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若冰 三明治
文 | 若冰
編輯 | 萬千
這是一場不公的戰鬥，覃裡雯說。
作為國內第一檔女權主義播客，《海馬星球》自2018年第一期開始就一直在傳播女權思想，至今為止已經錄製了29期節目，話題涵蓋性教育、家暴、女性小說、「減肥」暴力、女性職業道路等。現在，每一期節目在小宇宙和喜馬拉雅平臺上都會數以萬計的播放量，累計近千條評論。很多女性在節目內容中找到共鳴與支撐。
然而在另一個「戰場」——微博上，覃裡雯也會每天遭受到各種攻擊和謾罵，她幾乎保持著每天更新10條及以上的信息，甚至在一部分女性眼裡看來，裡面的許多觀點立場「激進」。但她卻反問：「（難道你看了我的微博）不會覺得很解放嗎？」
覃裡雯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坦誠地講述了自己如何在一位「共產主義女權」特徵的母親的教育下長大，從一位不自覺的女權主義者，轉變為自覺的女權主義者，又在德國徹底成為「女本位」的女權主義者。
「事實上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她說，「我原來也是一個理中客，熟練地適用『客觀』，『不要以偏概全』這類父權社會的訓誡來規訓自己，也批評別人的思考。但是我越來越多地發現，父權社會用厭女症的濾鏡，扭曲了所有的標準，漠視、貶低和排斥女性，把女性的感受、需求和成就大規模地抹殺和扭曲，無論是歷史學、考古學、文化研究、各類文藝創作還是工程設計……甚至連醫學都會忽略女性的病症，偏向研究男性的病症，連實驗用的小鼠，都是雄性居多。
「在這些一再遮蔽、貶低和厭女的話語裡，女人們要在這個父權話語中去『中立客觀』，就需要用完全扭曲的工具來爭奪自己的權利，以被篡改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就像《愛麗絲漫遊仙境》的故事裡，愛麗絲被迫用一隻火烈鳥去打高爾夫球，不管她怎麼打，火烈鳥的頸部都會歪來歪去，讓她打不到那個球。」
覃裡雯最早被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媒體人、寫作者。她曾任《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生活》雜誌高級記者，《周末畫報》新聞總監和搜狐網新聞中心總監。
她也長期為多個專欄寫稿，除了寫政治、經濟新聞和時評的那個「覃裡雯」，她還有一個叫做「蘇絲黃」的筆名——與那部1960年的美國電影無關。在她2006年出版的短故事專欄合集《蘇絲黃的世界》裡，女主角們在都市的男權社會下遊刃有餘，但只能在生活的縫隙中用戲謔表達無奈。有讀者形容她的專欄像是中國版的「欲望都市」，她筆下記錄的女人們自然而然地討論性和欲望，討論身為女性的種種感受，彼此理解和支持。
她一直說到母親對她早期思想的影響。她的母親是一位學校裡的老師，一輩子信奉「女人並不比男人差」。母親自己，即便多年經歷家庭暴力，卻依然努力生活、拼命工作，因為工作能力出色，還參與了校長職位的競選，雖然她被身邊的男性一再貶低。覃裡雯看到，母親拼命了一輩子，仍只是在系統性的不公裡，徒勞地試圖用加倍的勞作來獲得認可。那一代鮮有女性能對父權社會的整體體系產生質疑，而這使得她們的貢獻和過去千百年的女性一樣，註定會被輕易抹去。她們的勞作，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整個系統裡女性的不公待遇。
1993年，從柳州來到北京念書，她開始接觸到女性主義書籍，如波伏娃的《第二性》，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為女權辯護》等。這些女權經典，讓她獲得了重要的思想工具，成為了一個更自覺的女權主義者，從女權主義的日常踐行，到思考和寫作，都開始有了歷史感和話語儲備。
但在網際網路媒體的工作裡，她卻發現，因為父權社會裡的厭女症之普遍，新聞平臺的編輯會大規模使用「露點」「女司機」「情感糾紛被殺」等詞語編撰標題，以父權偏見和對女性的客體化、打壓及羞辱來吸引流量。雖然她試圖提醒編輯，但是卻無力改變更多：網際網路媒體最大的KPI是流量，「這個厭女症的大國裡」，女性自己也不得不被迫參與這條厭女症的產業製造鏈。
