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發現22張「文革」時期「現行反革命」犯人登記表後，作家導演徐星開始了孤身一人的尋訪拍攝。他幾乎走遍浙江農村，先後找到表格中12位老人，傾聽記錄這些底層農民因言獲罪含冤入獄的故事。年過古稀的老人和徐星講得最多的兩個詞，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他們對過往的回憶，也令險些湮沒的歷史在膠片中凝住
2014年3月29日，周六，杭州凡人咖啡館。下午兩點，導演徐星的紀錄片《罪行摘要》將在這裡放映。
活動開始前，徐星一直守在門外。
一輛車停下，他快步迎上去。
三個老人從車中探出身，徐星邊和他們嘮著熱絡家常，邊伸手扶他們下車。大概是怕老人碰到頭，徐星把手很自然地搭在了車門框上。
為了這次放映，老人們坐了幾個小時的車從浙江建德趕來。他們是《罪行摘要》一片的主角——「文革」時含冤入獄的農民胡俊錄、程德華、翁志渝。
然而，徐星在片中記錄下的面孔，遠不止這三人。
2011年，徐星在北京宋莊結識了畫家賈和震，賈在「文革」中因「現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裡豐農場勞改十年。
賈是「牆報犯」，負責寫牆報、編畫刊，謄抄「文革」期間「犯人登記表」也是其工作之一。這些登記表記錄了犯人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簡要犯罪事實，等等。當年在獄中，賈曾利用登記表背面偷偷作畫，並在出獄後將它們帶了出來。
徐星因此得以見到22份「犯人登記表」，表格中的「犯人」大都是農民，來自浙江不同地區。他們所犯罪名五花八門：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等等。
這些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罪名，卻讓這22個農民被判7年至20年刑期。
十裡豐農場成了他們青春乃至人生的埋葬地。
看到這些登記表，徐星覺得應第一時間找到這些人。他們是誰？獲罪背後有怎樣的隱情？出獄後又有怎樣的人生？
「多年來對『文革』的反思，底層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農民。他們沒有顯赫的身份、沒有名聲、沒有學識，他們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獄，但進就進去，出就出來，沒有解釋、沒有補償。數量龐大的農民的故事正消失在浩大的歷史之中。」徐星說，希望自己做些事，能填補這個空白。
因此，也就有了之後三年他孤身一人的探訪拍攝旅程。徐星尋人、拍片，最終用鏡頭記錄下14個老人的故事(翁志渝、程德華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22張「犯人登記表」中，但他們作為胡俊錄的同案犯，被徐星一同記入片中)，並將120個小時的拍攝素材濃縮至135分鐘。
「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我們成了模特」
年逾古稀的胡俊錄、程德華、翁志渝，並不在乎建德與杭州之間，來回幾百公裡的舟車勞頓。杭州放映會現場，他們說自己感激徐星，不為別的，就為這個北京來的扛攝像機的大個子男人，是唯一願意坐下來聽他們嘮嘮「過去事兒」的人。
幾十年來，他們的人生如被塵封一般，藏於歷史的暗角，無人問津。藉由徐星的鏡頭，老人們的故事才露出冰山一角。
在「犯人登記表」上，胡俊錄的罪名是：與李春生臭味相投，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參加啟蒙核心領導小組反革命集團，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翁志渝、程德華的名字雖未出現在22張「犯人登記表」中，但他們和胡俊錄為同案犯，屬一個「反革命集團」，而李春生已於幾年前去世。
「反革命集團」究竟從何而來？
原來，胡俊錄他們幾個當年由於出身不好，被劃為「黑五類」，因不堪歧視和看不到未來，幾個「五類分子」決定成立一個生活互助小組，「誰家有事，可以湊點錢相互幫襯」，但不知被誰告發，幾人因此獲罪。
翁志渝回憶，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關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鬥會，身邊不遠處，是挨鬥的胡俊錄、程德華。
下臺後，他們被五花大綁關在不同房間。公社幹部要求他們坦白都有哪些反動言論、反動行為。幾個人一頭霧水，不知從何交代。之後，他們便被送進新安江看守所，分別關押審問。
1970年宣判時，胡俊錄、程德華發現，自己被莫名捲入一個叫做「啟蒙核心領導小組」的「反革命集團」，他倆和翁志渝、李春生一樣都是集團骨幹。
