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
如果一個社群的認同感 完全植根於受害者情結上， 問題就來了
作者： 王小邪
[ 伊恩·布魯瑪批判哀悼大屠殺正在被利用成為一種偽宗教，歷史悲情演變為「受難奧運」。「幾乎每一個社群，無論是國家、民族、宗教、種族或少數性別團體，或多或少都對歷史有些意見……」放眼如今的世界，這一情勢顯然愈演愈烈了。 ]
前不久網上關於杭州殺妻拋屍案的各種討論甚囂塵上之時，我身邊很多人每天上網刷新聞，有位藝術家朋友幾乎著了迷，他想搞清楚兇手到底是如何處理屍體的，並一再向我推送所謂解密消息。現在，案件業已告破，大眾關注的焦點又轉移到了其他新鮮事上。我忍不住揣測，有多少人是懷著獵奇心理去關注此案？坦白講，我從不懷疑人類在作惡手法上擁有驚世駭俗的想像力，對此我有些悲觀，但這並不能調動我深層次的好奇心。
記得曾在一位友人力薦下看了《血觀音》，觀影感受卻有些詭異。片中演員演技越精湛，作惡手法越異想天開，我就越有一種窺視一場邪惡慶典卻入不了戲的不自在感受，影片的批判性看似顯而易見，結果反而只停留在意識形態的最表層。為什麼會這樣？我想起齊澤克對於一部將多線平行敘事手法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好萊塢電影《銀色·性·男女》的評論，他認為人們對此片的理解存在誤差，它被普遍認為是對美國中產階級絕望生活的批評，但其本質實則樂觀得多。在更深的層次上，它像是一場對偶然的邂逅、新生命以及意想不到的意義產生的效果的慶祝……容我加上一句，片中大量使用的爵士樂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渲染出一種末日狂歡般的曖昧氛圍。到最後，我的觀影情緒也隨之變得有些曖昧，我說不出自己想逃避這末日，還是想加入這狂歡……你很難說這是電影的敗筆，或許恰恰是它最具反諷意味之處。
「我們在這個意識形態、宗教、國界、文化分際皆瓦解的世界，又該何去何從呢？」在層出不窮的熱點新聞的轟炸之下，現代人所獲取到的信息空前豐富快捷，但真相卻依舊撲朔如迷霧。我想，或許藉助藝術反而有可能比現實更容易帶我們接近真相。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假如沒有藝術，人類對自身殘暴行為的審視或想像就缺少了一種至關重要的維度。在脫離了古代作為宗教附庸的身份之後，藝術反而像是新時代的另一種宗教。一切藝術形式皆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工具，儘管我們傾向於相信它的神聖性，但它也可能被無恥利用。
在某些情境之下，
我會不會做出同樣的暴行？
伊恩·布魯瑪在《殘酷劇場：藝術、電影與戰爭陰影》一書前言中寫道：
「我一直想了解人類為什麼會有殘暴的行為。許多動物以其他動物為食，有些甚至會出於競爭而獵食自己的同類；但只有人類會做出極端甚至不經過大腦思考的暴力行為，有時只是為了滿足變態的快感……藝術和戲劇揭露了我們所謂的文明行為，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經常有其他動機。」
這是一本文藝評論和歷史散文合集，布魯瑪以史實和理性，取代狂熱與悲情，探討20世紀影響全人類命運的戰爭與種族屠殺。一如本書標題，這些面貌紛繁多樣的文章組合起來，也像是一座用文字搭建起來、同時上演著平行事件的「世界劇場」。我們跟隨布魯瑪的腳步穿梭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和國界，尤其是一些處於陰影之下的角落，與一系列被拋擲其中的人物邂逅，他們主要是藝術家或知識分子，也有部分留下文字記錄的普通人。籠統地說，我們在觀看一幅「受害者群像」。「這是另一種真相——肖像畫家的真相」，布魯瑪對德國導演沃納·赫爾佐格的紀錄片的這個比喻很有意思。