直到2012年搬到德國生活，覃裡雯才真正實現了「女權出櫃」。
經過60年代平權運動洗禮的德國，男性承擔家務的時間很長。男人下班回家做家務和帶孩子十分常見，並不會得到額外讚美。從街頭招聘司機、警察、科學家的廣告到程式設計師小組活動、創業家俱樂部，女性作為代言人和組織者也是常見現象，她們的形象自信而健康，正面對著鏡頭。就連約會軟體的廣告上，女性代言人也不會以挑逗、羞澀、取悅的表情出現。在德國，如果你公開聲稱自己反對女權主義，反而會被鄙視。當默克爾總理被記者問道：「您家裡用智能洗衣機嗎？」的時候，她的回答很簡潔：「我家裡是我丈夫洗衣服。」大眾對此的反應很平靜，因為這是理所應當的。沒有人會去問默克爾「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這種厭女問題，這意味著整個社會已經達成了共識，即女性不應該被理所當然地限制在男性的欲望滿足對象、照料者和支持者的地位上，而是和男性一樣，可以平等自由地一起發展潛能的公民。
那時，她開始想要做點什麼，一方面是把多年工作、學習中對女權主義積累的觀察與思考傳播出去，一方面也是找到其他女權主義者一起，共同學習、探討和推進思考。2018年，播客剛剛興起，最早只是在 Apple Podcast、喜馬拉雅等平臺上有一波聽眾。在覃裡雯看來，當時關注播客的人是一群受教育程度較高、有一定思辨能力、求知慾強的人，對女權主義的思考更感興趣。於是她開始製作《海馬星球》這檔節目。
從2018年到現在，《海馬星球》保持一個月更新一期的頻率，節目時長則從最初的30多分鐘增長到一個半小時，但仍有聽眾留言，希望再講久一點。從前期的選題、錄音後後期的剪輯、上傳，《海馬星球》都是她獨立製作。有時她會選定一個主題，有意識地在網際網路上尋找合適的嘉賓，也有朋友給她推薦人選。
這幾年來，中國的女權主義討論開始「出圈」，女權思考作為一個討論角度，擴展到了社會的不同群體裡，不同人群的認知自然水平參差不齊。她在女權思考這個寬大的光譜裡，慢慢選定了自己的定位：把毫不妥協的批判，和以行動改變現狀的積極性結合起來。她會花好幾個小時與潛在人選預聊，這些人選也來自社會不同的階層，從媒體名人到知識分子，從農村女工到紐約精英。彼此探索對方的思想方法、邏輯體系與表達能力，磨合錄音內容，再加上整整好幾天的剪輯，一期播客大約要花去一周時間。
她曾招過志願者來幫忙做後期，但發現自己十幾年傳統媒體工作養成的「編輯潔癖」妨礙了這種合作。她會用編輯文字的方法來編播客，考察對話的邏輯性、前後順序與內容去留。所以最後還是自己動手最高效。
即使在我們這個談話裡，她也還是偶爾發現自己話語裡不由自主地冒出父權詞彙。她說，每天「排毒」，從用詞上糾正自己受到的父權結構的影響，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工作。
覃裡雯說，她一定會一直表達下去，而這個種子是落在了一個沙漠、水溝裡，還是落在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上，就要看運氣了。我們都希望是後者。
三明治對話覃裡雯
三明治：2018年的時候為什麼選擇播客這個形式傳播女權主義思想？
覃裡雯：播客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能用最好的介質來傳達自己的思考，並進行對話。文字是很有限的，它裡面表達的情感經常被誤解，但是播客通過聲音在情緒的傳達上很直接準確的，讓整個信息更立體。而且，有足夠耐心和理解力去傾聽的人，往往也是更適合思想交流的人。
其次，音頻又比視頻好。中國人喜歡評頭論足，不聽視頻裡說什麼，反而先去評價「顏值」，女性遭到的這種評頭論足又更多。這個詞本身就是對人的物化，根據樣貌給人打分，反而忽略了內容本身。事實上視頻是一種低質量的溝通，增加了不必要的噪音，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
所以我相信播客對於傳播思想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介質。