胡俊錄、程德華心裡的疑團，只有翁志渝能解開。因為「啟蒙」二字，正是他為自己和同伴捏造的罪名。
當年在新安江看守所，翁志渝被提審後，審訊員一直追問：「你們有組織、有綱領、有紀律、有對外聯繫，名稱有吧？」
翁志渝講「沒有」，審訊員就用槍把子在他腦袋後面狠敲一下。不說，再敲。如此情形，翁志渝覺得，對方是一定要問出個名稱來。
想到這裡，他開始每日冥思苦想，目的是給自己和同伴憑空想出個罪。這個罪不至於讓大家判死刑、判無期徒刑，但沒有罪就得天天挨打。他們幾個早晚會被打死。
翁志渝想，叫「反共救國軍」，那準得槍斃；叫「勞動黨」，基本還是槍斃。但這些詞都是他從報上看來的，自己也搞不清什麼意思。
最終，同樣是從報上讀到的「啟蒙」一詞，在一次審訊中，被翁志渝「供認」為小組名稱。
打他的審訊員聽到「啟蒙」停了手，但不解其意。翁志渝解釋說：「小孩子，六七歲沒念書，去學校受教育，叫啟蒙，就是不要懵懵懂懂。」
「那你這個啟蒙是什麼意思？」對方問。
翁志渝索性把藏在心裡的疑問說出來，在他看來，當年大喇叭天天唱「中國出了個大救星」，《國際歌》又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同樣是唱歌，一個說大救星，一個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那中國是不是個人迷信？於是，面對審訊員的追問，翁志渝說，啟蒙就是不要搞迷信，不要搞個人崇拜。毛主席就是個人崇拜。
審訊員聽後大驚失色，狠狠打了翁志渝一下，並喝道：「你這傢伙真反動，槍斃你！」
翁志渝想，槍斃就槍斃吧，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但他並沒被槍斃，只是很快被定了罪——「啟蒙」之後被安上了「核心領導小組反革命集團」幾個字，他和胡俊錄、程德華、李春生作為該集團首犯，被投進十裡豐農場。
如果不是徐星來拍片，出獄後的程德華和翁志渝恐怕很難出現在同一個場合。多年來，程德華對翁志渝始終有怨氣，覺得如果不是他編出「啟蒙」，他們也不會被莫名扯進什麼「集團」。但翁志渝卻覺得，他們當初躲也躲不掉，「那時候我們已經被鎖定了啊」。
拍攝時，徐星一直試圖調解二人關係。他把他們拉上飯桌，好酒好菜擺得滿滿，他自己則充當和事佬。兩個老人最終抱在一起，翁志渝老淚縱橫，口中念著：「我們是老朋友，我們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啊。」
也許自始至終，程德華的心裡是同意老朋友那句「我們被鎖定了啊」。因為談及往事時，他曾這樣說：「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為給我們炮製了這麼一個事件。反正我們是個模特。」
「我不是要賠償，但工錢總要給我」
多年來，翁志渝都覺得委屈，因為老朋友一直誤會他。他說自己當年是一心保護程德華、胡俊錄的。當初他和李春生打過招呼，他倆是光棍，責任儘量他們挑，照顧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可李春生死了，死無對證。」翁志渝說得無奈。
但人生更深一層的無奈在於，當最終事與願違，任何美好的初衷都顯得不足為道。
被釋放後的翁志渝在老父親的帶領下做起苗木生意，村裡有個年輕姑娘追求他，成了他的老婆。程德華卻過得慘澹，出獄後他脾氣暴躁，一次吵架後老婆被他打跑。
「他(程德華)後來的性格有個人的原因，但根源在哪裡？」在徐星看來，幾十年前的那場無妄之災已牢牢刻進老人的血肉裡。
程德華生活的拮据時時閃現在徐星鏡頭中。比如生病，他會找最便宜的藥片。對他而言，生死之間，已沒有深不見底的鴻溝。七十多歲的他常說，早就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還有什麼可怕。
一開始拍攝，徐星就和程德華這些老人說過，自己什麼也幫不了他們。憑他一己之力，沒法替他們平反伸冤或是解決問題，他只是希望他們的經歷能被人知道。話雖如此，拍攝完成，徐星還是自己掏錢，給程德華買了20年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別的我幫不了，如果他活到90歲，這個保險也夠了。」
既是被冤枉，這些年，老人們不可能沒有想過賠償。他們也抱怨，為什麼工人、知識分子都有補償，就農民沒有？「越沒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壓力越大。西方有句諺語，窮人的稅是最高的。」徐星感慨。
提到賠償一事，程德華說，當年他們幾個被放回家後，試圖找過當地政府，政府給出的回應是：現在國家被「四人幫」破壞得厲害，全國都這樣。國家有困難，你們要體諒。等國家好了，會慢慢處理。
但一等就是幾十年，程德華他們仍舊沒等來一個說法。
