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青銅器自誕生之日起,就被賦予了很多特殊內涵,遠遠超出其一般的實用功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緊密相連。作為宗法制度、禮樂制度的外在化身,青銅器也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徵,歷來為統治者所重。與此同時,其多變的造型、精美的紋飾以及內容豐富的銘文,極具美學價值與史料價值。故宮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收藏了大量歷朝歷代的精品青銅器。這些國寶之所以能夠很好地保存下來,離不開一代代青銅器修復師的辛苦耕耘。
2020年盛夏,在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再次走進故宮,對兩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青銅器修復及複製技藝」代表性傳承人——現供職於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金屬修護室的王有亮先生和呂團結先生進行了採訪,聽他們講述青銅器修復背後的故事。
文物與人的心性相通
《中國社會科學報》:提起青銅器,大多數中國人會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它出現在小學課本的封面上,被陳列在各大博物館最顯眼的位置。直到今天,在中華大地上,許多現代化地標性建築的正前方,還會出現一座仿古的大型青銅器。這份特殊的文化情感,給兩位老師終身致力於修復青銅器的事跡增添了濃厚的傳奇色彩,也讓人們十分好奇,二位是如何走上青銅器修復之路的呢?
王有亮:我與青銅器的緣分始於1980年。那一年,我進入北京市鼓樓中學的「文物班」學習。這個「文物班」是北京市文物局和鼓樓中學合辦的,相當於職業高中,旨在為祖國培養具有專業水準的文博人才,但是只辦過這麼一屆。經過三年的學習,我們從「文物班」畢業了。我被分配到故宮工作,師從當時銅器組的組長趙振茂先生,這一幹就是37年。
初入故宮時,正好趕上為英國一家公司製作一批故宮院藏青銅器的複製品,我和其他十幾位同事用了三年的時間製作完成了這些青銅器的複製品。對於我們這些剛入行的新人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寶貴的鍛鍊機會。青銅器修復這門手藝的學習,通常都是從複製開始的。在這三年中,我掌握了複製青銅器的基本工序和技術,為今後的文物修復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修復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件破損比較嚴重的商代青銅爵杯,我接手時,那個爵杯缺失了一條腿。在師父的指導下,我完成了修復工作,雖然做舊效果遠不及師父的作品,但還是獲得了他的認可。這對於我來說是巨大的鼓舞,也對文物修復這個行業開始有了很大的興趣。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青銅器修復這份工作遠不像紀錄片中展現得那麼輕鬆愜意,不吃苦受累是練不出手藝的。比如說磨銅活兒,就是一項基本功。當我們還是學徒時,每人每天都要打磨一件青銅器。按師父的話說,就是要把青銅器的表面打磨得「像剝了殼的雞蛋一樣光滑」。天長日久,大家的手指都生出了厚厚的老繭,連指紋都被磨平了。由於工作中常常要接觸到各種化學製劑,身體多少都會受些影響,患鼻炎、咽炎的人很多。而且青銅器修復也是體力活,因為在修復時要時常抱著這些器物,這讓我們很多人都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我的師父趙振茂是京派青銅器修復行業的第四代傳人。京派青銅器修復行業始於清朝末年,相傳其創始人叫「歪嘴於」,關於其人其事皆是口口相傳,並無史學證據。「歪嘴於」的傳人叫張泰恩,他將青銅器修復行業進一步發揚光大,也被人們送了個外號「古銅張」。張泰恩的弟子中又以張文普、王德山兩位最為出色,趙振茂先生便是張文普的徒弟。