「在某些情境之下，我會不會做出同樣的暴行？」布魯瑪帶著每個普通人都有可能發出的疑問，筆鋒冷峻，但卻沒有超然於外的優越感，體現出很強的同理心，即使在寫到他明顯對其流露出鄙夷之情的納粹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在戰後虛偽地以受害藝術家自居）時也顯得冷靜克制。「這是因為她本身就傾向於納粹意識形態，或是法西斯式的審美嗎？也不盡然。」「或許她和希特勒之間浮士德式的交易，是讓她永垂不朽的唯一機會。」「我們可以將《奧林匹亞》的冷豔美感脫離它的政治背景。」他對她最強烈的批判止於「裡芬斯塔爾最大的問題，也是局限她藝術表現的主因，是她並不只是一位冰山美人，感情上也冷若冰霜。她缺乏對人性的了解和同情，把人體當作追求純粹美感的工具」。希特勒的另一個納粹美學幹將是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布魯瑪帶著我們重新回到歷史現場，指出現代主義大師密斯·凡·德·羅當時也想盡辦法要拿納粹的標案，「但密斯較為走運，因為希特勒對他的計劃不感興趣」——這個輕輕帶過的對比，讀來使人不寒而慄。
納粹執政重創了德國藝術，藝術被納粹化的偽浪漫主義和偽古典主義所汙染。「這些藝術傳統必須要由新的批判精神焚燒殆盡。新生代藝術家如安塞爾姆·基弗，作家如君特·格拉斯，導演如赫爾佐格與維爾納·法斯賓德正是這樣的一批人。」布魯瑪仰慕赫爾佐格，評論其在紀錄片中摻入虛構情節（儘管沒有人能察覺它們是虛構的，都是由赫爾佐格自己講出來）時，他有些矛盾，「若真要幫他說話，我們或許可以說，他所創造的東西並不是在顛覆真相，而是讓真相更明確、更生動」。這一解釋也並不足以打消我的疑惑，但本書最有意思的部分往往是這種無法輕易下結論的灰色地帶，布魯瑪的嘗試會激發閱讀者展開進一步思索的興趣。
在《毀滅德國計劃》中，布魯瑪由德國作家約爾格·弗裡德裡希的作品《烈火》，展開對二戰期間盟軍轟炸納粹德國的討論，尤其是思考為何一位研究左派大屠殺、掃蕩新納粹的知識分子，卻成了德國受難的紀實者。「他不僅是要把德國受難歷史的話語權從極右派手裡拿回來，更是要拯救因希特勒12年萬惡政權而蒙塵的德國光榮歷史。雖然有時弗裡德裡希難免落入極右派的窠臼，但這樣的嘗試仍是值得敬佩的。」在《只有故鄉好》中，布魯瑪將拍攝《希特勒：一部德國電影》的爭議導演漢斯-于爾根·西貝爾伯格與具有烏託邦信仰的作家克裡斯塔·沃爾夫相比照，他們「都著迷於克萊斯特和德國浪漫主義」，「在西貝爾伯格來說，是那個俗不可耐，且沒有納粹存在餘地的『血與主』願景，以及在沃爾夫心目中，一個沒有史達林的理想社會主義國家，這兩位各自的烏託邦理想之間，是否在唾棄美國以及混亂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外，有更深的共通點？或許他們仍眷戀著年少時的理想主義，而用他們獨特的方式重新塑造這些願景？」
在《珍珠港事變之欣喜若狂》中，一些受過高等教育、饒有才智的日本知識分子，突然從世界主義者變身為民族至上主義狂熱分子，然後在1945年戰敗之後，又突然回歸自由主義。《必勝的穿衣哲學》中的日本畫家藤田嗣治的幾次變節使人唏噓——上世紀20年代他在西方藝壇如魚得水，30年代卻轉投日本沙文主義，畫起了戰爭宣傳畫，戰後再次回復到戰前藐視日本的態度，鍾情於西方，最終隱居老死於法國。而神風特攻隊隊員實際上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並非無知盲從。這是一個很好的總結：「偉大的明治時代小說家川端康成曾警告他的同胞，民族主義加上盲目地模仿西方，最終會讓整個國家精神崩潰。」
布魯瑪也描述了一群拒絕與納粹同流合汙的流亡藝術家，馬克斯·貝克曼、喬治·格羅茲、恩斯特·路德維希·基希納，「他們都曾親眼看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和戰地醫院，經歷過精神崩潰，見證了人類處境的深淵，藝術之花從中催生」。他並不只是讚美這群人，更對其備受孤獨煎熬的精神困境進行了探討。要在極限的境遇下做出正確的選擇，絕非旁觀者想像的那麼容易。
我們這個時代是否正處於
全球性的憂鬱症候之下？
