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企，被稱為「自由企業」，它們的經營活動不受政府干涉，在市場的風雨中優勝劣汰。紹興市指派官員長駐民企，目的是很明確的，就是掌握民企經營狀況，對民企實施「監控」。按照紹興有關方面的解釋，民企關涉就業和銀行貸款，一旦「出事」，政府就得出錢出力「救火」，累及公眾利益。與其事後被動介入，不如提前嚴格「監管」。
優勝劣汰是市場法則，一些民企創立、壯大，一些民企衰敗、垮掉，都是正常不過的事。大中型民企承載著大量就業和政府稅收，如果垮掉，社會影響巨大。但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一些民企正由於政府過度的幹預和引導，發展擴張過快，外部看來光鮮，內部卻危機四伏。
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政府扶持民企都是害民企，但必須明確，政府在處理與企業特別民營企業的關係上，理應有自己的邊界，扶持可以是政策上的，也可以是環境上的，公共服務上的，而過度的外部幹預，甚至直接介入企業的生產經營，效果可能與善良願望背道而馳。這裡所謂外部幹預，排除了合理合法的政府監管，因為監管是市場秩序的信託。從報導來看，紹興對民企的監管困境，根本需要改善的是讓政府目前的監管體系發揮效能，而非把政府之手無限伸向企業。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沒有一種「針對國企監管的有效辦法」？據紹興官員分析，國企有一套相對嚴格的審計、內控體系，重大決策都經過多級論證。但浙江當代經濟發展史，是一部民企淘汰國企的歷史。國企的垮掉，部分原因就是政府的「嚴格監控」，使國企失去活力、效率低下。這種監控，可以控制企業，卻難以給企業帶來競爭力。
把政府官員派到民企，可以了解民企的經營狀況，政府可以及時進行風險預警。由於「助企指導員」居中溝通，政府可能幫民企解決一些問題。但在這個幫助與被幫助的過程中，「助企指導員」與民企會不會發展出利益輸送關係，從而破壞市場秩序，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市場風險。
政府監管企業，目的在於讓企業守法經營，依法納稅，這是一個市場秩序生成的過程。我國政府對企業的監管，由於經驗不足、手段落後，現在實際上嚴重不足。加強監管，不是派員進入民企指手畫腳，使民企喪失自由企業的自我。加強監管，只能由有權機關依照法律，以產品標準、質量和資本流量等為依據，從外部實施監督。
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回歸市場的常識，讓企業的歸企業，政府的歸政府。政府是規則的守護者，企業是自主經營的主體，兩者角色分際不容模糊。民企因為自主經營，而給社會帶來風險，這只是一種可能性。政府不能守束在應有邊界，過度涉入企業經營活動，影響市場經濟活力，卻帶有必然性。(楊於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