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與吐火羅

唐代西域與吐火羅

「吐火羅語」、「吐火羅人」，是19世紀80年代以來，西域歷史研究中難以避開的一個課題。不少國內外的語言、歷史、考古學家關注此問題，彼此觀點亦多種多樣。就此課題展開討論的論文、專著甚多，但仍沒有取得統一結論。僅此歷史文化現象，就足以說明相關研究的複雜與困難。

近30年中，隨著新疆考古事業發展，又獲得了一些新的古代回鶻語佛教文獻、眾多保存較好的古屍，使得相關問題的研究，從一度沉寂進入新一輪的高潮，在古代西域與吐火羅語、吐火羅民族關係問題方面刊布了不少新的論述。在這些論著中，美國學者梅維恆（H.V.Mair）與英國愛爾蘭學者馬洛瑞（J.P.Mallory）合著的《塔裡木古屍》（The Tarim mummies）最值得關注。梅維恆教授是知名敦煌學家，對敦煌白話文有許多研究，近些年對新疆考古、塔裡木古屍、西域古代文明也做了極多的研究探索；馬洛瑞則是世界知名的印歐語研究專家，在西方學術界深具影響。他們利用一些新疆出土古屍資料、時代比較晚的一些佛教文獻資料，對青銅時代以來的古代西域居民情況作出了十分積極的推論，認為塔裡木盆地內的早期居民是「吐火羅遷徙者」，龜茲綠洲王國「是吐火羅人的主要中心」，只是回鶻西遷，才出現了「吐火羅語以某種形式消亡」1。也就是說，直到唐王朝統治西域階段，「吐火羅」才因回鶻的西遷消失了痕跡。2011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會議主辦人梅維恆認為，根據這樣的新觀點，可以重構歐亞文明歷史的新章。但是，這實際上是一個需要認真分析、審視的新觀點。

西域自漢代開始正式進入中國版圖。到唐王朝時期，對西域大地的統治，也有了較西漢更為成熟的模式。唐王朝的統治層，根據西域居民中不同的民族、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的差異，以及對主體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認同的程度，因地制宜，將廣袤的西域大地劃分為不同的幾個大區塊，實施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新疆東部，今吐魯番、哈密、準噶爾東南部，設置伊、西、廷州，由中央王朝直接派員管理，政治、經濟制度，幾乎同於唐王朝統治的腹心地區；在塔裡木盆地各綠洲，唐朝設安西大都護府，在不同綠洲王國設置了都督府、州，駐軍、屯田，都督府、州官員由唐王朝任命、認可，主要由原來的王國統治者充任，管理相關綠洲內部民政。至於更大範圍的地域如帕米爾以西，阿勒泰山內外一些地區，唐朝則實施更寬鬆的羈糜政策。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新疆地區居民的民族、語言、經濟生活、歷史文化，唐王朝自然是比較了解，也自然會留存有大量的文字記錄。

據相關文獻，吐火羅在唐代中亞仍是有相當影響的王國，地域主要在今阿富汗。王國在形式上羈屬於唐王朝，唐朝曾在此設「月氏都督府」，實際是基本獨立的性質，原國王任都督，軍、政制度如舊，有自己的語言、文字。這是中亞研究學界都大概了解的史實。

《塔裡木古屍》，將吐火羅人放在了新疆塔裡木盆地，活動時間下迄於唐朝，不僅是對大量保留至今的、可以信從的唐代文獻記錄提出了挑戰；也是向研究新疆歷史、考古、語言的學者們提出了新的問題。使得我們必須以一個新的視角，關注相關文物和考古資料，破解問題的真諦。

一

不論說「吐火羅」迄止於唐，仍是塔裡木盆地主體居民；或如唐代文獻記述，吐火羅是蔥嶺以西500裡以外的中亞古代王國，在近數十年收穫頗豐的新疆唐代文物中，應該是可以找到可資說明的相關資料。

循此思路，翻檢材料，稍有所獲。

主要收穫之一，見於吐魯番盆地出土的唐代官文書。

在《塔裡木古屍》中，吐魯番盆地被認為是操吐火羅語A古代居民之集聚地。因此，這裡出土有關吐火羅的唐代文書，對我們深入一點認識前述吐火羅族居民在西域活動的實際情形，就具有更不一般的研究價值。

1964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晉—唐墓地中，發掘過一座唐代墓葬，編號為64TAM29。墓葬形製作斜坡墓道掏洞墓室，夫婦合葬，屍體保存完好。男主人身著紙質腰帶，女屍頭戴紙冠。折開紙質腰帶、紙冠，獲文書24件（組），其中4件涉及吐火羅拂延等人，在唐垂拱元年（685年）向西州高昌縣申領過所事。2可以明確看出：在公元7世紀80年代，唐代西域人們的概念中，所謂「吐火羅」，與蔥嶺以東塔裡木綠洲內的住戶並無關涉。彼此語言不通，文字不同，所在地行政管理制度有別；他們是來自蔥嶺以西吐火羅王國的居民，與傳世唐代文獻中對吐火羅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相關文書資料，引錄如下：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一（錄文一）

（一）64TAM29：17（a），95（a）

本件第四至五行間騎縫背面有「亨」字押署。

            [前缺]

