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聯合發文，要求破除論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並推出一系列「破四唯」落實措施，引起社會廣泛熱議。
針對學術評價問題，以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Colin A.Chapman、西北大學李保國教授領銜的西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科研團隊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B輯：生物科學》發表了題目為《學術博弈及其後果：作者排名、H因子和期刊影響因子如何塑造學術研究的未來》一文，探討比較生物科學和生態進化學科研工作者學術發展的策略和現狀，受到學界高度關注。
近日，針對學術評價標準、體制、影響，以及改進評審機制等問題，記者採訪了李保國教授及其團隊成員。
署名與「被引頻次」的背後
科研工作是一項競爭激烈的職業。研究人員必須達到更高標準才能獲得職位職稱和研究資金。那麼，「更高標準」如何衡量、評價指標是否科學等問題至關重要。
該研究的首要目標是評估作者資格、H指數（論文被引數量）和期刊影響因子是如何被使用和濫用。研究人員召集了來自美國、德國、日本等世界各地處於不同學科和不同職業階段的學者團隊參與研究。
「如今，生態學和進化學領域對研究人員的評價越來越依賴於發表論文的數量、作者排名、論文被引次數、期刊的影響因子等，這些因素正在塑造著學術未來。」李保國介紹，「然而，這樣的評估越來越多地以不合適的方式進行，這對研究人員，尤其對年輕學者的職業生涯是不利的。」
研究顯示，在過去20年裡，署名作者數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生物醫學領域，發表論文的作者數量大約每10年增加1位作者，且高影響因子期刊的作者人數往往多於影響因子較低的期刊。
「多作者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學術研究朝著消極的方向發展，例如利用這個模式來增加作者發表論文的數量，這也導致作者資格濫用行為的增加。」李保國介紹，人們普遍認為，濫用作者資格的行為是那些身居要職的學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作者資格，年輕學者除了向權威人物屈服外別無選擇。「事實上，越來越多的高級研究人員把他們的學生或博士後的名字放在他們不應該署名的論文上，以幫助他們獲得學術職位。這種做法有利於學生，因為它可能有助於他們獲得學位或職位，也有利於導師，導師可以聲稱自己是成功的導師。」他說。
在衡量研究成果中，有一項重要的指標——論文被引數量。通常認為，一篇論文被引用數量越高，其學術水平越高；越是高水平的論文，越需要研究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者論文產出量必然不會太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研究發現，並不是所有發表在影響因子高的期刊上的論文都被大量引用。此外，研究發現了與事實截然相反的結果——發表的論文越多，被引頻次越高。
「在論文引用中，自我引用是一個混亂領域。一般來說，引證自己應該被認為是一種自然和可接受的程序。然而，研究人員也引用他們自己的論文來增加自身引用分數。我們通過研究發現，自引率最高的往往是被引頻次最少的論文，論文作者數量與自引頻次之間存在正相關。」李保國介紹。
可以被操縱的影響因子
在通常的學術評價中，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是非常重要的衡量因素。研究發現，在一些國家的學術界或學科，默認影響因子低於5.0的期刊上的論文沒有價值。還有這樣一種說法：有價值的論文是那些發表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的文章，甚至認為在較低影響因子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會削弱作者的個人簡歷。
「以我們生態領域的研究來說，一項成果需要長時間積累，即使發表論文，影響因子能達到4或者5就不錯了！這樣一刀切的評價，簡直就是噩夢！」李保國團隊成員侯榮博士介紹。侯榮師從李保國，博士畢業後，又跟隨Chapman院士從事博士後研究。
期刊影響因子被廣泛用於評估研究人員的價值，並進一步對個人和學術氛圍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這種評審制度迫使研究人員首先將論文提交到影響因子高的期刊，然後在被拒絕後逐步提交到影響因子越來越低的期刊。李保國認為，這種逐步降低目標的做法對剛進入學術研究階段的年輕學者尤其有害，這種不斷的循環可能會讓他們沮喪和有壓力，並否定他們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潛力。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期刊都以盈利為目的，且利潤率高達40%。事實上，在2017年，全球來自科技論文出版的收入估計為240億美元。2010年，學術期刊的利潤率高於蘋果、谷歌和亞馬遜等幾家國際企業。
學術期刊操縱著影響因子，尤其是在研究人員最多的領域和研究成果最多的領域。在參與調查的研究人員中，有20%的研究人員曾遇到過這樣的情況：雜誌編輯要求他們在一篇提交的論文中增加文獻引用，儘管該編輯並沒有指定具體的論文或主題。
此外，期刊可以以更微妙的方式增加其影響因子。比如，可以通過增加綜述和元分析論文的發表數量，拒絕驗證性的研究論文，吸引名氣大的研究機構以及著名科學家領導的研究，接受熱門話題的論文來操縱雜誌的影響因子。
「因此，不應過分迷信影響因子。」李保國說。
高級別研究人員要擔當
事實上，儘管有大量的文獻批評發表論文的數量、作者排名、論文被引次數、期刊的影響因子等這些被濫用的評價指標，但以上這些仍被廣泛用於決定學術生涯的方方面面。
「學術界很清楚地知道，高質量的研究是那些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理論框架和方法，適當的統計，合理的邏輯和適當的文獻引用的研究，但有時達到這些標準還不足以被視為高質量的論文。這樣的研究可能只有在發表10年或更久之後才會被認可。」李保國說。
侯榮介紹，以團隊從事的生態環境研究為例，這一領域要求研究者花費大量時間在野外觀測、搜集數據，需要長時間積澱，才能出成果。即便好不容易寫出一篇論文，一旦審稿編輯認為某個季節中的數據有問題，他們至少得等到下一年再去重新搜集。因此，在升學、擇業、晉升的壓力下，很多學生和科研工作者不願意出野外，只願待在實驗室從事一些「短平快」的研究。
「每個研究人員，尤其是年輕的研究人員，承受著很大的壓力。雖然大家清楚地知道弊大於利，但不得不來參與到這項『學術遊戲』中，從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否則就很有可能在科研生涯中處於不利的位置。」侯榮說，「近日，科技部和教育部的聯合發文，讓我們感到特別振奮。我們呼籲，不要用『一刀切』的標準，衡量所有學科的研究情況，希望消除或減少使用某一單一指標對研究人員、研究機構和期刊進行評估！」
「我們鼓勵學術界改進專家評審機制以確保研究成果的質量，而不是開發其他評審指標。我們希望在評審過程中進行分享和討論，並在論文發表和基金審核過程中堅持這一原則，這種原則在終身職位獲得和晉升過程中尤為重要。
「我們認為大部分責任必須落在高級別研究人員身上，他們應成為執行最高道德標準的楷模，成為年輕研究人員和學生的良師益友，努力根據研究質量進行評估和審查，並建立體制評價標準。
「我們認為高等教育機構應該首先做出改變。在高等教育機構，研究質量是根據專家評估，而非指標來判斷的。特別重要的是，資助機構不能將研究成果貨幣化，即以貨幣的形式獎勵有產出的研究人員。」李保國呼籲。
http://esb.sxdaily.com.cn/pc/content/202003/30/content_722773.html?bsh_bid=549674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