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家灣遺址裡宗教祭祀遺蹟不斷被發現，它包含屈家嶺文化因素和石家河文化因素，在中國史前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在界定的宗教遺蹟涵義、究明宗教祭祀遺蹟在鄧家灣遺址內出土情況的基礎上，探究史前宗教在中國史前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其在文明起源過程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加深對中國史前社會宗教這一重要社會現象的理解。
關鍵字：鄧家灣遺址；宗教祭祀遺蹟；史前宗教；文明起源
鄧家灣遺址文化內涵豐富，跨越了五、六百年，發現了大量墓葬、灰坑、少量房子等遺蹟，包含屈家嶺文化因素和石家河文化因素。屈家嶺文化期的祭臺和大型筒形器遺蹟，石家河文化期的套缸遺蹟，以及大量陶塑動物、紅陶杯等，同樣引人注目。這在迄今已發掘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諸遺址中，屬於罕見現象。[1]嚴文明先生認為鄧家灣的這些罕見遺蹟遺物與宗教祭祀有關。[2]1-6童恩正先生也持相似意見，他說：「在原始社會後期，宗教儀式的舉辦和宗教場所的興建可以說是組織和影響群眾最方便的手段，這種凝聚力有時連生產和戰爭活動也難以比擬。在從事以宗教為目的的社會活動的過程中，氏族的上層集團得以逐漸地掌握了控制人力和資源的方法和途徑，並使之制度化和經常化」。[3]312鄧家灣遺址中大規模的宗教場所，應是貴族集團為了組織和影響群眾，進而控制人力和物質資源而設置的。
一、引言
宗教的定義在學術界有很大爭議，中國普遍採用恩格斯的定義法，即宗教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虛幻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裡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複雜的人格化」。[4]宗教的起源與人類本身的意識發展有密切關係，萬物有靈、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等形式便會隨之而產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宗教發展成為一種人與自然溝通的途徑，社會上層集團甚至利用宗教將政權神話，企圖實現對自然、人類社會的控制。這種現象在原始文化晚期屢見不鮮，如良渚文化遺址中的瑤山祭壇、匯觀山祭壇，紅山文化女神廟和東山嘴的石圓圈遺蹟等，這一時期的祭祀坑、祭壇墓地、禮儀性用具也有較多發現。
隨著生產剩餘的增多，社會複雜化加劇，宗教與權力的結合日趨緊密，到原始社會晚期，宗教的功能已不限於祈求豐收、消災除難、懲惡揚善，已發展成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並為政權的構成方式提供理論依據和組織原則，神權為政權服務。與此同時，為社會政權服務的宗教祭祀遺蹟應運而生，人類即將踏入階級社會的門檻。
二、宗教遺蹟的界定
宗教現象可分為兩大範疇：崇拜對象和獻祭儀式。[5]前者多是通過外形刻畫、雕塑、確立模擬物等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後者則是一種實際操作過程，會因時代、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有差異，且因年代久遠而很難復原，我們只能通過考古發掘得來的宗教祭祀遺址、禮儀性用具以及古籍記載，去了解和推測古代的宗教信仰情況。在石器時代，崇拜形式是多樣的，主要有早期的「萬物有靈」觀念，到了新石器時代，出現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鬼靈崇拜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神權與政權的關係日趨密切，人類社會從神權佔支配地位的時代逐漸過渡到神權為政權服務，政權逐漸凌駕於神權之上，社會的階級分化加劇，文明社會呼之欲出。