1             垂拱元年四月  日

2             譯翟那你潘（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3             連  亨  白

4                        十九日

5  義羅施年卅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6  缽年六十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7  拂延年卅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8  色多年卅五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9  被問所請過所，有何來文，

10 仰答者：謹審：但羅施等並從西

11 來，欲向東興易，為在西無人遮得，更

12 不請公文，請乞責保，被問依實謹

13 □  亨

14                 月  日

[後殘]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二（錄文二）

  （二）64TAM29：108（a）

[前缺]

1             四月  日遊擊將軍

2             連  亨  白

3                    十九日

4  興生胡紇槎年五十五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5  潘年卅五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6  達年卅六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7  延年六十              （有三道墨色劃指印痕）

8  被問所請過所，有何公文？

9  審，但潘等並從西

10 漢官府，所以更不請

11 等，並請責保，被

[後缺 ]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三（錄文三）

  （三）64TAM29：107

[前缺]

1  你那潘等辯：被問得上件人等辭，請將

2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壓良、該誘、寒盜

3  等色以不？仰答者。謹審：但那你等保

4  知不是壓良等色，若後不依今

5  款，求受依法罪，被問依實謹□    （有三道豎向墨色劃指印痕）

6  亨       垂拱元年四月  日

7           連    亨 白

8                         十九日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四（錄文四）

  （四）64TAM29：24、25

[前缺]

1  保人庭、伊百姓康阿了

2  保人伊州百姓史保年卌      （有一道墨色劃指印痕）

3  保人庭州百姓韓小兒年卌     （有一道墨色劃指印痕）

4  保人烏耆人曹不那遮年      （有一道墨色劃指印痕）

5  保人高昌縣史康師年卅五     （有一道墨色劃指印痕）

6  康尾義羅施年卅作人曹伏磨

7  婢可婢支 驢三頭  馬一匹 

8  吐火羅拂延年卅 奴突蜜

9  奴割邏吉 驢三頭 

10 吐火羅磨色多 

11 奴莫賀咄 

12 婢頡  婢

13 駝二頭  驢五頭  [下殘]

14 何胡數刺  作人曹延那  [下殘]

15 驢三頭

16 康紇槎  男射鼻  男浮你了

17 作人曹野那  作人安莫延  康

18 婢桃葉  驢一十二頭

19 阿了辯：被問得上件人等牒稱，請

20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壓良

21 冒名假代等色以不者？謹審：但了

22 不是壓良、假代等色，若後不□

23 求受依法罪，被問依實謹□。

24           垂拱元年四月  日

25           連  亨  □

[後缺]

   據上引4件出土唐代請過所文書，邏輯推論：

（一）文書出土在阿斯塔那墓地，屬唐直轄之西州高昌縣。可判定它是高昌縣曾經受理、而後又被「撿除」的廢棄公文。四件文書，性質相同，個別人名相同（如一號文書中的「義羅施」與四號文書中的「康尾義羅施」；二號文書中的「紇槎」與四號文書中的「康紇槎」；處理之相關官員均為連亨，處理時間均為垂拱元年四月十九日等），可以連同展開分析。文書雖已部分殘缺，但文意基本清楚的：「西來」之一行商胡，「欲向東興易」、「入京」，但沒有過所，違背了唐朝政府的「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之規定，而被阻禁在了高昌縣。行旅人員不少，姓名完整者計有「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康尾義羅施」、「康紇槎」、「曹伏磨」、「可婢支」、「突蜜」、「割邏吉」、「莫賀咄」、「頡」、「何胡數刺」、「曹延那」、「曹野那」、「安莫延」、「射鼻」、「浮你了」、「桃葉」、「潘」等，近20人；隨行牲畜至少有驢26頭，馬1匹、駝2頭等。運載物資，應該不是小數。

（二）如此一支規模不小商胡，隨身沒有過所類文書，卻已行進到了西州高昌縣內，自然引發注意。在審查中，相關人員申述，他們不是「壓良、該誘、寒盜等色」。所以沒有唐朝過所，原因在「潘等並從西漢官府，所以更不請」，（二號文書）或辯「其人等不是壓良冒名假代等色」（四號文書）；「但羅施等並從西來，欲向東興易，為在西無人遮得，更不請公文」。（一號文書）措詞小異，但理由相同；因為所出發之「西」地，沒有「漢官府」「無人遮得」，「更不請公文」。表明他們之所以沒有「來文」，是事出有因，故而「請乞責保」，求高昌縣允許他們求保申領過所；而如果申報情況不實，他們甘願「受依法罪」。審查、申述過程中，每個申領過所者、當地請得之保人，均劃指線為押。

（三）關於「西來」後面的歷史實際。相關文書中，均有「並從西來」之文意。在第二號文書中，更有「潘等並從西漢官府，所以更不請」等文字。推究缺失文字，似為所來之處並未設置「漢官府」「所以更不請」相關過所等；如這一判定大概可從，則所來之地，肯定是在設置了「安西大都護府」、「龜茲都督府」、「疏勒都督府」這些府州以外的蔥嶺以西之地，並沒有設置歸唐王朝政府直接轄管、按唐制實施交通管理的政府機構。二號文書中，「潘」一行，看來是初涉西州，不知唐王朝統有西域已近半個世紀，竟仍以傳統觀念之「漢官府」相稱。他們遠在蔥嶺之西，更可據此而得說明。