三明治：今年以「小宇宙」為代表的播客平臺興起，更多人開始收聽和關注播客節目了。《海馬星球》在小宇宙上整體呈現比較積極的聲音。你意識到這個變化嗎？
覃裡雯：因為技術原因，我沒法看小宇宙，但會在微博和喜馬拉雅平臺上和大家互動。我猜想，小宇宙的聽眾（也許也包括目前大多數的播客聽眾）非常同質化，大家互相串臺，回音壁很強。但它能讓你不斷拓展、加深自己的聲音，就像播種那樣，有一天可能突然通過某個契機就傳到了其他群體中。某種程度上的「回音」對中國的女權主義者來說很重要，因為整體環境比較惡劣，她們需要鼓勵，看到女權主義是有人理解，支持，相互討論的。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可以增強信心，才可以接著去做女權推進的運動。
我沒有大規模去推這個播客，因為每個人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現階段要去過多推進到不同圈子，反而可能引起危險，比如炸號。
三明治：除了錄製播客，你也在創作一本小說。你想通過小說所表達的內容，和播客有什麼不同嗎？
覃裡雯：這個小說其實是在播客開始之後慢慢醞釀出來的，圍繞「海馬」這個概念，和播客是一體的。在這本科幻小說裡，我根據自己對過去和當下歷史的思考去做一個能夠改進現有人類社會根本問題的設想。
我寫的科幻小說不是一本反烏託邦小說，不是《使女的故事》《美麗新世界》《1984》這類典型的反烏託邦小說，和《黑鏡》這類反烏託邦影視劇本。這些作品的靈感來自人類在20世紀對完美社會的構想和嘗試，以及它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冷戰時期，在東西方陣營裡都有，那是一個魯莽而殘酷的時代，結合當時突飛猛進的科技，讓人類奴役和殘殺自己的效率大為提高。
但我認為反烏託邦這個類型的創作的限度很明顯，人類已經有太多警告了，各種黑暗的想像已經花招百出，對擊敗黑暗的想像卻僅限於好萊塢式的英雄主義，這是不夠的。我想探索人類怎麼能突破自身局限，避免再掉進這一個又一個反覆掉進去的坑，無論是對弱勢群體的殘害、對人的工具化使用、等級制的最終固化等等。這些東西是需要去尋找解決方案的，而這需要更強的想像力。
我們應該在批判的基礎之上去提供行為的啟發，讓不同的思考創造可能性。地球上的生物在兩性合作方面裡，海馬是最平等的生物之一了，海馬剛受精就放到爸爸肚子裡，由雄海馬負責孵化。而且海馬的求偶過程也非常文明，兩方相互試探，一起在海裡面遊泳跳舞，圍著對方旋轉，最後慢慢靠近，享受性的愉悅，是文明和平等的性緣關係。我希望人類未來能有這樣一種合作友好的性緣關係。這是《海馬星球》這個名字的起源。
三明治：你在一篇文章裡形容自己在來柏林生活之前是一位「半隱藏的女權主義」身份。「半隱藏」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覃裡雯：在當時，我意識到如果暴露出對當下體系的不認可，肯定很危險。在中國，如果你還是個小孩子，沒有工作，或者剛剛工作，都是要保住現有利益的時候，你不太敢去講這些事情，因為公開講就必須面臨辯論，那就意味著你會帶來很多敵意。
那個時候也沒有多少對話技能，通常是直接「槓」，肯定就不愉快了。到後來，我慢慢發展了很多技能：打趣、取笑、反諷、抓住對方的邏輯漏洞，這些都需要積累。那時候沒有這個能量，但是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那時候，我不允許別人在我面前說女人不行，這點是跟我媽學的。
第二個是，語言體系不夠。那時沒有讀太多女權主義視角的東西。我們在80年代長大，讀的是經典文學和傷痕文學，莫言那批作家是沒有什么女權主義視角的。沒有話語，沒有思想工具，沒有系統的女性視角的歷史研究，來呈現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打壓、貶低和殘害，需要閱讀的積累改進這個弱點。
女性的思考發展，需要現實觀察和歷史研究的支持。我在大學時代第一次讀到《第二性》，波伏娃的文本研究非常紮實，是我女性主義理論的奠基石。後來我又去書店買了瑪麗·雪萊的《女權辯護》，她是著名女權主義者瑪麗·沃爾斯通克拉福特與無政府主義哲學家、《政治正義論》的作者威廉·葛德文的女兒，創作了文學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被譽為科幻小說之母的瑪麗·雪萊。但我們卻常常只叫她「詩人雪萊的妻子」。