趙振茂先生的拿手絕活是青銅器做舊,這也是青銅器修復行業中最頂尖、難度最大的技術,做舊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修復的器物能否「修舊如舊」。遺憾的是,我們這些徒弟都沒能完全繼承師父的手藝,尤其是一項叫做燜鏽的技術,簡單來說就是讓青銅器自己生出鏽來,這項技術我們至今還未完全掌握,燜出來的鏽不及師父燜得自然。
師父是個身教重於言傳的人。在十多年的師徒教學中,他很少對修復技術等知識進行大篇幅的講解,而是鼓勵我們從觀察與動手中領悟。因此,我們學習青銅器修復技藝時,主要就是觀察師父幹活時的動作,而後自己揣摩並嘗試。在經過漫長的學習與練習之後,我們才逐漸明白,青銅器修復這門手藝,僅靠聽確實是不夠的。想要獲得高超的技藝,必須深入觀察高水平者如何作業,體會每一個步驟的微妙之處。
師父的口頭禪是「做活兒先做人」,而他在做人方面也確實值得我們學習。師父樂於助人,性格謙遜寬厚。他幫同事、朋友修理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大到自行車,小到各種零部件。只要人家開口尋求幫助,他總是有求必應。在文物修復這行,幹久了就會明白,文物和人的心性是相通的,都擁有滴水穿石、潛移默化的力量。我們希望師父的高超技藝和為人處世之道都能夠被弟子們傳承下去,被後世所了解、所記住。但是,由於過去條件有限,影像資料少,而且文物修復這個行業一直隱於幕後,很少進入大眾的視線,因此只能靠我們口口相傳。
呂團結:我於1983年進入故宮工作,當時的身份是臨時工。那一年故宮與英國鮑沃特公司合作,約定在三年內為該公司複製故宮院藏三十二種青銅文物,每種製作50件。這種複製實際上屬於「復仿製」,複製品在成分上與原件存在微小差別,而且在每件複製品的底部都標有「故宮複製」的字樣。這對於故宮銅器組來說是一項不小的工程,我有幸加入了這個團隊。那時的我剛剛二十歲出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大多年紀相仿,大家年輕氣盛,剛開始難免浮躁一些,坐不住,因此常常受到師父們的批評。隨著工作的開展,我們在師父們的指導與帶領下,逐漸熟悉了器物複製的各個流程,翻模、蠟型、鑄造、做舊,每一步都需要反覆練習,精益求精。三年過去,青銅器的複製品全部按時完成,我們的心性也在這三年中被慢慢磨平,可以靜下心來好好幹活兒了。這項工程結束後,我成為故宮的正式員工,並被趙振茂先生收為弟子。
儘管我當時已經掌握了基本功,但由於受自身知識水平以及信息不暢的制約,我對文物修復這一行尚未形成深刻的認識,只簡單地將它當作一份工作來完成。直到1986年的一次文物修復之旅,才徹底改變了我對這一行的看法。那一年,山東淄博市博物館與日本有關方面合作,打算在日展出國家一級文物西漢龍紋五鈕長方鏡。受文物出境規定的限制,原件無法運至日本,而只能在日展出複製品。應淄博市博物館的邀請,我和一名師兄跟隨師父前往山東淄博修復並複製這件文物。在當地,師父受歡迎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爭先恐後地向他請教文物修復的知識,而師父也用他精湛的技藝圓滿完成了這件文物的修復及複製工作。那一次修復經歷,讓我發現了這個行業的魅力,也意識到要成為這個行業的佼佼者,需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氣鑽研。
生命中最難忘的青銅器
《中國社會科學報》:二位老師在數十年的青銅器修復生涯中,既參與修復過蓮鶴方壺、司母辛方鼎這樣名聲在外的文物,也經手修復過許多不為人們所熟知的青銅器。請問二位老師對修復的哪些青銅器印象最為深刻,並且難以忘懷?