（四）「西來」之地，從來人姓名為「康×××」、「吐火羅××」，可以推見，他們應該來自「吐火羅王國」、「康居」等地。吐火羅，雖說龍朔時曾受唐之冊封3，畢竟，只是十分鬆散的羈糜。內政種種，是一仍其舊制的。康居自然也是如此。居民中的勇敢者，尤其是商人，雖有遠涉東土興貿求利之心，但畢竟又不可能了解東方唐朝的交通管理制度細節，所以進入西州後受阻，是很自然的一種現象。

（五）經過西域大地，「東向興易」。因物質文明差異，物質生活資料互補性強，因此有巨大的獲利空間；但語言殊異、文字不同，即使在西域、高昌，也絕不是一個可以憑吐火羅語、康居語就可以自由交流、彼此了解的世界，也絕對不是一個如今天不少學者想像的當年的吐魯番土著居民中，就是一個以吐火羅語文為主體文化工具的世界。這就自然生發了許多難以想見的困難。審查中，即使說清自己的身份、隨行人員、駝、馬、驢之來路，東行的目的等等，也成為一個巨大的障礙；所好，高昌縣還可以找到了解吐火羅、康居等中亞東伊朗語系語言的譯語人。在這件文書中顯示其姓名為「翟那你潘」，（第一號文書作「翟那你潘」，第三號文書中作「你那潘」。看來，用漢文記錄的書吏，文化背景不同，對譯語人的名字並不熟悉才出現如是筆誤。）為譯語準確無誤，譯語人在文書中也以劃指痕為憑，以示負責。這種譯語人及其翻譯工作，在人種有別、民族眾多、語言殊異的唐代西域大地，是社會生活中十分必要的一環；而且轉譯準確，也是不能疏忽的環節。因此，譯語人必須籤字劃押，對譯意負責，具顯著責任精神。

（六）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吐火羅拂延、康尾義羅施等一行，由蔥嶺以西進入唐王朝統治下的西域，行至西州高昌，總已有1000公裡之遙。緣何在疏勒、龜茲、焉耆等州竟始終未受查驗，直至吐魯番才被發現審查？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現象。

唐代經西域交通西方，據《隋書·裴矩傳》，有天山北麓、天山南麓、崑崙山北麓三道。吐火羅的位置，主要在今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境內，交通西域，正常路線是「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也就是從和田，入葉城，進入塔什庫爾幹高原，經由瓦赫基裡山口，入瓦罕走廊，進入阿富汗。這是裴矩經由調查、記錄在案的一條路線。從方位、旅程看，是比較合理的。但上引文書卻顯示：這批吐火羅商旅明顯走著一條少為人注意的徑道，竟可以避開唐王朝在南、北大道上設立的諸多關隘，與可能為康居國人的康尾義羅施等昭武九姓胡等一道，突然出現在了西州高昌縣境。這表明，實際生活中，肯定還存在一條吐火羅、昭武九姓胡們由蔥嶺、中亞兩河流域一帶東行進入吐魯番盆地的便道。

從已獲考古資料，這條便捷可行的通路，應該就在天山之中。

天山是一條東西長達4000公裡、南北寬可400公裡的巨大山系。東段近2000公裡在新疆境內，西段則在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境內。天山是由北、中、南三條山脈和山系中眾多大小不等的山間盆地、谷地組成，其間冰川、河道連綿4。西部天山，是古代昭武九姓胡各王國居民馳騁活動的舞臺。天山東段，是古代塞、匈奴、月氏、烏孫、突厥活動的理想天地。唐代西州高昌縣，從地理空間觀察，其實不過是中天山山系中的一塊不大的山間盆地。如此的地理形勢，以馬、駝代步，在天山中間東行西走，並不存在困難；而且，揆諸文獻記錄、查驗現今考古文物遺存，這是可以肯定，也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的歷史文化古道。

新疆考古所考古隊1976年至1978年間，在天山阿拉溝、魚兒山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曾穿行在烏魯木齊、吐魯番、和靜、阿拉溝、烏拉斯臺溝之間，最後進入伊犁河流域新源一帶，對天山地理地勢及歷史文化故實，提供了生動的素材。阿拉溝東口，是由天山進入吐魯番盆地的隘口之一。王炳華先生曾發掘並論證了唐王朝設置在這裡的鸜鵒鎮遊奕所故址，發掘出土的第八號唐代文書，殘紙上仍可見「給使者首領康……六品官一人」等字，為鸜鵒鎮遊奕所曾供應過來自康居的康姓使者的具體記錄。雖然只是一件過分殘損、難窺全貌的文書，但說明沿古道穿行於天山谷地、草原，從中亞康國進入唐王朝之西州的路線應該是存在、並可供交通往來的5。

