道精神中,死,被譽為極其了不起的行為,但在忍者的手段中,死是最卑怯的行為。因為人一死萬事皆休,痛苦,煩惱,一切的一切,全化為烏有。哪有比此更安樂的事呢?而忍者之道,則是無論多麼艱苦,千難萬難也要闖過去,活著返回來。即使被砍斷手足、割去舌頭、挖去眼睛,只要心臟還在跳動,就是爬也要從敵陣裡爬出來,回來向我方匯報敵情。所以,活,活,活下去,完成任務,乃是忍者之術……

藤田西湖總是一邊給學員講述,一邊親自表演如何帶著竹管潛入水中藏身,解開捆綁自己手腳的繩索,不發出聲音在臺階上行走,以及貓一般地無聲穿房越頂等技術。

聽課到中午結束。午飯後到下午五點半以前,一般為學習情報謀略與手段的實習課。其中有秘密照相機、特種炸藥、竊聽器、郵件的開啟等課程,後者是指僅憑薄薄的刀片,就能把信封的紙與漿糊分開。或是從九段的宿舍,步行到汽車學校、通訊學校、工兵學校、飛行學校,學習無線電操作與爆破知識,並練習駕駛汽車、飛機。

五點半以後,則是自由活動時間,可以隨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玩。培養所沒有定時關大門的限制,只要次日上午十點以前能回來上課,學員即便在外面留宿也沒有人過問。

淞滬大捷,南京攻陷,徐州之戰……當時日本大舉侵華,列島各地,市鎮的街道上到處迴蕩著「勇敢參戰奪取勝利」的口號,每天歡送出徵士兵的隊伍與旗幟絡繹不絕,空氣裡滾燙得幾乎能烤熟雞蛋。置身於如此自由自在的學習環境,仿佛這不是在日本,而是在蓬萊仙境。

更有「大逆不道」的——當時的日本把天皇當做神,尤其在軍隊裡,一說到或聽到天皇的名字,立即得兩腿併攏,筆直不動。如沒有反應,或做出的不是「立正」而是「稍息」,輕則挨耳光,重則關禁閉。但在這裡,誰要這樣做,誰就會遭到一陣「混蛋」的訓斥!

福本龜治中佐日後這樣回憶培養所的自由風氣:

聚集到這裡的,都是從全國精選出來的情報幹才。而且,他們一旦結束了訓練到外國去,就將在那裡潛伏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他們將以商人或公司職員為掩護身份,像普通市民一樣生活。那時沒有任何人去監督他們,全靠自己一個人進行活動。如果靠外界壓力,強制進行突擊性訓練,固然暫時可以起到臨陣磨槍的作用,但這樣培養出來的人,將來不能忍受長期孤獨和難以形容的艱辛,得讓他們任意地自由行動。只有沉溺於絕對自由之中而不迷失方向的人,才會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我們一方面務使他們樹立起明石君「拋棄名譽、地位、金錢等,為了祖國和人民;將自己當做一塊被拋棄的石子」這樣的思想,我們另一方面得儘量給學員們以自由……

結束了一天的學習與訓練,回到宿舍,學員們常常面對牆上掛著的世界地圖,交談著對未來的「憧憬」:

「你也許到歐洲吧?我肯定是去中國。」

學員們大抵是根據自己是學何種語言來「憧憬」的。對於每一期學員,都被要求在英、俄、中、馬來語言中至少掌握兩門。

「不,我去加拿大。」

如果兩個人學的都是英語,另一個人就可能說:「你真去的話,那我也去。在狹窄的島國已經住膩了,真想去那塊廣袤的北美草原上放鷹跑馬……」

二十個人同居一室,此前已經斷絕與社會、親人間的一切來往,此後將要偽造身份、姓名,隻身潛入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開展工作,或許將在身邊沒有一個人的情況下孤獨地死去。隨著學習、訓練的深入,一種共同的使命感與命運感,將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這宿舍像是一艘小船,他們在無形的風浪中同舟共濟;又像一個暫聚的大家庭,彼此多少話埋在目光裡。他們分散開去,個個都不像軍人;但若集中一起,彼此交流的神態與肢體語言,又透露出這群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絕非是一般人。