拍攝時，老人給徐星出示了一紙文件，上面寫著：胡俊錄、程德華，你們的賠償申請已收到。按原1980年9月以當時的政策法律，給你們平反。現沒有收到對原平反的按《國家賠償法》予以賠償，請諒解。落款為：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時間：2010年4月8日。
「我現在不是要賠償，但我十年在監獄裡每天工作12個小時，農忙時工作16個小時，工錢總要給我，哪怕一天算一塊錢，扣去吃飯，得給我工錢吶！」杭州的放映會上，程德華有些激動。
「有耶穌和我們同在，什麼事情都不怕」
程德華講話時的「直」，和他到今天仍有些孩子氣的脾氣有關。和他相比，徐星鏡頭中的有些老人，則顯得膽怯且謹慎。
當年因被朋友誣陷，被判「參加反革命集團，參與策劃反革命暴動，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入獄7年的徐興林就和徐星說，從監獄出來快50年，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不要交，徹底交不得」，老人一再強調。
除了對交朋友這件事耿耿於懷，其餘的一切，徐興林似乎又已看開。「政治這東西，說你是你就是。對於我們農村的人，我們這樣的人，政府管不了這麼多的事情。」
對著鏡頭聊了自己的故事後，徐興林和在深圳做珍珠生意的兩個女兒通了個電話。「從此後，老人再不接受我任何採訪。包括我把片子拍完，送回去給他，老人也說不要看。說女兒罵他了。」不僅如此，徐星也先後接到那兩個女兒打來的電話，警告他，不許再騷擾她們的爸爸。徐星覺得有些悲哀，當下一代急於追求更好的生活時，父輩所經歷的委屈與苦痛，似乎可以被輕易地甩開扔掉。在他們眼中，天空始終沒有出現過霾。
同樣讓徐星悲哀的是，反觀片中那些當事人，曾經的恐懼如今依然清晰地寫在他們大多數人臉上。
比如初和老人接觸，徐星發現他們幾乎都有一個下意識動作，就是講話前立正站好。「為什麼？因為監獄裡和看守說話，都要立正。」
但徐星有一套和老人熟絡的方法。通常就是放下攝像機，和他們聊天。談談生活，談談日子，談談老婆孩子，談談吃飯喝酒，談談村幹部腐敗……
交流之後，老人們會相對放鬆。林品新就是坐在自家門口新刨出的番薯堆旁接受的徐星採訪。
林品新是22張「犯人登記表」中獲罪最重的，判了20年，罪名是「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被抓那年他25歲。林品新承認，自己的確寫過一封信，主要是對「文革」有疑問，具體內容，他已記不清。
但這個只讀過小學的農民，就為這封信，成了「重犯」，在十裡豐農場的第一年，他每天戴著56斤的腳鐐下地勞動。
徐星鏡頭裡的林品新並不是個善於交談的人，他甚至有點木訥，每個問題都要想很久，似乎這樣才能組織好語言。他會撩起褲腿，把曾經戴著重鐐、已經變形的雙腳給徐星看。而這熬進皮肉的人生細節，或許已強於任何語言。
林品新說，他想讓自己的膽子變大一點。「信耶穌。就是信耶穌。有耶穌和我們同在，什麼事情不怕。」他對徐星說。
拍攝時，林品新87歲的父親忽然闖入鏡頭。他挑著一個擔子，裡面全是番薯，徐星走過去掂掂，大概有100斤重。「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歲，依舊種地、挑紅薯，住風雨飄搖的木房子，窗戶都沒有。至於老婆，早就離他而去。」
在尋訪中徐星發現，這些當事人在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後，接下來的處境就是親人和他們劃清界限。老人們和徐星講得最多的兩個詞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其實不能怪妻子們，尤其是她們當中年輕有幾分姿色些的。她們因丈夫服刑，政治地位低下，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無力反抗，她們在村子裡的遭遇，我真的無力描述，我甚至都無法面對。」徐星感慨。
但周明夫的妻子是個異數，她執拗地等回了丈夫。
周明夫當時是村裡一名會計，他的罪名是「拿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據他回憶，會計室有一把槍託已經漚爛的氣槍，有一天他們幾個年輕人拿槍擺弄著玩，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綁了，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當時屋裡就三個人，周明夫說，他知道是誰舉報，但他不願提名字。
「農民其實都很寬厚。」徐星說，自己問他們，「當年是誰揭發你、打過你，如果那些人還活著，他們就不說，都在一個村子裡，怕傷和氣。『文革』時，能把敵人揭發出來就是忠心，大部分人都在漩渦中，所以很多老人理解揭發批鬥自己的人。」
周明夫便是如此。當老人看著徐星拿來的寫有他罪名的「犯人登記表」時，雖也忍不住說「真可笑」，但他還是覺得「都過去了」。「那時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沒有心的。就是誰壓倒誰。別人身上墊一下，自己就高一點。現在的年輕人都不相信。」