王有亮:對我來說是蓮鶴方壺,它被視為「青銅時代的絕唱」。與一般的青銅器所具有的莊嚴凝重不同,蓮鶴方壺雖然體積巨大,但是它的設計造型卻十分輕盈,尤其是壺蓋上的蓮中之鶴,其飄飄欲飛的造型與馬踏飛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件器物的裝飾物與器身主體採用了分鑄法,顯示出我國春秋時代高超的鑄造技術。其實這件器物的修復難度並不算我經手文物裡最大的,但由於器物本身的歷史文化價值很高,所以我對它的印象比較深刻。
此外,就是我年輕時候參與修復過的春秋時期的一件青銅卣(一種器皿,屬於中國古代酒器)。當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還算個新人。院領導信任我,把這件文物交給我獨立修復。工作完成時,我非常有成就感。
呂團結:對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文物是商代獸面紋虎耳青銅方鼎。1989年,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鎮挖出了一座商墓,獸面紋虎耳青銅方鼎就是其中的出土文物之一。在我國的考古發現中,圓鼎較多,方鼎則很少見,這件方鼎氣勢雄渾,代表了我國贛江—鄱陽湖流域商代青銅冶鑄業的傑出水平。
1990年,國家文物局委派我和故宮博物院的其他幾個同事前往江西,參與獸面紋虎耳青銅方鼎的修復工作。我們過去的時候,發現方鼎已經變形得相當嚴重,其中一面的側立耳也折斷脫落,但修復難度最大的是方鼎底部,已經扭曲成了菱形。當時我還很年輕,看到這一局面,心裡十分發怵,唯恐完成不好領導交代的任務。半個月過去了,器物底部的正形工作還是一無進展,傳統的工具都效果不佳,大家十分焦慮。鑑於方鼎的銅質較好,尚有一定的韌性和延展性,同事們經過集思廣益,決定拿修車的千斤頂試一試。我們用千斤頂對方鼎的變形部位施加壓力,在此期間不斷調整力度,避免對文物造成傷害。最後我們竟然真的將方鼎底部的菱形整回了正方形。在這項工作完成之後,後面的工作就順暢多了,修復完這個鼎之後,我們又陸續修復了其他一些文物。我走的時候是8月,北京豔陽高照,等我回來的時候已經11月了,神武門外的護城河都結冰了。在江西這三個月,工作還是挺辛苦的,卻讓我收穫了不少經驗,也與當地的文物工作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完整、對稱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審美傳統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物修復在世界各國都是一大難題。在修復理念上,不同的國家似乎各不相同。在國外一些博物館,文物經常以殘破的面貌呈現在公眾面前,似在刻意保留所謂「殘缺之美」。而在中國,無論青銅器損毀如何嚴重、修復過程如何複雜,大多會被盡力復原為完整的形象。請問二位老師如何看待這種文物修復理念上的差異?
呂團結: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多個層面來思考。首先,追求「完整、統一、對稱」,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審美傳統。我們的祖先在製造青銅器時如此,今天的觀眾在欣賞青銅器時仍是如此,幾千年來從未改變。所以,我們在修復青銅器時也應保持這種審美上的追求。其次,具體到青銅器上,對稱性是其最為顯著的造型特點之一。因此,如果某件青銅器的耳、足等部位殘缺了一邊,那麼就能夠根據留存下來的部分加以復原。在其他種類的文物修復工作中,就很難採取同樣的方法。最後,我們對青銅器的修復,必須要有充分的依據,對殘破的青銅器,要判斷其主體器型、類別,要在碎片中「找鄰居」。在補配、隨型等環節中,既要有豐富的經驗,又要對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基本形制、特徵有全面的了解。如果的確找不到充分的依據,我們也會不得不保持殘缺狀態,而不會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想來修補。
王有亮:在國外文物修復界,有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可識別」,即要刻意讓人們看出這件文物到底哪些地方經過了修復,其目的可能是為了讓後世的修復師和研究者能夠看到修復的位置和方法。然而,在我們的青銅器修復傳統中,講究的就是要讓任何人都看不出來修復的痕跡。所謂的「絕活」,也正體現於此。
對於「可識別」這種文物修復理念,我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一方面,隨著X光透視、CT掃描等技術的進步,後世之人如果想要知道某件文物此前的修復情況,在儀器下一看便知,因而現在完全沒有必要在修復過程中刻意展現出修復處與原物的不同。另一方面,三維掃描、3D列印等技術既讓修復工作更有依據,也讓補配、隨型等環節更為便利。因此,我認為,在青銅器修復工作中,仍應堅持「有依據就必須補全」這一傳統,對青銅器整體美感的追求也應繼續得到傳承和發揚。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藝術思潮、美學思想、審美品位、美術理論大量被引介到中國。即便是在故宮這樣一個各種中國古代藝術傳統的薈萃之地,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修復技師,也都越來越多地接觸到西方的藝術理念和文化觀念。這些都對「宮裡人」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近年來進入故宮工作的年輕一代故宮人,更是在校園裡就完整系統地學習了西方的文藝理論。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在故宮碰撞交流、互學互鑑,當然有利於古老的故宮更好地融入現代、走向世界。但是,我們需要的是取長補短,絕非生搬硬套。特別是對於中國青銅器而言,其背後蘊藏著獨特的象徵意義和深厚的歷史淵源。不妨假想一下,無論是數千年前的華夏先民,還是今天的炎黃子孫,如果看到我們修復後的青銅器上有一道道鋥亮嶄新的修補痕跡,當作何感想?因此,當我們在傳承青銅器修復技藝時,必須尊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藝術審美追求。
在傳承中創新青銅器修復技藝
《中國社會科學報》: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進步,故宮青銅器修復技藝又得到了哪些新的發展?