上引文書中的康尾義羅施、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康紇槎、安莫延、曹野那、曹伏磨、曹延那、何胡數刺、割羅吉等人，與昭武九姓王國關係是相當密切的。所以，他們對古道的認識應該是瞭然於心的。從天山中穿行進入吐魯番盆地，到達高昌縣，並不存在困難。他們的如是行進，增進了我們對這條路線的深入一步認識。昭武九姓胡居處在西部天山谷地，與新疆交往比較方便。因此，吐火羅拂延、康尾義羅施等雖沒有相關證明身份的文件，在高昌縣申領過所，「請乞責保」時，還真沒有遇到困難。眾多保人隨即被找到，這中間有「庭、伊百姓康阿了、伊州百姓史保、庭州百姓韓小兒、烏耆人曹不那遮、高昌縣史康師」等，都是居留在高昌、庭州、伊州境，已經歸化、入籍成為了唐王朝子民的昭武九姓胡；定居在焉耆都督府境內的曹國人曹不那遮，雖非唐王朝直接管轄下的百姓，但定居在焉耆州內，也是合法身份。由他們出面作保、畫指為信，保證相關請過所者及隨身牲畜，「不是壓良、該誘、寒盜假代等色」，是可以為據發給過所的。因為如果申報情況不實，保人是要承擔責任，「受依法罪」的。這些細節，具顯昭武九姓人在伊、西、庭州數量不小，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可以憑信作保。

這批包括了吐火羅、康姓商旅在內的一行東向「興易」、「入京」的過所，出土文書中未見；但經過如是一翻手續後，取得過所的條件是充分具備的。具體過所雖未見，由此而呈顯的唐代西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諸多細節，已可大大深化我們對西州高昌縣人民社會生活實況的了解。僅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所獲文書資料計，已達4000件以上，幾乎全部都是漢文資料。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在唐代吐魯番地區，我們確是一點也沒有感受到這裡當年是吐火羅語A通行地區的。這啟示我們：通過有限佛經文字，在吐火羅語研究中，想像的空間雖可以無限，但實際的景況，如佛經文字與世俗語言文字是否一致？是很需要斟酌的。根據大量出土了的表現著唐代高昌居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實況的漢語文書，可以肯定，在唐代吐魯番大地，展開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確實是看不到什麼吐火羅A語、文字之痕跡的。

二

涉及唐代西域與吐火羅，不能不重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的相關記錄。《大唐西域記》，對關注吐火羅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者而言，這實在是太普通的資料，大家都是曾經注意、耳熟能詳的。但在面對如《塔裡木古屍》這樣的大著，論及吐火羅人歷史，又有那麼多引人思考的論述，令人禁不住要重提玄奘在公元7世紀中葉觀察到的「睹貨邏」，提及到的吐火羅語文、吐火羅及其與周鄰地區的關係。

玄奘，從虔誠的青年佛教徒始，求法西行，19年中，巡行中亞、南亞大地，飽經磨練。撰著《大唐西域記》時，已不僅是一位佛教思想家，而且成長為一位深諳梵文、對李唐王朝、唐屬西域大地的政治形勢，突厥、中亞、南亞星羅棋布的大、小一百多個王國的地理、歷史、民族、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民情，都深具學養的大學者。他在遊學過程中，凡所「遊踐之處，必究方言，鐫求幽跡」，在如是實踐基礎上，唐代學界就不能不稱讚他「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為局」。相關資料，「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因此，他在應李世民之命撰著的《大唐西域記》中，留給我們的文字不僅呼應著唐王朝代表人物李世民的希望、要求；有直接考察、體驗、認識的基礎，具體而準確。是當年人記當年事，其學術價值是一般著述難以匹配的。

《大唐西域記》，涉及吐火羅，有兩組資料不能疏忽。

其一，是他對直接觀察到的吐火羅王國諸多方面的記錄：它的地理位置、交通、山川形勢、民族形體特徵、語言、文字、佛教信仰、政治分裂的現實、突厥的統治影響等，無不涉及。這裡，應強調一句，玄奘在介紹相關情況時，遣字落筆是十分認真、嚴謹，可以說一絲不苟的。一個典型的例子，表現在他對「吐火羅」這一漢譯名稱的計較上。他認為對此古代王國名，正確的漢譯應該是「覩貨邏」；大家習慣用著的「吐火羅」三字，是錯誤的，「訛也」6。僅從此點，就不難看出他在落筆行文時，態度是何等認真！

據《大唐西域記》，唐代吐火羅王國，「其地南北千餘裡，東西三千餘裡。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竟，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模樣異於諸國」「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字漸多，逾廣窣利，貨用金銀等錢。」這些敘述，與主要地域處西天山與興都庫山之間，東扼帕米爾，西鄰波斯的阿富汗，是完全吻合的。這裡山地縱橫、部落紛雜、不相統屬，吐火羅族居民形象極富特點，形象與中亞諸國有別。阿富汗出土的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吐火羅文碑銘，正是「字源二十五言」「自左向右」橫讀。他在這片地區見到的巨型「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與高五十多米的巴米楊大佛，可以說是十分相符。種種細節記錄，相當樸素、準確。