每期學員都會安排幾天坐禪,以練定力,第一期安排在三浦半島的比野山寺。結束後,去一條湍急的河流裡逆泳而上,併集體在附近的旅館住了一個夜晚。雖然人人早已蓄髮,穿著西裝,完全是一副公司職員的裝扮,彼此言談中也沒有任何漏洞,但是旅館的女傭人還是不禁問:「你們都是軍人吧?」

如此已楔入氣質層面的堅毅與團結,被第二期、第三期學員們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成為中野學校的優良傳統。以至於在戰爭中,有些日本駐外機構的頭頭們,抱怨「中野學校的同僚們抱團兒的思想太嚴重,很不好辦……」在戰後的三十餘年間,即使倖存下來的學員們,已經各自有著不同的職業與生活,這種團結與聯繫仍然延續著。

高度秘密的學校

1938年秋,後方勤務要員培養所遷移到東京中野圍町二番地電信隊的舊址,尚未畢業的第一期學員隨同遷往中野。搬遷的理由是向愛國婦女會借用的校舍到了期限,而且從第二期開始,學員將增加三四倍,得有地方迅速擴建新校區。這時,離第一期學員畢業只有三個月時間,教官和學員都專心致力於最後一階段的學習和訓練,但仍擠出大量時間,親手蓋起了能供第二期學員使用的宿舍和校舍。

1939年春天竣工後,原「後方勤務要員培養所」的名稱,改為「陸軍中野學校」,並成為陸軍大臣直轄的學校。但「陸軍中野學校」這個名字,不但對外界,就是在陸軍內部也是保密的。校門口只掛一個不顯眼的「陸軍通信研究所」的小牌子。在內部,則稱它為「軍事調查部」或「東部第三十三部隊」。

學員、職員一律佩戴景泰藍色徽章,其背面有編號,出門時將它交給門衛,回來時按編號取回。在校內若有不佩戴徽章者,按潛入者論處。

從第二期學生開始,中野學校的考生多了起來,在東京、大阪、仙臺的旅行社和千葉的步兵學校等處,分別舉行入學考試。從第三期學生開始,更廣泛地在札幌、盛岡、東京、大阪、久留米、熊本等地所有的軍官學校預科所在地進行入學考試。可以說,這時陸軍最高素質的人才,幾乎都被網羅到了中野學校。

第二期學員有72名,分為英語、漢語、俄語三個班。第三期學員近120人,分班的語種則是俄、漢、馬來語,由此,可以看出到了1940年,日本陸軍戰略的著力點已逐步向東南亞轉移。

因為是一所秘密學校,學校沒有正式的校歌。從第三期起,學員中悄悄流行著由該期學員村山六郎少尉作詞,福田稔少尉作曲的一首歌子——

赤魔的鐵幕算得了什麼,我們有無敵的皇師。鐵蹄踏上了烏拉爾山之巔,要到伏爾加河畔飲戰馬,北進的健兒意氣高昂。堪笑鄰邦誇中華,治亂興衰五千載。四億生靈遭塗炭,今我聖戰脫其難,鐵腕之力可回天。南海月明風蕭蕭,頭頂青天星燦燦。君不見白人枷鎖下,呻吟有萬民,抬頭向東盼光明。去向未定眾兄弟,向北向東亦向西。一團熱火燃在胸,東亞共存與共榮,為之攜手去遠徵。

畢業生去向神秘

中野學校的畢業生離校前,都會面容堅毅地接過一份校方的「禮物」——這是一種德國產的慢效毒藥,將它放在咖啡或茶水裡服用,一周左右會致人死亡。此後,必須隨身帶著這「禮物」的畢業生們去向是保密的,只有在戰後,一些人的命運才在坊間流傳:

有些人去了中國、歐洲,如會作曲的福田稔,在滿洲被蘇軍俘虜,拘押期間死去;有些人潛入美軍佔領的東南亞各島。少數人留在本土執行特殊使命,與「楨」一道打入吉田茂府邸、扮著「寄食學生」——即邊求學、邊給主人家當僕人,暗中負有監視使命的東輝次,就是中野學校的第四期學員。還有所謂「生死不明者」,戰敗後恥於歸國,留在了當地。其中一人,在上世紀70年代給日本社會以極大震動——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賓部隊的一個支隊司令谷口義美少佐召見了小野田款郎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隱蔽在盧邦島上的深山中,繼續從事遊擊戰。並交待說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權取消這道命令。此後,該小組一直堅持在島上,他們會突然地出現在村落,射殺當地農民,然後躲入山林。他們偷竊當地居民的食物,偷雞,殺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實在找不到東西吃了,就吃保存下來的幹香蕉。當雨季來臨,他們更得高度警惕,儘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覺時體溫降低過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絕望的環境,下山投降。1952年,剩下三人的親人的家書與日本當時的報紙,開始在深林裡出現,希望他們念及家人,結束作戰。然而,他們以為這是敵軍瓦解他們意志的策略。他們的結論是:繼續作戰,永不投降。

1954年5月,島田伍長在一次衝突中當場戰死。十天之後,新的傳單出現。搜索隊拿著麥克風在山裡到處大聲地喊話:「小野田,小冢,戰爭已經結束了。」兩人不為所動,他們堅信戰爭還在進行,有一天日本的後援部隊將會再次登陸島嶼,太陽旗將會高高飄揚。不久,小野田的親兄弟來到島上,向他喊話時,他仍躲在密林裡不出來。小野田斷定一個日本人絕不會去叫自己的親人投降,這聲音一定是美軍模仿出來的,對方打的是心理戰。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襲行動的歸程中,小冢身中兩槍,其中一槍穿越心臟,當場斃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裡遇到日本探險家鈴木紀夫。後者苦口婆心,介紹當今天下大勢變矣,祖國早已在失敗的廢墟上驕傲地站起來,小野田仍無動於衷,堅持要鈴木轉告有關方面,如果沒有他的頂頭上司親自撤消30年前向他發出的命令,作為皇軍的一名軍官,他將繼續作戰。

幸好谷口義美還活著,3月9日,雞皮鶴髮的老人被千辛萬苦地搬來島上。兩天之後,小野田越過整個山頭,毛髮飛聳,一具野人般來到指定的地點,卻持槍立正,向長官致以最標準的軍禮。已乾瘦得像冬日裡一棵樹的前少佐宣讀了解除作戰任務的命令,對於小野田的一場長達30年的戰爭終於結束。隨即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準予他歸國。

小野田終於回到了現代的世界,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遷,他像個鄉下孩子似的莫名驚詫,尤其無法理解日本憲法怎麼會對自衛隊的軍事規模與行動有著那麼多的限制。但年邁的他,常被邀去參加右翼退伍軍人的各種活動,所到之處,都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當舊日悠揚的日本軍歌響起時,他會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小野田款郎也是中野學校的第六期畢業生。

陸軍中野學校畢業生的去向,戰後從無官方公布。其原因,大抵與以明石元二郎為代表的情報日本的「不炫耀功績」的傳統有關。

另一個原因,可能與倖存者們現在的社會地位有關。當時中野學校集中了來自日本陸軍系統內各部隊、單位的優秀人才,戰後,憑著這些人的高素質,他們當中大多數都當上了公司經理、董事、團體的幹部、一流公司的課長,還有大學教授、報社社長,乃至成為國會議員。平均都處於社會的中上層地位,如今完全沒有必要顯擺中野學校的那段歷史。對於一些已持有反思目光的人而言,他們更希望儘可能不去翻檢青年時代那段很是複雜、苦澀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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