不知過去，就沒有未來
徐星說，當拍完一個老人的故事，他自己拿著機器獨自往回走時，眼眶常常是溼的。
做藝術的人，或許註定敏感且敏銳。
在沒有拿起攝像機前，徐星被人稱作「作家徐星」。上世紀80年代他創作了小說《無主題變奏》，由《人民文學》雜誌刊發，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誌性作品之一。此後，他赴德國講學居住多年，1994年回國至今。
即便收穫了名聲，但在物質上，徐星似乎一直沒有特別富裕過。他笑說自己是最底層的「三無」人員——無房、無車、無工作。
但徐星卻有大把力挺他的朋友。《罪行摘要》拍了三年，花了18萬，很大一部分錢都是朋友無償贊助的。
而在後期剪輯製作時，兩個年輕人——科影廠導演於莫浮、騰訊網張慧聰，一直利用周末休假無償幫徐星的忙。「不僅是助手，我和他倆現在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徐星說，從這兩個有理想且正直的年輕人身上，他也更多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拍片時，錢是徐星最大的心魔。「吃什麼，怎麼住，都要考慮。」進村進鎮徐星不敢叫計程車，都是坐農民的摩託。有時，為了相差一百元的房費，他會拖著行李拿著器材走上好幾公裡。「不為別的，就是擔心沒錢了，這個事情做不成了。」
偶爾，58歲的徐星背著30公斤的裝備走在雨後泥濘的山路上，也會感覺疲憊不堪，甚至有點軟弱。他會在心裡發問，自己一個「三無」人員做這些是為什麼？這難道不是國家該做的事嗎？但想著想著他又會嘲笑自己。「我的命運和這樣一件事情碰撞了，結合到一起，我很驕傲。我命裡註定有這個光榮，我可以享受這個光榮。」
讓徐星享受的，還有老人們回饋給他的信任與真誠。
《罪行摘要》杭州放映會，趕來的胡俊錄、程德華、翁志渝一下車就遞給徐星一個塑料桶，裡面裝的是他愛喝的建德蕎麥燒酒。「有時我想，天天和他們坐著喝蕎麥燒也挺好。」
但徐星停不下來。他說自己推崇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士」的要求，「這會告訴你如何成為精神上的貴族，就是要參與社會生活」。徐星不喜歡空喊口號，他覺得人應當知行合一，踏實做事，真真正正行於路上。
《在路上》是影響過徐星的小說，也是他人生狀態的某個註腳。
作為成長於「文革」時期的人，11歲時，徐星父母被下放到不同地方，他隨母親到了西北一個小縣城。那是他第一次出遠門，30多個小時的火車，加上兩天一夜的卡車山路讓他第一次接觸到民間。民生的貧窮破敗凋敝荒涼，「文革」派性中人們的粗俗野蠻盡入他童年的眼底。
半年後，母親為了能讓徐星受到稍好的教育，把他送回北京。此後，為看母親，徐星一年出門兩次，一路上，他所看到的和在學校裡聽到的完全不同。目之所及的飢餓貧窮，讓12歲的徐星早早成了一個懷疑論者。
16歲時的一場單相思式初戀，讓徐星寫出了一封對時局充滿懷疑的匿名信，或說情書。但就是這封字裡行間充滿著對「文革」不滿的信件，非但沒有讓徐星收穫愛情，反而把他送進了拘留所。2007年，徐星完成了以初戀為線索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
片中另一位主人公，則是當年慘死在學生手中的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卞死後，丈夫王晶垚用盡所有積蓄買了部120相機，拍下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徐星當年採訪到王晶垚，老先生對著鏡頭說：我要記錄歷史，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暴行。
面對一種說法——「文革」中沒有無辜的人，都是互害。徐星覺得，這話一定程度上是事實，「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一些地方官員如何瘋狂地將GDP作為政績，你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文革』時會炮製出那麼多沒有絲毫反抗能力、社會底層的『階級敵人』。」
在徐星看來，不知過去，就沒有未來。而他多年所做的，不過是記錄歷史，記錄過去。
如果說，歷史是一個客觀的進程，歷史的記憶卻是人為的構建。歷史若被曲解、閹割、遺忘，則意味著一個民族集體記憶的扭曲和中斷。而徐星覺得，「常常是一個有力量的細節，就能戳穿層層覆蓋歷史的謊言。」
這些年常有人問徐星，為何願意花時間、精力，和底層沒有話語權的人打交道？為什麼要記錄他們的故事？為什麼不能過得輕鬆一點？
3月29日杭州那場《罪行摘要》放映會上，現場展板印著徐星的一句話，「我期望以後的年輕人，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