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國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的3名英雄。右起：王富洲、貢布（藏族）、屈銀華。資料圖片/新華社發 |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貢布（藏族）和屈銀華共同登頂珠穆朗瑪峰，這是中國人首次站上世界之巔。
親歷者王富洲：74歲，河南西華人，著名登山家，曾任中國登山隊黨委書記。現居北京。
75歲的王富洲步履沉重，雙腳拖地，幾乎只能一步一挪，上下樓更費勁。
他習慣把房間的光線調得很暗。因為視力的問題，他幾乎要把臉貼著電視屏幕才能看清畫面，對光線的明暗變化尤其敏感。
走在人群中，很少有人能想像這個行動遲緩的老者，乃是最早站到珠穆朗瑪峰頂的中國人。
鄉音未改，當半個世紀前的往事在他濃重的河南口音中漸次呈現，你會明白，蒼老的面容背後，是他不滅的雄心和激情。
「逼上珠峰」王富洲回憶，攀登珠峰的主意，是蘇共中央提出來的。那時蘇聯在登山運動方面發展得比較好，可他們沒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鑑於中蘇之間特殊的友鄰關係，蘇聯提議，兩國共同組隊攀登珠峰。
對於那時的中國而言，攀登珠峰不僅僅是學習蘇聯發展登山運動那麼簡單，在這背後有著更加深遠的政治意義。
珠峰位於中國和尼泊爾兩國邊境，對於珠峰的歸屬，當時中尼雙方存在爭議。劃界談判時，中方提議將邊境線劃在珠峰頂峰，但尼方認為珠峰完全在尼泊爾境內，與中國無關。
王富洲介紹說，珠穆朗瑪在藏語中意為「大地之母」，在尼泊爾，人們把她叫做「薩加馬塔峰」，西方人則稱之為「埃非勒士峰」。中方曾建議給這座山起一個統一的名字，叫做「友誼峰」，但尼方拒絕接受：「你們中國人都沒上去過，怎麼能說是你們的？」
1953年5月29日，39歲的尼泊爾嚮導丹增·諾蓋和紐西蘭登山家艾德蒙·希拉蕊從南坡登頂珠峰，成為歷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頂的隊伍。正是丹增·諾蓋的這一創舉，成了尼方在談判中的重要砝碼。
在這樣的情境下，中國人可謂「逼上珠峰」。
按照中蘇雙方約定，兩國於1958年選拔隊員訓練隊伍，1959年正式攀登。剛剛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王富洲通過層層考核順利入選。
他的隊友來自各行各業，貢布是西藏班禪警衛營的一名戰士，來自四川的屈銀華是一名伐木工人，身兼教練和隊員之職的劉連滿則是哈爾濱電機廠的一名消防員。
頗有意思的是，直到來北京讀大學，出生在中原大地的王富洲基本上沒見過山。入選登山隊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登山是怎樣一項運動。
意外變化在香山接受了一段時間集訓後，王富洲和隊友前往蘇聯進行高山訓練。準備工作按部就班展開，可就在此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從50年代末期開始，中蘇關係已逐步走向破裂。1960年7月，蘇聯政府一紙命令，當時在中國的所有蘇聯專家一夜之間全部撤退回國。
蘇聯撤出給攀登計劃造成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王富洲回憶說，人員方面的困難還好辦一些，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中方隊員已基本具備攀登珠峰的身體和技術條件，很多隊員已經登頂過一些7000米以上的高峰，如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列寧峰（7134米）和新疆境內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
更大的困難在於物資匱乏。按照原來的約定，所有高山物資、裝備和食品均由蘇方提供，蘇方撤出後，這些東西都只能想辦法去西歐購買。
由於歐美對華實施封鎖，當時只能先從香港市場換回外匯，再去瑞士、法國、義大利等國購買物資和裝備。
「蘇聯參加我們要上，蘇聯不參加我們也要上！」王富洲說，雖然當時中國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但中央決心很大。為了完成這次任務，西藏方面還緊急修通了從日喀則到珠峰大本營的380公裡公路。
三次行軍1960年3月，200多人的隊伍集結珠峰大本營，其中包括90多名登山隊員。
按照蘇聯人教的辦法，登山隊計劃步步為營逐漸適應，分4次行軍完成登頂。
第一次行軍，登山隊前進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個高山營地，並將物資和裝備運到6400米。另外派遣一個偵察組偵察北坳路線——這是攀登珠峰必須面對的第一道難關。
完成既定任務後，隊員撤回大本營休整，適應性行軍過程也是考察隊員體能和技術的過程。
第二次行軍，登山隊打通從北坳底部到頂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營地。不幸的是，來自蘭州大學的青年教師汪璣在此次行動中因高原反應犧牲了。
按照計劃，第三次行軍的基本任務為偵察突擊頂峰的路線並建立突擊營地，如果條件成熟則相機而動直接登頂。
然而行動過程中天氣突變，雖然3名隊員在8500米建立了突擊營地，但此次行動損失慘重，北京大學教師郭子慶因高原反應犧牲，全隊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凍傷，包括隊長史佔春在內的多名主力隊員不得不抱憾退出。
面對這支已經在冰天雪地裡苦苦煎熬了兩個多月的登山隊，時任前線總指揮的韓復東曾經考慮過明年再登，但是，最終他們決定，重新組織隊伍，再次投入戰鬥！
在前幾次行動中擔任運輸任務的王富洲，此時入選第四次行軍突擊組，組長為登山隊副隊長許競，隊員還包括劉連滿和貢布。後來的登頂隊員屈銀華，此時仍是運輸隊員。