整個新石器時代，宗教祭祀遺蹟在中國各區域文化中都有發現，並因時代、地域的不同而有細微差異，如有石圓圈祭祀遺蹟的興隆窪文化[6]和新縣胡頭溝遺址；[7]1987年在濮陽西水坡M45中發現了蚌殼擺塑的龍虎圖案；[8]在良渚文化諸遺址中發現多處祭壇、祭壇墓地以及獨具特色的禮儀性用具，如瑤山祭壇；[9]此外，在福泉山、[10]趙陵山、[11]張陵山、[12]反山、[13]匯觀山[14]等都有類似的宗教遺蹟發現，不勝枚舉。本文僅以鄧家灣遺址所出土的宗教遺存為例，來解析這些宗教遺存中所包涵的宗教因素，宗教崇拜對象主要是指陶筒形器和陶塑動物模型；獻祭儀式則是指一些特殊房址和灰溝，殉葬類遺存也可歸入此類。
三、鄧家灣遺址中的宗教遺蹟及其內涵解析
科林·倫福儒曾總結了四種判斷宗教遺蹟的方法，[15]412-413即：儀式要在一個特殊的、與自然相結合的地點（例如洞穴、小叢林、泉邊、山頂）舉行；還可能在一個獨立的具有儀式功能的特殊建築中（神廟或教堂）舉行；這種特殊建築中可能存在相應的儀式設施、工具（祭臺、灶、燈、禮器、鈴、儀式用的隨身物品等）；聖區應有反覆出現的象徵物。
依據這一定義及目前考古發掘資料，鄧家灣遺址具有祭祀性質的遺址大致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屈家嶺文化遺存中與宗教活動有關的遺蹟，二是石家河文化遺存中的宗教遺蹟。石家河文化是長江中遊地區繼屈家嶺文化以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
（一）屈家嶺文化期的宗教遺存及其內涵解析
屈家嶺文化遺存中存與宗教活動有關的遺蹟主要有以下3種：[16]28-31
1.筒形器遺蹟
筒形器分布集中，多是泥質紅陶，相互套接。嚴文明先生認為宗教性活動後將筒形器打碎後掩埋形成了筒形器殘片。[2]3張緒球先生認為筒形器是一種巨型陶祖，因其在外形上與金文或甲骨文的「且」字相似。[17]119-224郭偉民先生則在將其分解為四部分後，認為只有其中一部分的擺放可能是有意倒置，其餘是可以豎立的。[18]204更有學者認為筒形器的功用是為祈求人丁興旺、種族繁衍。[19]依據目前所知材料是無法準確推斷筒形器的具體用途的，但它肯定是舉行宗教儀式時使用的重要道具，但並不具有象徵權勢或財富的特殊意義，所以用過之後應是與其他陶器一起丟掉。
2.土臺與灰燼遺蹟
位於T11東南部，整體平面大概呈圓形，暴露部分約四分之一，平面半徑約2.5米。遺蹟整體可分三部分：一、底部，為墊土，分三層，皆較純且呈緩坡狀向內傾斜，第一層為黃土，第二層為灰色黏土，第三層為黃色黏土；二、中部土臺，平面略呈半橢圓形，邊緣陡直，用灰色黏性雜土堆築，內含極少陶片，檯面上有一層灰燼，臺中央的石頭被燒成灰綠色，灰燼中發現有彩陶杯5件、石斧1件，燒焦的獸骨、動物牙齒等；三、土臺外圍灰燼，土質較黏，紅褐色，內雜紅燒土和炭末。
3.紅燒土、灰燼與柱洞遺蹟
位於T11西部，由紅燒土、灰燼堆積和柱洞組成。灰燼堆積的中心部位平面呈圓形，由兩層紅燒土和兩層灰黑色灰燼組成。共發現柱洞3個，分布於該遺蹟的北部、東北部和中部偏南處，均打破第二層，其中D2內有木柱被火燒毀的痕跡。在AT6東部第12層下有一黃土帶，南側黃土帶呈形，北部西側的黃土帶被破壞，在其東部集中分布一層厚約0.03-0.07米的陶片層，多為筒形器殘片。在東南部黃土帶內的同一平面上發現有石斧和石塊等遺物。
《鄧家灣》作者認為以上遺蹟均與宗教活動有關。[16]32土臺、紅燒土面大概是陳設祭品的地方，在T11、T12的同一層位上還發現了排列有序的扣碗和平置的蓋鼎（有的被當作甕棺），《鄧家灣》的作者認為它們當有祭器的性質。[16]145T11、T12內另外還暴露有錯位的小孩骨架，同時發現的還有燒焦的獸骨，黃展嶽先生曾指出，考古學上判定人牲遺存，既要有「可供確證的祟拜物或祭祀場地」，又要具備可判別的非正常埋葬的現象，[20]據此，這些小孩骨架和燒焦的獸骨可能與用牲有關。成堆分布的灰燼層顯然是祭祀時燃火和焚燒祭品所遺。
（二）石家河文化遺存中的宗教遺蹟及其內涵解析
石家河文化遺存中的宗教遺蹟主要有以下3種：[16]137-144
1.祭址
共2處，編號為祭1、祭2，祭2保留現象較多，祭1破壞較嚴重。祭2由三部分組成：祭祀活動面、祭祀活動遺蹟和覆蓋層。祭祀活動面暴露部分為長方形，北部有用純黃土鋪築的平整地面，土質較緊密，南部面積較大，系黃褐色土夾陶片鋪墊，不甚平整，鋪墊層依地形而厚薄不均，未見夯土跡象。祭祀活動遺蹟主要有陶缸、扣碗兩種，陶缸多為夾砂厚胎紅陶筒形缸，多碎缸片，有的可復原。祭2覆蓋層分兩層，第1層陶片，土質較鬆軟，包含物主要是陶片，第2層褐色土層，直接將陶缸和扣碗覆蓋，土質較純。根據出土遺蹟現象，該祭址應該是在舉行儀式前平整地面，而不設固定設施。
