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總結馬克思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於我們正確地認識當前的經濟狀況，科學地制定經濟政策，有著其他流派的經濟學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一、馬克思的發展觀
發展觀決定發展的路徑和舉措。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全面發展，物質資料的生產和發展只不過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按照人的個體發展的程度把人類社會分為依次遞進的三種社會形態。其中最初的社會形態是指人的依賴關係，「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種形態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諸社會形態，生產力不發達，盛行人身依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種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這種社會形態打破了等級制度和人身依附，是貨幣面前人人平等，人們有了更廣闊的實現自我價值的選擇空間和多方面的選擇自由，較之第一種社會形態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相當於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社會或通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人的個體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發展，它相當於馬克思所講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強調，「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準備條件。」 馬克思所講的條件既包括物質條件，又包括精神條件。物質條件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造就的強大的生產力，即經濟本身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成的巨大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們寫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徵服，機器的採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 與這樣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方面的準備就是公平、平等、自由選擇和競爭，是人的自我價值較之此前的社會得到了更充分的實現，才能得到了更為淋漓盡致的發揮。在馬克思的經濟發展理論裡，生產力的發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才是目的。
經濟生活中的發展如果背離了發展是為了人的發展觀，發展將是不可持續的。先期發展的國家存在著這種現象，造成了環境汙染的嚴重後果。1973年，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思曾經批評道，把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對物的關注勝過於對人的關注，結果「從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都會發生對環境的損害——發電廠對空氣的影響，由此產生的氖對視力的影響……造紙廠不能推卸它的責任，而汽車主對於汽車的使用所產生的一切後果可以表示遺憾，卻不存在個人的責任感，因為他個人在總的損害中所增加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 加爾布雷思認為，應當改變這種現象，應當對人本身給予充分關注，確立和追求公共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需求的公共目標。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其頗具影響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同樣批評了將發展等同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或個人收入的提高，或工業化與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的觀點，認為這些都是狹隘的發展觀，最多屬於工具性範疇，是為人的發展服務的。進入2000年，世界各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商定了一套時限為15年的目標和價值指標，強調自由、平等、共濟、寬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擔責任，最終是為了人的發展。
我國在經濟發展中，確實存在著為發展而發展的問題，一些地方不擇手段地追求GDP，造成了環境的嚴重汙染，貧富差距拉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福祉。在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黨中央極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以及五大發展理念等重要思想。當回顧已經走過的發展歷程的時候，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關於發展是為了人的發展的發展觀之偉大。離開了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任何發展都會黯然失色。以人為本，以普通老百姓為本，既是我們在今後的發展中絲毫不能偏離的目標，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之源。
二、推動經濟發展的是生產端、是實體經濟
馬克思的發展理論認為，生產端或供給側是經濟活動的邏輯起點，人類經濟的進步和一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供給端推動的。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把人類經濟活動分為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這四個環節中，生產處於首位，起著決定作用，是整個經濟活動的邏輯起點。在講到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時馬克思強調，「生產媒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得到最後完成。」 馬克思的論述告訴我們：（1）是生產端，或者供給側推動了經濟發展。（2）生產端的生產要通過市場的檢驗，要為市場所接受，才能把產品變成消費品，才能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