行文中，對曾經或仍受吐火羅控制、影響的其他小王國，也都沒有疏忽、給予說明。但是卻絕無一字提及吐火羅與鄰境的龜茲、焉耆以及他西行前曾滯留相當長、且深得支持、幫助的高昌等，有任何瓜連。須知，《大唐西域記》本來就是秉承關心唐王朝西部世界景況的李世民的旨意而書撰的。吐火羅語言、文字，如果與唐王朝屬下的龜茲、焉耆、高昌相同、相通，這一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按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的行文風格，他是不可能不予提及、不事剖析的。這裡有一個意境相同的實例，也可以幫助說明問題。在《大唐西域記》中他曾提及有一個支那樸底國，與華夏故國存在歷史文化關聯。他就頗費了一番文字，進行介紹，說是貴霜王國時期，勢力強大，「河西蕃維畏威送質」，這些質子，最後在伽膩色迦王時期，建立了一個「至那樸底國」（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爾（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諸多細節，都不忘詳細說明原委，並稱「故此國人深敬東土」，連見到玄奘，「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7的情形，均娓娓道及。兩相比較，是可以深入一層認識吐火羅與塔裡木盆地龜茲、焉耆之實際關係的。

其二，是玄奘提及在他最後返回長安途程中，沿崑崙山北麓東走，在尼壤與且末之間，曾經過「睹貨邏故國」。不少學者在研究吐火羅人歷史、文化遷徙等問題時，無不引用此條文獻，作為吐火羅曾居停在塔裡木盆地的重大根據。在剖析西域與吐火羅的歷史關聯時，這自然也是一個絕對需要深入剖析的問題。

關於這個「睹貨邏故國」，玄奘記錄原文是，離開尼壤後，「行四百餘裡至睹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裡，至析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也」8。考察塔裡木盆地南緣地理形勢、已獲考古調查資料，這一所謂的「睹貨邏故國」遺址，只能是安迪爾河畔的安迪爾古城。它地處尼雅遺址、且末古城廢址之間，彼此空間距離與玄奘記錄也切合。而且在這片空間範圍內，再無其他較大河流、綠洲、古代城鎮遺址。因此，要在這範圍內覓求玄奘提及的「睹貨邏故國」，只有安迪爾古城可以相當。

玄奘在提出安迪爾廢城為「睹貨邏故國」廢墟時，除上引文字外，如為什麼它為睹貨邏故國遺址？睹貨邏何時在此活動？何時、又緣何廢棄等，並沒有一字一詞做出任何具體說明，似乎這是一個不必涉及的常識。但此條文獻資料，卻確實成為了今天讀者們深深懸念、也無法簡單索解的難題。

對安迪爾古城遺址，中外學者曾做過部分考察工作。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A.斯坦因曾對安迪爾進行過不止一次調查，並進行過簡單發掘。相關資料刊布於《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圖記》之中。1989年11月，長期從事新疆考古工作的王炳華先生及肖小勇、劉文鎖一行，作為塔克拉瑪幹沙漠綜合考察隊考古組成員，也曾進入沙漠，步入安迪爾古城廢墟，在遺址實施了全面踏查，隨即還刊布有調查報告9。本文的分析，也是依據此報告。

安迪爾古城廢墟，位於安迪爾河下遊，已淪入沙漠。具體位於安迪爾牧場塔庫木村東南20多公裡處，居於安迪爾河東岸。遺址位置大概在北緯37°47′34″、東經83°49′36″附近一片沙磧中，海拔1305米左右。遺址包括俗稱的夏羊塔克古城、道孜立克城堡及佛塔等，遺蹟綿延展開在數平方公裡內。風蝕、沙埋，沙丘漫布，植被稀少。加上相當嚴重的人為破壞，保存情況並不好。但古城牆垣仍約略可循，部分建築木柱仍出露在沙塵地表。陶、銅、鐵、木等不同材質的文物，也都散見在沙塵低凹處。

        遺址的中心，是夏羊塔克古城，城牆已殘缺不全，依斷垣走向，可以大概把握：城垣基本為方形，邊長100米左右。城區範圍內，陶片集中。從城牆斷面可以清晰觀察：城牆下部為夯築；上部為土坯塊、河泥（雜碎石粒）交替壘砌，清楚表明這是兩個時段的遺存。城垣最高處，仍達8米（從風蝕之地表計算。因為風蝕，目前地表已大低凹於當年地面。因此，當年城牆高度會較8米為低）。城門，具體位置已難判定，但可能在南牆上開門。因為南牆外，是一片比較開闊平整的空間。城牆圍垣內，約略可見廢棄的房址，可見不少鐵塊、煉渣、陶片、銅片、銅鏃、五銖錢、玻璃片、漢佉二體錢、磨石等物。

       夏羊塔克古城北郊，距約200米，為一區佛塔。以土坯砌築。塔基方形，邊長達8.2米，三層。塔體作圓柱形，直徑4.9米。通高仍達7米，頂部已殘。外觀與尼雅精絕遺址佛塔、樓蘭古城佛塔相似，顯示了同一時代特徵。