這些書用系統的語言或從歷史的角度證明父權社會對女性的系統性打壓，或一條一條駁斥針對父權社會所構建的對女性的偏見與僭論，加上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女性藝術史、文學史、科學史等不同領域的成果，為我提供了女權主義的話語與證據。
三明治：你曾經在播客中鼓勵女性不要恥於爭取利益，要「多多爭取利益」，但在實踐中，很多女性無法離開禁錮自己的牢籠。你覺得中國的女人能進行自救嗎？
覃裡雯：關於女人到底能不能自救，現在微博的女權主義分裂為兩派。一派認為女人無法自救，必須靠社會，我們現在喊，環境改善了才能自救；另一派認為環境很難改善，要靠個人的抗爭才能實現。
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後者。因為的確我們已經喊了很多年了，但情況反而越來越糟糕，中國性別平等的排行靜靜地從08年的56位落到了現在的103位。全國一胎性別比是113.73，二胎性別比，惡劣到了130.29，三胎索性到了161.56。這些數字導致中國在全球性別地位榜上，出生權和健康權這一項墊底。它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大規模對女胎的屠殺，也意味著女性在這個社會裡，價值很低，機會很少。
反抗當然一定是有代價的。100年前的中國女權主義先烈，唐群英這群女子是拿著槍去參加武昌起義的。伊朗女性冒著被處死的風險不戴頭巾。但中國女人還能出去工作，還可能可以受大學教育。我們有這麼多信息工具，這麼好的教育環境，為什麼不為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利益之戰，多找一些路徑呢？
這裡面是兩個語境：從公共話語上，每個人都必須對殘酷的現狀持續批評。而從改善個人境遇的層面上，抱怨是沒用的。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找各種突破口。因為沒有人拿著槍逼著你非要去嫁一個男人，非要生男胎。事實上很多女人沒有男人會活得更好。
《海馬星球》那期《從工廠女工到「程序媛」》的嘉賓小賴，是從農村重男輕女的家庭出來，她就堅決不結婚，也拒絕像其他被原生家庭吸血的農村女孩子一樣給家裡不斷地交錢。她在工廠積極用業餘時間自學，從一個女工學成了一個程式設計師。這肯定比她回到農村給男人生孩子好太多了。事實上，很多時候反抗給你帶來的都是自由。
我承認我無法影響一些客觀因素，但我不斷傳播這些積極的例子，讓大家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那可能越來越多形成一個話語場，一定會有積極正向的作用。大多數人是隨波逐流的，等少數勇敢者把路探出來了，就會有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和啟發，也去趟自己的路。
三明治：既然說到「話語場」，現在在微博裡經常看到用戶使用諸如「蟈蝻」「蛆」等侮辱性詞語，你對出現在話語場裡的這些詞語的使用如何看待？
覃裡雯：前陣子央美有一個學生搞了個自己的作品展。她在一堵牆的一面寫厭男詞彙，另一面寫厭女詞彙。後來有人做數據分析，發現首先，厭女詞彙具有很長歷史的社會傳統，大部分厭男詞彙是對厭女詞彙的反擊。比如女人生殖器被叫做黑木耳至少有20年歷史，而說男人是金針菇是過去幾年才出現的事情。其次，厭女詞彙數量遠大於厭男詞彙數量。
還有很多男人聲稱男女平等，但你再追問他，比如你的同事性騷擾時，你在幹什麼，你家裡人墮女胎你怎麼看，男生降分錄取、女生卻被排斥在很多工作機會之外你怎麼看，他會覺得很正常，沒有什麼大不了。甚至就連女性被當眾殘殺，他們都不覺得同情，反而毫無依據地認定這個女的肯定有問題。這些人算父權社會的幫兇嗎？當然算。他們對父權體系的日常參與構建，對女性境遇的惡化有巨大的作用。女權主義者不過是說出了父權社會的骯髒真相罷了。