馬克思所講的生產端指的是實體經濟，從一定意義上講，三卷《資本論》研究的都是實體經濟中的製造業。在《資本論》第一卷題為「商品」的第一章中，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 使用價值是商品的物質產品的社會有用性。由價值形式進而由貨幣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財富量背後是使用價值，是由使用價值支撐的。只要這些使用價值量不變，表現其價值量的價格或高或低都不影響一國的實際財富的增減。
三卷《資本論》在邏輯安排上也體現了實體經濟是全部經濟活動的基礎的原則。其中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這是由生產物質產品的產業資本完成的。第二卷研究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具體論述的是創造物質產品的產業資本的循環、周轉以及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第三卷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論述了其他資本形式，如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如何服務於實體經濟，如何參與由實體經濟領域的產業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分割。它們服務於產業資本，並由此得到以平均利潤形式表現的回報。如果沒有實體經濟，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則斷然不可產生。
馬克思的經濟學高度謳歌了勞動。馬克思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形成了自己的勞動價值論。他認為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體。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馬克思區分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複雜勞動是教育和培訓的積累，相當於人力資本，可以創造倍加的簡單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預見到了人力資本。
以實體經濟、物質產品生產為標準，馬克思區分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認為創造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其它的勞動，如演員的勞動，金融從業人員的勞動都是非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的收入是對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分割，不應當高於物質產品生產者，即生產性勞動者的收入。
在馬克思經濟學裡，行業之間的分配也是實體經濟居於主導地位，是其他資本形態因為服務於實體經濟，實體經濟讓渡給它們相應的回報。通過利潤的平均化，商業資本以商業利潤的形式、銀行資本以利息的形式分割之。但利息率不能高於平均利潤率。換言之，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裡，金融資本的利潤率高於實體經濟的利潤率是不可能、也不允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研究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其宏觀經濟的範疇也是從實體經濟出發的。為了研究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從使用價值的角度，按照最終用途，馬克思把社會實際物質產品分作兩大部類，第Ⅰ部類是生產資料的生產，第Ⅱ部類是消費資料的生產。從價值上社會總產值被分作三個部分，即不變資本轉移過來的價值c，可變資本或者工人的工資v，剩餘價值m。馬克思要研究的是社會所有商品的價值實現，和再生產中的實物補償問題。兩大部類內部各個產業、各種部門有自己的交換，兩大部類之間要發生成功的交換，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要成功，不僅要求量上相等，而且要求在實物上相適應，即既要總量平衡，更要結構平衡。如果需要的是機器，供給的卻是棉紗，或者需要的是高規格的鋼材，供給的卻是低規格的鋼材，固然量上是相等的，由於結構不匹配，交換就不能成功，價值亦不能實現，實物亦不能補償，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這就是結構問題，是供給端的問題。靠刺激性政策是解決不了的，貨幣在再生產中只是一個交換的媒介。
馬克思關於生產端和實體經濟推動一國經濟發展的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1、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實體經濟中的農業直接關係到誰來養活這個國家的人民，實體經濟中的製造業，關係到誰來裝備這個國家的各個行業。任何創新都最終要落實到實體經濟上。沒有實體經濟，創新將變得毫無意義並且最終枯竭。美國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1791年發表的《製造業報告》中指出，「與製造業繁榮休戚相關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財富，甚至還有這個國家的獨立。」 沒有強大的製造業，美國就不可能贏得人類歷史上第一場全球戰爭。
加拿大學者瓦科拉夫·斯米爾在其撰寫的《美國製造——國家繁榮為什了離不開製造業》中對過份強調服務業持批評態度。他指出，「2011年，儘管美國農業對GDP的貢獻率僅為1.2%，但如果就此認為如此低的貢獻率會讓農業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邊緣性行業，那就大錯特錯了。農業和金融業對GDP貢獻率的減少的意義是不同的。農業的貢獻率的減少帶來的是飢餓和死亡，金融業的貢獻的減少如果由投機性的金融衍生產品來承擔，那是求之不得的。」 我們看到，以紮實的實體經濟作為基礎的德國在2008年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中表現良好，而美國則通過對過度金融化引發的危機的反思高調回歸實體經濟。歷史證明，馬克思關於通過實體經濟推進經濟發展的論述意義十分深遠，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也依然具有它的指導意義。
2、在當前中國經濟中，一些地方不分青紅皂白地趕時髦，拔苗助長地提升產業結構，不分青紅皂白地發展服務業。過早脫離實體經濟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術》中，曾比較過英國農民、手工業者和船員的收入，其結論是：從業之利，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於是他預言：勞動力將會從第一產業依次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1940年，英國學者克拉克又根據40多個國家的歷史數據做樣本，驗證了配第的這一預言。配第·克拉克定理有兩個前提：一是受分工範圍的約束，通常在一國範圍內，即在一個國家不同的地區，由於產業的發展程度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工。而不是在同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地區，例如每一個縣，都要重點發展服務業。第二，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水到渠成，而不是人為地拔苗助長。一旦拔苗助長地發展服務業，就違背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順序發展的自然規律。經濟就可能會因失去實體經濟的支撐而過早地空心化，這是拉美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