       夏羊塔克古城東約1.5公裡處，為另一區較大型建築遺存，多佛教建築。當地現稱「道孜立克城」。斯坦因當年稱其為「Tang Fort」、「唐堡」。據斯坦因當年之測圖，堡牆保存基本完好，為向南開門的圓形，直徑近90米。堡牆用土坯砌就，外抹草泥。圓形圍垣內木樁柱排列有序，多方形，或顯迴廊狀，明顯是漢晉時期塔裡木盆地南緣多見的佛教寺院遺址。斯坦因曾在這裡發掘出佛教寺院屋宇，殘存壁畫、泥塑像、梵文佛經、寫著漢字的薄紙片、吐蕃文佛學文獻（據稱，為早期大乘舍利娑坦摩經），還發現過一幅繪有象頭神的木板畫10。在佛寺西北角土牆上，留有唐代漢文題記，可見出「貞元七年」、「大蕃」、「四鎮」、「秦嘉興」等字樣，是公元8世紀末，吐蕃入據塔裡木盆地後，唐王朝官員留下的字跡11。塑像底座前還有一些信眾獻祭的綢、布條。

在「道孜立克」遺址附近沙地表面，王炳華等曾採集到一件以胡楊木雕就的小型立佛像，有橢圓形身光，佛像著通肩式外袍，圓領，衣褶下曲，線條流暢，通高達43釐米。可見十分典型的貴霜風格。

通過這些資料，可以獲得基本清楚的概念：安迪爾古城及其周圍遺存，不僅規模相當大，而且延續時間比較久長。夏羊塔克古城下部夯築城牆、漢佉二體錢、犍陀羅風格的木雕立佛像、漢五銖錢、三稜形鐵鏃、大量早期灰陶罐殘片等，具有明顯的早期特徵，時代應在公元4世紀前。由大量陶片中觀察到的陶器風格，與且末那勒克遺址、樓蘭、尼雅晚期遺址中的陶器特徵相似。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發現的這一線早期遺址，更進一步增強了我們判定它廢毀在公元4世紀以前的結論12。玄奘東歸，路過安迪爾時，說這裡「國久空曠、城皆荒蕪」，與通過遺址中出土相關早期文物，結論也可以統一。玄奘是公元645年經此東返的，遺址既是兩晉、南北朝時廢毀，自然會呈現一種久久空曠的景觀。玄奘據此而稱它是「睹貨邏故國」遺存，彼此可不悖。

南北朝以後，入隋，焬帝楊廣重視與西域的聯繫，「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南道上自鄯善西行，安迪爾河綠洲，是一處不能不佇息、補充飲水、糧食、草料的站點。因此，自然會重新設置戍堡、城鎮，以利交通。在夏羊塔克廢城上重新坂築新城，在西側不遠處建置了「唐堡」，修建了佛教寺院，都是情理中事。因此，隋唐時期，安迪爾綠洲重又恢復了生機。遺址中出土的吐蕃文書、藏傳佛教典籍、漢文殘紙，土壁上貞元七年秦嘉興題字等，顯示了公元七八世紀唐、吐蕃在這片地區角力、活動的遺痕。玄奘東歸在公元7世紀中，他沒有在遺址區見到吐蕃的任何信息；而一百多年後，安迪爾綠洲在唐與吐蕃的衝突中，遭遇了再一次廢毀的噩運。因此，安迪爾綠洲上的唐、吐蕃遺存，應該是公元7世紀後期、8世紀末的文化鱗爪。唐代以後，安迪爾綠洲沒有再在原來廢墟上重生，而是改易在了安迪爾河西岸、直迄今天的安迪爾牧場13。這不僅是河道之改易，而且，社會政治變動，對這類沙漠中生態十分脆弱的綠洲的存續，影響都是不可輕估的。

玄奘稱公元4世紀前廢毀的安迪爾古代城堡為「睹貨邏故國」，行文中一筆帶過，未作任何說明。實際表明，這個概念在唐代當年，是不必多費筆墨的常識；只是時過境遷，大夏、月氏、貴霜、嚇火羅等概念，已因時空變化、相隔遼遠、再不清晰之後，才成為了今天學術界必須詳斟、仔細分析的問題14。

公元前1000年中的中亞大地，是多事之秋，許多影響深遠的變化，都曾在這一時段和這個舞臺上展開。

興都庫什山、西天山之間、阿姆河流貫其中的土地，是中亞大地上南北交通的要衝地帶。早先曾被希臘殖民，稱之為巴克特裡亞（Bactria）；公元前140年前後，巴克特裡亞為塞人滅亡。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敦銘文所見塞人，包括了Asii、Tochari、 Gasiani、 Sacarauli。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志》（Ⅺ.8）中也有相關記錄。這一歷史變動發生後不久，在匈奴追逐下，原處中國西部的大月氏西走、南下，先到伊犁河流域，旋又南走，進入巴克特裡亞地區。《漢書》中稱此為：「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自此，《史記》、《漢書》中留下了不少「大夏」王國的信息；月氏，成為了這片土地上影響巨大的新統治者，或主要統治者之一。建立了盛極一時、影響遠近的貴霜王朝。

大夏，上古漢音為「dat-hea」，近同於「吐火羅」。與早先滅亡了巴克特裡亞的塞人四部之一的「Tochari」人發音近同。月氏入主這片地區，建立貴霜王國後，中西學界不少學者稱月氏為貴霜，同吐火羅，應該與這一歷史背景存在關聯15。因此，月氏、貴霜與吐火羅又有了十分密切、難以割切的關聯。這裡，吐火羅是族稱，又曾是王國名；月氏是族稱，以它為主建立的「貴霜」，是王國名。但在一些情況下，又往往彼此交結、互相取代。公元4世紀中葉，貴霜亡於嚈噠，歷史展現新的一章。