前年，布魯瑪因為在《紐約書評》上刊發了一篇政治不正確的文章激起眾怒，被迫辭去才幹了一年多的主編職位。從本書所述內容來看，他的言論很少激進，但他大概也是個「政治不正確」的「慣犯」。《受害者情結的歡愉與險境》一文發表於1999年，布魯瑪批判哀悼大屠殺正在被利用成為一種偽宗教，歷史悲情演變為「受難奧運」。「幾乎每一個社群，無論是國家、民族、宗教、種族或少數性別團體，或多或少都對歷史有些意見……」放眼如今的世界，這一情勢顯然愈演愈烈了。「要是一個文化、種族、宗教、民族、國家，將鞏固社群的認同感完全植根於受害者情結上，問題就來了。這種短視觀點無視史實脈絡，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要被拿來當作仇殺的藉口。」比如在印度，有個奇怪的現象，「佔人口多數的族群，利用歧視較為貧窮、勢力薄弱的少數族群，來鞏固自己的自我認同」。而歐洲自古就有反猶情結，到納粹執政之後，更是把德國描繪成一個受猶太人毒害的國家，同樣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
受害者緣何執著於哀悼？我想起藝術家卡德爾·阿提亞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反觀記憶》（2016年）。阿提亞擁有多元的出身背景，1970年生於法國，成長於巴黎和阿爾及利亞，曾在剛果和南美洲生活數年，目前在柏林和巴黎工作。他通過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探討不同社會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特別是關於剝奪與壓制、暴力與失去，以及集體記憶追溯的經驗。在影片中，阿提亞從被截肢患者的「幻肢痛」這一醫學現象入手，引申到受害者的記憶與哀悼、少數族群的身份認知問題等。「幻肢」是一個美妙而殘酷的比喻，「歷史以一種還原創傷的方式被書寫，所謂的幻肢從未停止索取它丟失的部分。」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到，「那種低人一等的感覺近在咫尺」。另一位受訪者指出，「哀悼」是指隔著一段時間的過去的創傷在今天的一種迴響，裡頭本身包含著它有可能在某一天被克服或治癒的假定，但是如果人們感到創傷從未間斷，比如後殖民時代對人的身體的剝削，那就不僅僅是哀悼了，而是「melanchonia（憂鬱症）」……
那麼，我們這個時代是否正處於全球性的憂鬱症候之下？阿提亞的系列作品並不只是強調記憶追溯，在圖像泛濫、人們很容易產生審美疲勞的年代，他試圖以靜心構思、新穎巧妙的藝術手法揭示被遮蔽的真相，更探討「修復」的可能性與方法——這才是核心宗旨，在這一點上，他很難得地同時兼具藝術家的想像力和社會活動家的行動力。
布魯瑪也擁有多元化的出身和成長背景，1957年出生於荷蘭海牙，在英國和日本接受教育，曾在東京生活六年，香港生活七年，以記者身份遊歷亞洲各地，後來定居紐約。他顯然是一位極具國際觀的世界主義者，本身沒有猶太認同感，而且總是警惕著民族主義的回潮。作為一位思想家，他似乎也在借講述自己的同類進行反躬自省。在《尖酸刻薄的記事者：哈裡·凱斯勒》中，布魯瑪總結了一個「恐怖的教訓」：「凱斯勒屬於當時最具有文化教養、最具國際觀的人，但這位念茲在茲皆是歐洲文化的知識分子，他所鼓吹的主張（種族、青春、純粹、對一戰浪漫主義化的描述）卻種下日後近乎毀滅的因子（二戰）……遺憾的是，擁有文化素養並不等同預防針，不能保證不會被邪惡的思想所吸引。」
在另一篇文章《安妮·弗蘭克的身後事》中，布魯瑪繼續審視「集體抒發悲痛的儀式」，「我們對大眾文化和死亡的欣賞，也預告了一個新浪漫時代的來臨，它會以反理性、感性與社群主義的方式出現」。如今的網絡上有個十分流行的句式——「今天，我們都是×××」。人們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一場災難或一起事件的受害者，一種簡單便捷、近乎自我感動的情緒宣洩，將人們暫時凝聚在一起。如果不加入其中，你很可能會被視為冷血。如果你是公眾人物，還有可能因此受到攻擊。布魯瑪也被有些人指責為冷血，尤其他的母親還是猶太人。他敬佩安妮的父親奧託·弗蘭克，「他能將個人的悲慟升華為普世價值的精神和行動，著實讓人肅然起敬」，這看起來也是接近布魯瑪本人想法的立場。安妮的普世性，或安妮的猶太性，你相信哪一個？非得選一個嗎？布魯瑪在書中顯然有他自己的傾向性，但並不意味著他能給出所謂明確的答案。難得的是他提供了一種全景式的視野：「我們要認清真相併不只是一種觀點。事實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