3、一國經濟發展主要是靠生產端或供給側拉動的。三次偉大的工業革命就是供給側推動經濟發展的典型。一旦供給側有了巨大的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之勢去迎接。如果供給能力沒有提高，產業結構固化，從需求端大水漫灌式地刺激經濟，只能形成低層次的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
供給側是市場的供給，是微觀層面活力的體現。經濟發展說到底最終是微觀層面的事。如果微觀機制活力無限，宏觀經濟政策甚至可以「束之高閣」了。威廉·鮑莫爾在《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蹟》中引用《經濟學家》的話指出，「如果上個世紀的經濟政策制定給了我們一些啟示的話，那就是它讓我們知道了實現強勁的長期增長與良好的微觀政策的關係要強於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係。好的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培育競爭市場。這種市場獎勵創新且將政府的作用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 據此，生產端、供給側的本質在於企業的活力，它的意義較之於頻繁的宏觀調控怎麼估計也不過份。
4、勞動價值論的出發點是實體經濟。勞動創造財富是一條公理，一個民族如果離開了勞動連一天也活不下去。創造財富和致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創造財富者不能致富是因為制度出了問題。在馬克思的筆下，勞動創造了財富，但卻沒有致富，是大多數剩餘被資本分割了。當今中國勞動不能致富，有初次分配的問題，有其它產業，例如金融產業、虛擬經濟不適當分割的問題，有官商勾結、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還有國有企業領導人天價年薪的問題，當然也有有些勞動太過簡單，效率不高的問題。一些分配製度的安排，使得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我們應當改變的是相關制度安排，而不是懷疑勞動創造財富的公理，助長投機心理。
在肯定勞動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是一種趨勢。今天的勞動，已經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而是包括人力資本擁有者的高素質的勞動。這樣的勞動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
三、經濟發展是不斷進行的結構調整和創新
馬克思認為，經濟發展是不斷進行的結構調整和創新。發展是創新和結構調整的函數。對於我國經濟目前碰到的產能過剩和結構調整問題，馬克思同樣有著相當深刻和精闢的論述。
對於產能過剩和結構失衡問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另外一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由社會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確定的分配給這個產業的勞動時間。如果超過社會對某一產業的產品的總的需求量，即使這些產品都符合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在現有的正常生產條件下，以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平均的勞動強度，生產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的要求，超過社會需要的部分還是不能被社會所接受。這就是產能過剩。
在《資本論》的第一卷裡，馬克思以亞麻的生產為例寫道，「即使某種勞動，例如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勞動，是社會分工特許的一部分，這也絕不能保證他的20碼麻布就有使用價值。社會對麻布的需要，像對其它各種東西的需要一樣，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競爭者已經滿足了這種需要，我們這位朋友的產品就成為多餘的，過剩的，因而是無用的了。」 馬克思強調，「假定市場上每一塊麻布都只包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使這樣，這些麻布的總數仍然可能耗費過多的勞動時間。如果市場的胃不能以每碼2先令的正常價格吞下麻布的總量，這就證明，在全部社會勞動時間中，以麻布的形式耗費的時間太多了。」 此即產能過剩。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再一次從另一種意義上的勞動時間的角度論述了社會總勞動時間也須合理地分配在各種產業上，否則就會形成某一產業的產能過剩。馬克思寫道：「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的商品上。這是因為條件仍然是使用價值。但是，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於該商品是夠滿足一種需要，那麼，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於這個總量是否適合於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 馬克思舉例說：「例如，紡織品按比例來說生產過多了，雖然在這個棉紡織品中只體現了一定條件下為生產這個總產品的必要勞動時間。但是，總的來說，這個特殊部門消耗的社會勞動已經過多。就是說，產品的一部分已經沒有用途。因此，只有當全部產品是按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社會在一定的條件下，只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一種產品上。」 這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下，某一產業的產能完全有可能過剩。《資本論》第二卷中，在談及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時，馬克思強調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不僅在價值量上要相等，在結構上也要匹配，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那麼，如何解決這種過剩的產能呢？又如何使各種產業保持合適的比例呢？馬克思認為有兩種解決的途徑：一是淘汰，二是創新。
淘汰落後產能對於經濟健康發展十分重要。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破產、兼併、重組，甚至包括危機，強制性的淘汰都是解決過剩產能的有效機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在講到固定資本的更新的時候，馬克思寫道：「勞動資料大部份都因為產業進步而不斷更新。……迫使企業設備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更新的，主要是災禍、危機。」 危機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是對經濟快速發展時形成的不協調強制性地修正。面對危機千萬不能反應過度，要給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留下足夠的時間。
