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寄希望於簡單地「明晰產權」，進而通過「用進廢退」就能讓企業獲得成功的想法，不過是拉馬克式的誤解，並不是經濟學的正確方法。用達爾文式的思想來說，在「明晰產權」之外，維護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才是更為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基礎。
■ 吳荻楓
正如亞當·斯密為經濟學帶來了深刻改觀那樣，以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為標誌，演化論逐漸成為生物學的支柱，並對哲學、宗教乃至各種社會科學都造成了衝擊，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尤其近幾十年來，演化論對經濟學的影響令人矚目，以致給人以生物學「入侵」經濟學之感。
有趣的是，與之相對，有些生物學家卻認為，如果要在生物學上選出兩位最重要的大家，那麼一位是達爾文，另一位則是亞當·斯密；如果只能選出一位最偉大的生物學家，那麼應該選亞當·斯密。也就是說，其實以演化論為基礎的生物學，是傳承自經濟學。
這是因為，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其實也是馬爾薩斯，以及上溯到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範式的一種跨學科應用。經濟學家以個人為分析出發點的學術方法，對達爾文以生物個體為出發點的學術方法產生了深刻影響。
比如說，某個生態系統中的食草種群，由於繁衍而達到環境所能容納的數量後，如果引入新的捕食者，或者發生環境退化，就會使種群中避險力不足或體力較弱的個體難以生存，此後種群的生物特徵便會與以前有所不同。這就如同某個產業，如果受到新產品的衝擊，或者受原料價格上漲、人力成本上漲等因素影響，那麼產業中難以承受的生產者要麼遭遇破產，要麼被迫更新產品，以節約原料或者人工。此後該產業的特徵就會與以前有所不同。
不過，這個淺顯的現象也曾有過另外一番解釋。在達爾文之前好幾十年，大生物學家拉馬克提出了另外一種生物進化理論，即「用進廢退」學說，認為生物為了適應環境，會趨向於充分發展出潛能，會強化有用的器官，無用的器官則趨於退化。獵豹為了抓捕獵物而努力奔跑，身體變得越來越敏捷。環境會使生物「進化」。
拉馬克學說的錯誤在於，這並不符合事實。事實是，生物的後天特性並不能在種群中遺傳和擴散。如果沒有大自然無情的生存選擇，跑不快的獵豹和脖子短的長頸鹿，都不會退出種群。生物個體上的 「適應」甚至「努力」，並不會帶來「進化」。我們之所以看到閃電般的獵豹與高高的長頸鹿，是因為不具有這些遺傳特徵的個體都被自然選擇淘汰了。優秀的環境適應特徵，是通過遺傳而不是「用進廢退」來擴散傳播的。
決定生物演化的動力，源於自然選擇。讓人讚嘆的各種精妙生物，是一代代生存競爭的產物。與之相應的是，精妙複雜的商品，高效率的生產者，是市場競爭的產物。一次次的市場生存淘汰，使生產者處於為消費者滿意而生產的動態演化過程。市場經濟是一種達爾文式的演化模式。
與生物學相類似，存在一種拉馬克式的對市場的誤解，認為「如果生產者擁有有效的產權，他們就會良好地運用」——這並不符合事實，不負責任、效率低下的生產者比比皆是。是動態的對生產者「優勝劣汰」過程，使商品的生產趨於高效。在解釋產權重要性的同時，決不能忘記，這種重要性之所以能產生正面的效果，其基礎是市場競爭。忽視這一點的話，會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中產生錯誤。
比如在醫院、搜索網站對患者提供的服務不盡如人意的「魏則西事件」中，一方面有人認為醫院、搜索網站都是私營，對私有企業的體制產生懷疑。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醫院和搜索網站既然是私營的就無可指責，「私營企業自然會把自己的服務做好」。其實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正如不善捕獵的獵豹、不善覓食的長頸鹿都會存在一樣，經營不善的私有企業也同樣存在。要追問的應該是，市場競爭機制是否得到了妥善的維護。比如消費者的侵權訴訟是否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處理，不良生產者是否可以被震懾，以至於其成本將超過誠信廠家？是否有特殊的牌照管制，使得只有特定範圍的經營者才能進入市場？以及推而廣之，在其他行業，是否有補貼政策使低效生產者不會退出市場？有些企業是否居於不必要的行政壟斷地位？
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案例中，從南美混合型經濟體，到轉型期的俄羅斯，到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有某些符合「拉馬克學說」但最後不甚成功的事例，比如將國有鐵路等大公司私有化，期望其一改積弊，面貌一新獲得成功，但同時又保持那些公司的壟斷，補貼等特殊地位，最後發現效果不盡如人意。正如此前所分析的那樣，產權固然重要，但產權的重要性必須通過市場競爭才能體現出來，而諸如「行政壟斷」「保底補貼」「大而不倒」等將會破壞市場競爭機制。
總之，寄希望於簡單地「明晰產權」，進而通過「用進廢退」就能讓企業獲得成功的想法，不過是拉馬克式的誤解，並不是經濟學的正確方法。用達爾文式的思想來說，在「明晰產權」之外，維護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才是更為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