為了表達必勝的決心，已經沒有退路的登山隊員分別寫下遺囑，王富洲至今清楚地記得，那份遺囑其實不像遺囑，除了表決心，對家人親友幾乎一句話沒有。「那時就一個心思，登頂！」
臨危受命第四次行軍是從5月17日開始的。6天後，許競、王富洲、劉連滿和貢布4名突擊隊員到達8500米突擊營地，屈銀華隨後亦率運輸隊員趕到。
按照原來的計劃，4名突擊隊員次日一早出發衝頂，屈銀華則隨突擊組行動至「第二臺階」底部，以拍攝從突擊營地到「第二臺階」的紀錄片。
可是當他們抵達突擊營地時，發現原來的兩頂帳篷只剩下一頂，先期運到這裡的鍋碗瓢盆都不見了，沒有辦法做飯燒水。
更要命的是氧氣也不夠，按計劃，他們從突擊營地出發時應該有10筒氧氣，每人兩筒，但因為運輸當中發生問題，結果其中兩筒是空的，另有幾筒氧氣不滿。於是只好改變計劃，拍攝任務交給王富洲，屈銀華留守突擊營地接應。
5月24日上午9點多，4名突擊隊員鑽出帳篷，向頂峰進發。剛剛走出幾十米遠，許競突然兩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許競不成了。
自第一次行軍以來，身為登山隊副隊長的許競幾乎每次都是擔綱先鋒偵察之職，為全隊前進開闢道路，這讓他的體力早已嚴重透支。
沒有時間猶豫，只能趕緊讓屈銀華頂替許競參與衝頂，王富洲則作為事先確定的第一代理人，臨危受命擔當突擊組組長。
成功登頂中午12點多，4人來到「第二臺階」，這是一個高約30米的天險，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正是這一天險，阻斷了眾多登山家前進的腳步，是從北坡登頂珠峰過程中最大的難題。
他們發現，「第二臺階」下半部分巖石上有一條裂縫，可容一人通過，從裂縫中間爬上去之後是一段高約6米的峭壁，幾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無處下腳。消防員出身的劉連滿攀爬能力最強，他試著爬了幾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夠嗆，體力消耗也很大」。
王富洲說，最後還是劉連滿想出了搭人梯的辦法，屈銀華藉助劉連滿的託舉，在巖石上砸進兩枚冰錐，穿上保險繩，並利用保險繩第一個爬上峭壁頂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製，成功突破「第二臺階」。
「第二臺階」的艱險遠遠超過他們此前的估計，他們原本計劃用9個小時登頂，可是光通過「第二臺階」就花了5個多小時。而且，劉連滿在此處耗盡體力無法繼續前行。屈銀華則為了攀爬方便脫掉高山靴，導致腳趾全部被凍掉，連腳後跟的肉都被凍掉了。
在海拔8700米處，王富洲、屈銀華和貢布將劉連滿安置在一塊避風的大石頭旁，繼續向頂峰進發。此時天色已晚，3人決定摸黑前進，根據天氣預報，本輪好天氣將於次日結束，他們必須趕在風雪來臨之前登頂下撤，而且他們也沒有攜帶紮營裝備。
藉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後衝刺走得異常艱難，找不到路線，只能用手摸索著往上走，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進食，3人體力都下降得很厲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從8700米到登頂，上升100多米花了10多個小時。
登頂時間為5月25日凌晨4點20分，環顧四周，除了夜空和閃亮的星星，再也無路可走，他們這才確信已經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使命。
不斷超越登頂珠峰4年後，王富洲完成了他的又一壯舉：登頂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馬峰。這是最後一座有人登頂的8000米以上高峰。
隨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讓剛剛起步的中國登山事業陷入低谷。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曾希望中國女子登山隊員創造女性最早登頂珠峰的紀錄，選定的時間為1966年，「物資都運到了8100米，我也到了8100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停了下來」。說起當年這次半途而廢的行動，王富洲至今覺得遺憾。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富洲被下放至山西屯留幹校勞動1年。直到林彪出事後，體育工作逐步恢復，王富洲才回到北京，參與群眾體育的組織工作。
1975年，王富洲再次來到珠峰腳下，作為中國登山隊的黨委書記，他見證了潘多等9名隊員創造歷史的時刻。在此後的歲月裡，中國的高山驕子們不斷超越，一次次刷新歷史。作為一名先行者，王富洲關注的目光從未離開，談及西藏登山隊歷時14年登頂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戰績，王富洲難掩興奮：「這是世界性的壯舉！」
1989年，在王富洲及著名科學家孫鴻烈院士、劉東生院士等人共同倡議下，中國科學探險協會宣告成立。「賀老總很早就強調，要將探險活動和科學考察結合起來，一座山登上去了，這個地方的山川地貌、氣候環境、礦產資源等等也要搞清楚。」
人到老年的王富洲，主要致力於科學探險活動的普及推廣，雖然已是74歲高齡，雖然腿腳不便，他現在仍然堅持每天去辦公室上班，他說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對於50前的那段傳奇，他淡淡地說：「我只是一個幸運兒，趕上這個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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