充分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流動也可以在利潤平均化的過程中消除某一方面的過剩產能。馬克思寫道：「不同生產部門由於投入其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利潤率。但是資本會從一個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到利潤率較高的其他部門。總之，通過這種不斷地流出和流入，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會形成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 他還強調，「那種在不平衡中出現的平均化，在下述兩個條件下進行得更快：（1）資本有更大的流動性，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2）勞動力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地點。」 在商品流動中，在自由進入中，在利潤平均化中消除產能過剩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供給學派的鼻祖薩伊曾經指出，「除非政府當局愚昧無知或貪婪無恥，否則一種產品供給不足而另一種產品充斥過剩的現象，絕不會永久繼續存在的。」
調整結構的另一個途徑是創新，在創新過程中提升產業結構，淘汰落後。在資本主義條件，或者說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創新是內在的、微觀層面的自覺行動，這首先來自他們追求利潤的內在衝動，其次來自於激烈競爭的外在壓力。在給定社會所需要的某種行業產品的總數的情況下，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它們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售產品。更多的獲利則在於其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差額。為了降低個別勞動時間，必須創新，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
競爭的壓力使其必須努力獲得超額回報。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中，馬克思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超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真諦在於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個過程首先表現為個別資本家率先創新，打破已有的均衡，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在其示範作用下，其他資本家紛紛跟進，利潤隨之被平均化，社會的技術、經濟上升到一個新的層面，誕生了一批新的產業和新的企業。如此不斷反覆，不斷上升到新的層面，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產業，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三次工業革命，以及熊彼特筆下的創新引領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周期就是這樣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超額剩餘價值，而不是相對剩餘價值、平均的剩餘價值，相對的、平均的剩餘價值是瞬息間出現的，競爭使得率先創新者能獲得超額的回報並且立於不敗之地。
創新並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創新，如果沒有變革，沒有社會條件的創新，技術層面的創新是不可能發生的。馬克思寫道：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
我國經濟正處在調結構的關鍵時刻，調結構的實質是吐故納新。對於調結構，馬克思的論述啟示我們：
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會發生過剩。然而這種過剩不僅沒有釀成大的問題，反而成為創新、調結構的契機和槓桿。原因就在於市場經濟所具有的體制、機制，即競爭、兼併、破產、重組，以及危機階段的強制修正起了作用。我們一定要在健全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上下功夫，要接受計劃經濟的教訓，絕不可越俎代庖地指示產業發展的方向，如果政府能夠調整成功、並且高效，計劃經濟體制就不會被歷史淘汰。市場經濟條件下確實應當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但市場經濟下好的政府作用和計劃經濟下好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樣的，衡量標準也是不一樣的，不能用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思考市場經濟的問題。計劃經濟下政府事無巨細，樣樣都管；而市場經濟下政府發揮的作用就是創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條件。如果市場不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就沒有更好地發揮作用。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離開了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人們將不知道產業調整的方向，人們甚至不知道哪些產能是過剩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知識累積、能力累積和制度累積的。
2、創新同調結構是同等意義的概念。沒有創新就沒有結構提升。在創新問題上我們也必須把思維方式轉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在創新問題上把思維方式轉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首先要明白創新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結果，其核心是智慧財產權。道格拉斯·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寫道：「付給數學家報酬和提供獎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為的辦法。而一項專為包括新思想，發明和創新在內的知識所有權而制定的法律則可以提供更為經常的刺激。沒有這種所有權，便沒有人會為社會利得而拿私人財產冒險。」 獎勵和補貼的人為標準具有彈性，尋租空間大，組織實施成本也很大。當然，制度安排除了智慧財產權之外，社會還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官本位」，既褒獎成功，又包容失敗。