2.套缸遺蹟
發現2處套缸遺蹟，在祭址附近出現，當與祭祀有關。套缸1大多殘破，部分陶缸的上腹部有刻劃符號，殘長10米，寬約1米。覆蓋套缸的堆積為淺褐色土，含少量紅燒土粒，出土物有厚胎直壁紅陶杯、小平底厚胎紅陶缸、圈足碗、弩和陶塑動物等。
套缸2東西向排列成二排，兩排相距0.3-0.4米，基本呈直線平行排列，缸口一律朝西，套法與套缸1相同。北排保存較好，共保存陶缸二十三件；南排東段保存較好，共十三件。套缸2保存長度為9.1米，東、西兩端均有破壞現象，部分缸的上腹部也刻有符號，兩側未發現其他任何現象。套缸之上是灰褐色土層，發現了較多的壺形器、紅陶杯和陶塑動物，可能與祭祀有關。
張緒球先生認為石家河文化的套缸遺蹟是屈家嶺文化筒形器遺蹟的延續，陶缸外型酷似巨型陶祖，象徵祖先，套缸遺蹟是祭祖遺蹟，表現了先民的生殖崇拜心理。[17]119-224郭立新先生也贊同這一觀點，並提出套缸的放置方式給人相續相接、綿延不斷的感覺，其所要表達的是在父系世襲群中，世襲群的綿延不絕和子孫興旺。[19]
3.陶塑堆積
1973年至1976年，鄧家灣遺址採集了一百多件陶塑品，主要有陶偶和雞、豬、羊、狗、猴、鳥、龜等陶塑動物，共出陶器有罐、杯、豆等。[21]此後的歷次發掘都有大批陶塑品出土，都出土於灰坑和窪地堆積內，卻沒有在墓葬中發現。出土陶塑品的灰坑共有17個，大體分布於祭址的東、西、南邊緣部位，形制大小不一致，位於祭址東南部的窪地內也有大量陶塑堆積。陶塑品集中堆積於祭址的邊緣灰坑和窪地內，填滿陶塑堆積的灰坑四壁沒有發現人工修掘現象，共存物中有厚胎斜壁紅陶杯、小腹壺、罐、碗、鬹和套缸殘片，《鄧家灣》作者認為其應是祭祀遺存。[16]144在尤卡坦北部瑪雅晚期的一個遺址的井中，就有許多象徵富有的物品被投進去。[15]413郭立新先生認為這些灰坑中的陶塑品絕大多數為廢次品，與其共出的有少量陶片、大量窯渣，窯渣呈紅褐色，和陶塑品的比例是三比一，[22]所謂窯渣，報告中描述為一些炭末和燒土塊。[16]144有些學者據此認為這些陶塑品是被掩埋處理的廢次品，從而推得鄧家灣遺址是一處露天產品存放地；[18]23也有學者認為該遺址也許是陶塑品的唯一產地。[22]宋豫秦先生在分析陶塑品功用時，以納西族祭風儀式上使用面偶、木偶及小動物的例子，論證這些陶塑品是宗教用器。[23]在石家河文化時期發現的陶偶及陶偶殘件標本共40件，動作形態較為複雜，陶偶細部不清，頭部只鼻子和兩耳突出。其中單偶12件，抱魚偶9件，背物偶、抱物偶均2件，抱狗偶3件。據統計，陶塑動物中，家畜69件，狗最多；野獸29件，象最多；禽類89件，鳥、雞幾乎各佔一半。
諸多學者對這些陶偶及陶偶殘件所表現的涵義持不同看法。嚴文明先生推測神態虔誠的抱物偶代表了祭祀者的形象，作舞蹈等形態各異的陶偶可能表現為慶賀的場面，大量的陶塑動物就是祭祀時的犧牲；[2]張緒球先生認為陶塑動物表達了是為了先民祈求畜禽飼養或狩獵成功的願望；[24]周光林先生指出陶偶表現的是驅邪保平安或祈求生育及豐收的巫術行為；[25]孟華平先生認為抱魚偶當為人抱魚形樂器, 體現了樂師奏樂的藝術行為；[26]郭立新先生認為陶塑動物是巫師作法時用來通靈的工具。[19]毛斯曾指出巫師經常需要利用動物來做助手，巫師的力量在不同情況下，是與他的動物們勾連在一起的。[27]鄧家灣遺址出土的陶塑動物都較小，巫師完全可以捧在手中，且這些陶塑動物種類齊全，有家畜家禽，大型野獸和水生動物，它們是巫師靈力的源泉。
鄧家灣的宗教遺蹟以及與祭祀相關的遺存均分布於墓區東側，屈家嶺文化的筒形器又是祖的象徵，因此鄧家灣可能是石家河古城的一處祭祖場所。由於巨大城牆的圍築，整個聚落群分成城內和城外兩大部分，相應的當隨之建立，使城內原有的聚落形態逐漸發生變化，使鄧家灣變成專供宗教動的區域，「城邑制度」(祭祀)活動的區域。鄧家灣遺址可能自屈家嶺文化始，就是石家河古城的重要「宗教聖地」。
這些宗教祭祀遺蹟反映了當時複雜的社會結構和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多數學者將禮 儀性建築作為文明的要素。
張光直先生就認為初期文明的一般標誌是青銅器、文字、城市、國家組織、宮殿廟宇和大型建築，並稱中國古代文明中的大多數都與巫術有中心性的關係。[28]安志敏先生則把文明的特徵和要素歸納為國家、城市、文字、金屬冶煉和禮儀性建築。[29]蘇秉琦先生曾根據紅山文化中壇、廟、冢等大型禮儀性建築的發現，提出我國早在5000年前就產生了植根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更高級別的社會組織形式。[30]生活在鄧家灣的先民們所表現出的集體表現當能表達這一時代的特點。