公元2世紀後，貴霜王國勢力一度盛大，在新疆塔裡木盆地南緣、在中亞大地曾顯示過重大影響。從古代和田、尼雅東行，至安迪爾、且末、樓蘭，曾發現過數量不少的佉盧文簡牘，而佉盧文，曾是貴霜王朝官方文字之一16；樓蘭城中發現過貴霜國王閰膏珍的錢幣17；上述不少遺址中見過漢文、佉盧文並書的「漢佉二體錢」18；在和田地區熱瓦克佛寺、若羌米蘭佛寺所見塑像、壁畫，尤其是有翼天使畫像，具有鮮明的犍陀羅風格19，這種種，無不與貴霜文化在這片地區展現之影響密切關聯。貴霜與塔裡木盆地南緣的這種種關聯，關注中亞史研究的學者曾有不同的解讀。英國學者布臘夫認為，這是貴霜王朝一度統治過塔裡木盆地南緣的說明20，中國學者不少人持不同觀點，認為這只不過是貴霜王國失國過程中，有失敗之貴族、軍侯難民流徙入塔裡木盆地南緣的文化表現21。對貴霜在塔裡木盆地南緣的存在，究竟應作怎樣的判定，是中亞史上一個大問題，本文暫不置論。在此，只是著意強調一點：東漢以後，魏晉時段，貴霜文化在塔裡木盆地南緣的存在，是中外學界都認可的。廢棄於公元4世紀前的安迪爾古城，作為貴霜文化集聚的一個點，在玄奘東返路過時，貴霜遺存之風格應該是特徵還比較顯明的。貴霜的主體民族是月氏，月氏又被認為是吐火羅王國的主要族體，這些大概於唐代文化知識界是常識性概念，種種因素混集一道，終使得玄奘稱呼將這凝集了貴霜文化特點的古城稱呼為「睹貨邏故國」（一個綠洲、一個小城，古代西域就是一個小國），在唐代，就成了一個相當自然、並不突兀的概念。

所以如是說，唐代文獻中有眾多記錄可以佐證：在隋唐時期，當年的文化知識界、包括唐代統治階級文化上層，確實是將月氏與吐火羅在文字中互稱的。這幾乎可以視為一個時代中的文化現象。

試舉數例：

（一）「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

（二）「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睹貨邏……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為月氏都督府。」（《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吐火羅》）

在吐火羅王國設都督府，卻定名為月氏都督府。足證，在唐王朝統治集團心目中，所謂吐火羅，與月氏是可以混同，視其為表裡的：吐火羅是國名，而居民實體，則是月氏，故而都督府，就能以月氏為號。

（三）「月氏都督府，以吐火羅葉護阿緩城置。領州二十五。……藍氏州以缽勃城置。大夏州以縛叱城置。……」（《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

在吐火羅王都阿緩設置的都督府名「月氏都督府」，其下有「藍氏州」、「大夏州」，可以說明唐代對吐火羅、月氏、大夏這些政治、地理概念的認識，是重疊、混同在一起的。

（四）「龍朔元年，以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為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為都督府，以其屬部為州縣。」（《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

（五）「六月癸未，以吐火羅、嚈噠、罽賓、波斯等十六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吐火羅國都為月氏都督府……」（《資治通鑑》卷二○○「龍朔元年」）

（六）「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遠進《西域圖志》，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羅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以吐火羅國葉居遏換城置月氏都督府」（《唐會要》卷七三）

（七）「（永徽）三年，……所以理阿緩大城為月氏都督府，……以烏涅波為都督」（《唐會要》卷九九《吐火羅國》）

（八）「吐火羅國，唐永徽三年列其地為月氏府，以其葉護阿史那烏溼波為都督。」（《冊府元龜》卷九六六《外臣部·繼襲》）

（九）求那跋摩（Gunavarman）譯本，兜呿羅＝月氏，《吐火羅語考》，77-78頁22。

如是等等，都可以說明，在唐代文化知識界，將月氏與吐火羅聯繫在一起，用為分析、認識政治、地理、文化、翻譯諸多方面的問題，確實是相當普遍，得到社會認同的。因此，玄奘稱存在貴霜文化影響的安迪爾古城為「睹貨邏故國」，不僅是十分平常；而且，當年不如是敘述，反倒會是難以理喻了。

結    語

除文首提及的《塔裡木古屍》中關涉吐火羅A語、吐火羅民族外，近三十年來，研究吐火羅者，還有《吐火羅史研究》、《古族新考》、《吐火羅人起源研究》等專著多部及更多數量的論文，這裡不一一具列。研究中，涉及吐火羅語言、歷史、考古、民族遷徙，甚至分子人類學等不同學科；關乎中亞古代歷史、新疆古代民族、歷史、考古、語言研究，是一個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現實意義重大的研究課題。

本文切入點很小。只是涉及到一組近年出土的唐代吐魯番文書；還有國內外均有過關注，但又總未展開具體剖析的安迪爾古城。也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提及的「睹貨邏故國」；也聯繫到玄奘遊學印度途中，直接觀察過的「睹貨邏」故國。這些考古、文獻資料，時代均在唐王朝時期。可以清楚結論：