市場經濟下創新的另一個特點是大眾的廣泛參與，大眾的廣泛參與不僅可以形成積極向上的創新氛圍，而且可以促進信息共享，創意紛湧。埃德納·菲爾普斯在《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一書中指出，大眾創新的特點是缺乏協調，或者說缺乏規劃。正是因為缺乏協調，才使創新具有了多樣性。多樣性使各類、各層次的創新充分萌發。他說，「如果讓國王一個人挑選值得投資的項目，那只能造就色調單一的國家。」 創新不是規劃出來的，規劃要求一致性，往往會抹殺創新所需要的多樣性和異想天開；規劃是以一個時間點的知識和信息預測未來，但知識和信息卻是瞬息萬變的，規劃往往遠離市場一線，感覺「遲鈍」。但這並非完全否定規劃，實際上宏觀層面的規劃在創新發展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說應當區分層次，充分發揮規劃在戰略層面、基礎層面對創新的重要作用。在市場層面、微觀層面，規劃則應富有彈性，宜粗不宜細。創新是一個長期的艱苦探索的過程，我們一定要有戰略定力。
四、過度金融化、過度虛擬化以及不適當地刺激不利於經濟發展
馬克思研究了貨幣，以及貨幣的演化及虛擬資本。馬克思認為貨幣也是商品。最適合充當貨幣材料的是金銀。貨幣的基本功能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馬克思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不是任意的，而是和待實現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例關係，和貨幣的流通速度成反比例關係。馬克思研究了紙幣，認為紙幣本身並沒有價值，只不過是貴金屬貨幣的價值符號。紙幣的流通量限於它所代替的金屬貨幣量，超過這一限制，紙幣就會泛濫起來。馬克思寫道：「只要紙幣確實是代替同名的金額來流通，它的流動就只反映貨幣流通本身的規律。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係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於它象徵地代表金（或銀）的實際流通數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中的紙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的飽和程度，明天紙幣就會因商品流通發生變動而泛濫起來。一切限度都消失了。」 當紙幣的發行量的限度被突破的時候，那就是通貨膨脹，就是災難。
市場經濟離不開信用。信用要有合理的邊界。有了紙幣就可以有銀行券，並最終藉助信用膨脹流動中的信用貨幣，加劇紙幣泛濫。馬克思以一張500鎊的銀行券為例，生動地描述了這個過程。「A今天在兌付匯票時把這張銀行券交給B,B在同一天把它存在他的銀行裡；這個銀行家在同一天用它來為C的匯票貼現，C把它支付給他的銀行，這個銀行再把它貸給匯票經紀人，等等。」 在這無數的既存又貸的鏈條中，一個支付行為是以另一個支付行為確實無疑的完成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支付行為就會中斷，就會發生經濟危機。鏈條愈長，愈容易發生危機，如美國次貸危機。
信用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儘可能地把一切都金融化，於是產生了虛擬資本。虛擬資本一旦作為相對獨立的形態就有了相對獨立的運行。馬克思指出：「作為紙質資本，這些證券只是幻想的，它們的價值額的漲落，和它所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無關，儘管它們可以作為商品來買賣，因而可以作為資本的價值來流通。」
馬克思觀察到，作為虛擬資本的運行並非像實體經濟那樣清晰和明白，而是帶有賭博的性質。他說：「由這種所有權證書價格的變動而造成的盈虧，以及這種證書在鐵路大王等人手裡的集中，就其本質來說，越來越成為賭博的結果。賭博已經代替勞動，並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現為奪取資本財產的原始方法。」
馬克思的論述告訴我們，首先，貨幣就是貨幣，不應當成為我們任意把玩的調控經濟的手段。把貨幣作為調控手段的貨幣只能是紙幣，金屬貨幣的數量是給定的，不是中央銀行製造的，且有退出流通貯藏起來的貯藏功能，因而不可能成為任意發行的調控手段。中央銀行把紙幣的發行量作為調控手段，通常傾向於降息使貨幣便宜，這就像馬克思舉例所言，如果肉便宜就會助長人們吃肉，啤酒便宜就會助長人們喝酒，貨幣便宜，就會助長人們濫用資本，上一些本不該上的項目。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是當前低層次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濫發貨幣的政策極大地損害了普通老百姓，特別是退休人員的利益，人們為了保值而買房地產、買理財產品，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焦躁的狀態。如果非要把貨幣作為調控的手段，從供給側的角度講，倒是加息，使老百姓手裡的錢更值錢，更有利於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
把貨幣作為調控手段最大的弊端是幣值不穩定。紙幣是靠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支撐的，一旦幣值不穩定，價格扭曲，就會加劇經濟的震蕩。弗裡德曼指出，「假如要把經濟活動動蕩的規模及頻繁程度減少到最低限度，那就必須首先使社會具有可靠的貨幣本位。要使就業不受動蕩的影響，首先要通過健全地管理貨幣發行結構來保護經濟不受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影響，而不能通過全面控制需求來有意識地糾正這種波動。」 弗裡德曼主張單一規則，即為了保持經濟的平穩發展，政府應儘可能地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政府要採取的唯一政策就是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緊盯GDP的增長速度，因為GDP的實現必須以貨幣作為交換的媒介。
其次，紙幣藉助貨幣發展成金融，金融產業以及過度金融化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消極影響。
一是與實體經濟爭資源。貨幣作為一個交易的媒介，本來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一旦發展成一個獨立的產業，就有了自己獨特的利益的追求。於是，就千方百計地衍化自己，讓普通老百姓霧裡看花。金融產業的高回報，對實體經濟無異於釜底抽薪，在抑止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抑止一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是把一切儘可能地金融化。在當代中國，房地產業已經「變異」，不是一個消費品，而是一個投資品；不是一般的投資品，而是一種金融產品。通常越是經濟不景氣，房地產市場越是紅火，因為投資領域稀缺。中國房地產充斥著泡沫，誠如上一世紀80年代日本的房地產泡沫一樣。阿爾文·託夫勒在1990年出版的《力量的轉移》中指出，「更糟糕的是像每個日本人都知道的那樣，日本經濟是由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抬上去的，這個泡沫只要用針頭輕輕地一戳就會破裂，那時，它的衝擊就將衝向已經不穩定的東京證券交易所，並且立即波及到華爾街、蘇黎世和倫敦。」
三是過度金融化和虛擬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如同馬克思所講的「鐵路大王」的賭博，會助長一夜暴富的投機心理。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後）
（來源：《中國工業經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