四、原始宗教的作用
原始宗教在中國的文明起源和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蘇秉琦先生將這種現象概括為「滿天星鬥」，還據此創立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31]江林昌先生對史前宗教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做了精闢總結：宗教促成了中國文字的產生，史詩、舞蹈、音樂等藝術得以發展，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走向繁榮，醫學和禮法也逐漸形成。[32]童恩正先生也有相似論斷。[3]434-476
無論是舊石器時代的攫取性經濟，還是新石器時代的生產性經濟，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都伴有通過自然膜拜來進行經濟生活決策，或用祖先崇拜的方式來加強族群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安全感，或通過生殖崇拜來祈求人口繁衍、族群強盛。文獻記載，史前社會存著「民神雜糅」的社會階段，人與自然和原始宗教可能是在這種原始狀態中相互交流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成員之間、氏族部落之間出現貧富分化，階層分化隨之出現，這時如果還是人人可以通天，那麼神的意志必定會因社會成員的日漸複雜化而趨於不統一。徐旭生先生曾考查了神話傳說中的帝顓頊進行的宗教「絕地通天」的宗教改革，[33]改革是社會秩序更加安定，宗教也得以發展。
反映在考古資料上，在與鄧家灣同時期的諸多遺址中，都先後出現祭壇、神廟、組合建築基址以及豐富的宗教禮儀用品，這些大量的非生產性勞動的投入足以說明當時宗教是作為上層權力對全社會實施政治思想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段而存在的。基庭曾說：「宗教可視為一種啟動劑或催化劑，它提供了控制群眾的一種途徑，從而奠定了控制重要生產資料的基石」。史前社會的氏族首領或者巫師通過宗教活動逐漸達到了從精神上和物質上保證他們的神聖地位的目的，各個社會階層的成員的行為、權力、財產等則用一種明確的社會關係加以規範，整個社會也因這一共同信仰而更加穩固。這一點在中外民族學資料上多有反映。
近些年，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增多，新理論逐漸為考古學者所接受，考古和歷史工作者逐漸認識到：文明和國家的起源是非常複雜的歷史進程，很難通過強調貧富分化及階級矛盾激化等現象來科學、客觀地說明這一歷史過程，同時也使新材料很難完美詮釋。關於宗教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國內外學者皆有論述，張光直先生就認為「中國文明以及其他相似文明的產生的特徵，是在這個產生過程中，意識形態作為重新調整社會的經濟關係以產生文明所必需的財富之集中的一個主要工具」。[34]杜正勝先生就認為宗教信仰是使更高級社會誕生的主導力量吧。[35]雖然學術界對中國何時進入文明社會這個問題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但對統治階層以宗教的方式佔有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並實現了從精神上和政治上統治氏族部落這個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某種程度上，宗教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催化劑，文明因素也得以產生並逐漸成長，文字的創造、天文曆法的發明、醫學機構的發展都與宗教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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