（一）在唐王朝時期，人們的概念是明確的，所謂吐火羅，就是古史中的希臘大夏王國，領地就在巴克特裡亞，主要在今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境內。

（二）其次，這片土地，位置衝要，是中亞交通的十字路口。中亞大地任何重大的民族遷徙、衝突，幾乎都會波及這片土地上相關王國歷史命運的沉浮、變化。公元前2世紀，大夏先是亡於南下的塞人；隨後，又為南下的大月氏人所統治，並建立了新的貴霜王朝。公元4世紀，貴霜亡於嚈噠；6世紀後，又淪於西突厥的統治之下。因此，在唐代史家的筆下，既循傳統稱這片土地為吐火羅王國，又因漢代月氏是這片土地上的新統治者，也稱之為「月氏」，唐王朝政府在吐火羅置都督府，府址選在阿緩，是吐火羅突厥葉護的駐地，但取名卻十分明白的稱之為「月氏都督府」，這展現著唐代對巴克特裡亞這片土地居民、歷史的認識、尊重；針對西突厥統治的現實，可能還有另一層政治的含意。不論如何，這表現著佔統治地位的唐王朝政治文化領袖們的主流觀點。玄奘所以稱具有貴霜（月氏）文化影響的安迪爾古城為「睹貨邏故國」，根源、根據就在於此。

（三）中亞的昭武九姓王國子民，包括興都庫什山下、波斯東境的吐火羅國人，在絲綢之路上東行至西州、河西地區、甚至長安興易經貿，是漢唐時期一種普遍性存在。分析上引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唐代文書，可以看出，已定居在唐王朝直接統治下的西域伊、西、庭州，成為唐王朝在編百姓的昭武九姓胡人，並不在少。他們對通過絲路積極進行的商業活動是了解、熟悉的。因此，就都敢於擔保新來西州高昌縣的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康尾義羅施等一行近20人的清白身份，為其申領過所承擔責任。這對沒有過所「西來」的吐火羅拂延等人，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幫助。吐火羅拂延等人，不諳唐王朝的交通管理制度，不通語言，只能通過專職譯人翟那你潘才能交待清楚個人情況，東行目的，請求高昌縣能允許「責保」、頒給過所。這表明，在7世紀中葉的唐代西州高昌縣，只通自身的吐火羅語，是無法與當地交流信息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可以說明許多問題的語言、文化現象。完全可據此推論，唐時西域絕不是吐火羅語流行、吐火羅人所在多見的地區。因此，一些學者，僅僅根據少數佛經譯文上的「Tocrï」題記，就判定西域高昌、焉耆、庫車地區通行吐火羅語、吐火羅文，是混同了佛經翻譯語言與世俗通行語言的關係，這兩者，其實不是一個概念，是不能彼此等同的。而從吐火羅語文，又推演出吐火羅民族，更不是同一個概念。《塔裡木古屍》作者，認為是由於公元840年回鶻西遷，才導致了「吐火羅語以某種形式消亡」。現在看起來，此觀點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

 

注釋：

1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 London, Thames andHudson, 2000.

2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8-94頁。

3[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載「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4新疆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新疆百科全書》「天山山系」條，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133-138頁。

5王炳華《阿拉溝古堡及其出土唐文書殘紙》，載《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6《大唐西域記》卷一，見[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0頁。

7《大唐西域記》卷四，見[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365-367頁。

8《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見[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1031-1032頁。

9塔克拉瑪幹綜考隊考古組《安迪爾遺址考察》，載《新疆文物》1990年4期。

10斯坦因著、殷晴等譯《沙埋和田廢墟記》，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第253-260頁。

11M.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NewYork:Hacker ArtBooks,1975.P422,Chinese sgraffito of AD719,On wall of temple cella E.I,EnderaFort.

12塔克拉瑪幹綜考隊考古組《安迪爾遺址考察》，載《新疆文物》1990年4期。

13在安迪爾河西岸與安迪爾牧場相去6公裡，有阿克考其拉克遺址，時代稍晚，據斯坦因報導，似有伊斯蘭文化遺存。說明已晚到公元10世紀以後。

14季羨林等西域研究大家，在校注安迪爾「睹貨邏故國」遺址時，對此未能置一詞，可以見出這是籠罩在學術界十分深重的迷局。

15餘太山《古族新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9-20頁。

16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頁。

17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古蹟大觀》，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年，第26頁。

18夏鼐《和田馬錢考》，《文物》1962年7-8期。

19散見於斯坦因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M.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NewYork:Hacker ArtBooks,1975.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Westernmost China,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1.

20 G.Brough, 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AS ⅩⅩⅩⅤ Ⅲ,1965.

21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王炳華《貴霜王朝與古代新疆》，載《西域研究》1991年1期。

22另外，伯希和認為「而此生長於龜茲（庫車）之鳩摩羅什附註說即是小月氏。如此看來，四五世紀的中國人曾將印度名稱吐火羅之民族名曰月氏」。見馮承鈞譯，伯希和、烈維《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78頁。原文為伯希和撰《說吐火羅語》，原載《通報》，1936年，第259-284頁。

編者按，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13年第8期，頁148-158。引用請據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