我們在面對一場非常不公正的鬥爭。從司法、文化、歷史書寫到日常的社會交鋒，女性的弱勢是極其明顯的。女性就是不斷被日常攻擊和屠殺的一個群體。所有這些憤怒的詞語跟我們的現實相比，都是軟弱無力的。我根本不覺得這些詞彙是個什麼問題，用四平八穩的語言，能激起任何反應嗎？你必須要激怒對方，要激怒這個社會的所謂「好人」，讓他們看到歲月並不靜好，他們是裝聾作啞的幫兇。
德國對二戰罪行的反思，得到全世界的稱道，但這不是一個自動到來的過程，而是由二戰後的年輕人完成的。20世紀60年代時，德國學生參與學運時才撕破了從1945年納粹戰敗之後到60年代之間對納粹歷史的長期沉默。當時學生們回顧上一輩人的歷史，才發現整個社會都有參與納粹的罪行。他們跑回家去問自己的父母和親人長輩，當納粹在迫害猶太人的時候你幹了什麼。如果每個人都去推卸自己的道德責任，社會如何進步？如果沒有當年60年代激進的反省，怎麼可能有今天的德國？
人類社會的盲目傳統，無比強大，它的進步，有時候一定要靠這種痛苦的問責來推動。我們必須去質問身邊的男人，在女人被侮辱和傷害的時候，你們在幹什麼，你是怎麼看著的？你知道你的一句所謂「無心之語」和「大家都這麼說」的侮辱女性之詞，造成的惡果是什麼？你在意嗎？如果你不在意，你並不尊重我？你憑什麼要求我的尊重？
現在網上還有一種針對女性恨其不爭的一種批判，比如「婚驢」這個詞，就是說女人像驢一樣的護衛男權，不停地墮女胎，生孩子，把自己的身體都搞壞了，就為了生個兒子。我覺得這個詞完全不過分，驢好歹都不會去殺自己的孩子，只因為孩子是女的。一個社會不應該只有貶低自由獨立女性的詞彙，而沒有貶低父權幫兇女性的詞彙。
還有一個詞叫「精神男人」，類似女人被病毒侵佔後做出很多違反母性的東西。我們當過媽的人都知道，我當了媽以後會勇氣倍增，因為我必須站起來為我的孩子去爭奪一切，保護ta，但有不少中國女性的這個天性完全被扭曲扼殺了。她會去打壓、貶低，甚至殺掉自己的女兒。這就已經變成被父權精神病毒的感染的人了。
三明治：你自己的親密關係實踐和對女性主義的思考有什麼關係嗎？
覃裡雯：我是個幸運的人。第一，我從小跟我父親距離很近，而我觀察力很強，所以長期近距離觀察他如何去操縱，撒謊，霸凌，我學習到的經驗就是：如果我去建立親密關係，一定要找一個跟他相反的人，不然就會像我媽一樣慘。其次，我學習能力很強，看了很多書，也不斷觀察社會現實和身邊的人。
但我的辨別能力也是逐漸增長的。我的前任非常體貼，也很尊重我，但是後來我發現還是存在中國親密關係中典型的不重視情感溝通、無法表達情感、迴避衝突等問題，這就導致親密關係無法發展下去。而這種問題，在中國家庭裡非常普遍，事實上也是所有父權社會的普遍特徵：貶低和迴避人的豐富情感，迴避溝通，否認多樣性帶來的衝突的價值。
我遇到現在這個配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權主義者，因為60年代平權運動餘波對他成長期的影響，以及他身邊女性對他的教育，使得他對女性的權利有高度敏感，有很強的共情和理解能力。在這個層面上，從女性視角出發，不斷的情感溝通、相互支持，才能建立起一個有穩固核心的親密關係。
在德國我後來結交的朋友中，我看到很多好的親密關係，我才重新有了一定信心。但這都建立於一個有女權運動基礎、言論環境開放、法律和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未完善的富裕社會。一個有社會支持、對女性友好的地方才能建立親密關係，女性如果地位低下不可能建立好的親密關係，因為這個社會會逼迫你厭女。
對於女性，你面對的是另一個成年人，要看這個成年人是否有學習意願，他能否代入你作為一個女性的境遇，能否和願意理解你的感受。這不是由女性來控制的，他必須自己去願意完成它。但我一再說，如果親密關係糟糕，不如不要，因為它事實上是一種損耗，給人的壞處一定大於好處。
三明治：你在對女兒的教育中會著重強調女權主義嗎？
覃裡雯：我的配偶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就在交談之中經常說「我認為女性就是更優秀的物種」，我那時候還是個理中客，有時候還偶爾會說「你太偏激了」。他給了很多實際經驗支持的理由，女人更靠譜，更有團隊合作精神，創造力更強，更有可持續發展的考量，也沒有那麼大的摧毀性。所以當我們家庭三人聚在一起時，日常在飯桌上的討論、外出度假、對當下事件的討論，都會帶入女性視角。
從孩子小時候開始，我們就不避諱討論兩性問題，比如親密關係之中如何處理衝突，包括性的問題。讓女兒從小掌握對性的知識，去羞恥化，讓她掌握對自己身體的坦然認知和尊重，都是有利於她的力量發展的。
另外一點，我給女兒的很大自由度與很多尊重。我絕對不會進女兒的房間亂翻東西，也不會看她的日記，我會尊重她的邊界和隱私。這也是維護她的權力。
我學會向她道歉，也是一個打破父權社會給我的烙印的過程，因為父權社會裡的父母，要維護絕對威權，絕不會向孩子道歉。前不久我還在微博上寫道，在她到來之前，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道過歉，因為我的父母從來不因他們的過錯向我道歉，反而一味強迫我道歉，不管我有沒有錯，這使我一道歉就會覺得很羞辱。後來我的配偶經常跟我真誠地道歉，我也學會了向他道歉。我向女兒第一次道歉用的是英文，因為用中文真的說不出口。後來就越來越正常，她對我的信任也越來越高。
我從來沒有要求她成為一個優秀的女孩子。我要求的只是她尊重自己的潛能，相信自己的能力。女權主義教育是什麼？就是讓女人帶著尊嚴和安全感地充分成長。
三明治：三明治有很多女性書寫個體經驗故事的文章，怎麼看這種女性表達？
覃裡雯：三明治的那幾篇文章都是女性在尋找探索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並把它表達出來的過程，我覺得特別好。雖然我在裡面也看到了很多還沒有敢突破的東西，因為她們得不到情感支持與社會支持。
那個因為子宮內膜異位症生了三個孩子的女性，我很想跟她說，你本來不需要這樣做的。每個人每天都可以重新開始。沒有必要被過去所綁架，我們是可以開拓新疆土的。首先你要意識到，你絕對可以求自己，你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你有思考能力，能表達，自己能夠賺錢。你只要克服自己的膽怯，你就能夠知道該怎麼辦。
只有自己給自己這個鼓勵，你才能夠下定決心，別人怎麼都幫不了你。
講出自己的經曆本身就是一個表達，沒有表達的人是沒有權利的。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表達是可以沒有立場的。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那麼，我們在鼓勵大家表達的時候，前提是要誠實。
有些時候，我們經常對自己撒謊，比如說，我覺得我的家暴丈夫還是愛我的。這其實就是自己對自己撒謊。要誠實是不容易的，誠實是需要訓練。我們日常都是生活在對自己編織的謊言之中。而寫作是能夠幫助人變得越來越誠實。
三明治：可以推薦《海馬星球》中的三期節目嗎？
覃裡雯：第一期，從理論工具的角度來講，我推薦與德國洪堡大學語言學博士吳坤洋錄的《為什麼說「男女有別」是靠不住的說法？》，這一期從語言學和和歷史現實的分析角度去分析，為什麼我們不能被「男女有別」這個概念所誤導。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思想工具。
第二期推薦《艱難的戰鬥和自我和解：一個年輕西北女孩的故事》，很多人都說聽哭了，不是因為我煽情，而是故事主角Ruggels壓抑多年最後得到陳述，有很多很深的思考，真的很真誠，很多人得到了共鳴。
第三期我有兩個推薦。一個是《從工廠女工到「程序媛」》，還有最近的《一個硬核的世界遊蕩者是如何養成的》，這兩期講的是同一類人格，她們不斷學習，從貧困的農村家庭突破出來，一位成為程式設計師，另一位成為快樂的動漫作者。她們的故事本身勝過一切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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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若冰
三明治播客報導和研究欄目「若有所播」負責人
《北海怪獸》主播，鍛鍊耳朵，強健體魄
原標題：《《海馬星球》覃裡雯：我是如何進化為「女本位」的女權主義者｜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