王有亮:最大的進步無疑體現在對新技術、新工具、新材料的運用。以工具的進步為例,過去修復青銅器時,沒有專用的工具。手頭能夠使用的只有工廠、五金店裡常見的那些簡單工具,許多時候甚至需要根據修復現場的具體情況,臨時自己動手去設計和製作工具,工作條件之艱苦、簡陋可見一斑。
比如,修復青銅器時,有一項重要工作是焊接。最早開始練習焊接時,根本沒有專用的烙鐵,只能自己把金屬燒紅,用來當作烙鐵。後來,我們有了電烙鐵,但是其溫度無法控制。一旦斷電,溫度就會不夠,一直通電又會持續升溫甚至燒毀烙鐵,還容易產生安全隱患。而現在,我們使用的烙鐵可以精確調節溫度,其便利性、安全性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呂團結:過去,談到青銅器修復,其核心顯然是一個「修」字。但近些年來,在修復的同時,我們也越來越重視檢測工作。這得益於新技術的應用。在X光透視、CT掃描等新技術面前,過去許多只能憑藉經驗來判斷的情況,現在很容易就變得一目了然。
例如,有些青銅器在過去的漫長時光裡,曾接受過多位青銅器修復師的多次修復,但是他們當時修復了哪些地方、使用了什麼修復材料、採用了哪些修復技藝和手法,都沒有留下任何歷史記錄。面對這樣一件青銅器,我們今天如果再去進行修復,僅憑經驗恐怕難以下手。然而,在CT掃描儀下,歷史上的所有修復痕跡就會一覽無餘,這既能解開我們心中的許多謎團,又能讓我們從中學到老一輩青銅器修復師的寶貴經驗,還能幫助我們制定下一步的具體修複方案。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隨著社會關注度的不斷提高,古老的故宮也不斷得到新鮮血液的補充。在二位老師看來,新一代故宮青銅器修復師的優勢和不足分別體現在哪些方面?他們的加入,給故宮青銅器修復團隊帶來了哪些新的變化?與二位老師的恩師趙振茂等老一輩青銅器修復師相比,你們在向後一輩新人傳授修復技藝時,有哪些新的方式和觀念?
王有亮:與我們相比,年輕一輩青銅器修復師都擁有高學歷,他們知識豐富,對相關領域的學習更為系統。此外,他們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剛才提到的許多新技術、新工具、新材料,如三維掃描、3D列印等最新技術,都是他們率先發現並摸索使用的。同時,年輕人充滿活力,他們的到來,也讓原本有些沉悶的工作氛圍變得更加輕鬆愉快。這些都是新一代青銅器修復師的優點。
當然,與我們這一輩以及此前所有青銅器修復師都是「先入門再邊幹邊學」不同,現在的年輕一輩都是「先系統地學習了相關知識然後才入門開始幹」。這種與傳統模式截然不同的受教育經歷,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優越性,但同時也給年輕一輩帶來兩個問題。其一,他們在碩士乃至博士階段的專業劃分過細、研究領域過窄,導致眼界不夠開闊,對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情況了解較少。而我們當時剛進入故宮工作時,分工沒有現在這麼精細,反而可以接觸到不同領域的各位專家以及不同種類的各種器物,因而能夠博採眾長、觸類旁通。其二,他們對專業理論的掌握十分紮實,但書本知識多,實踐經驗少。用行話說,也就是「見得不夠多、聽得不夠多、摸得不夠多」,因此還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理論結合實際的能力。
呂團結:根據年輕一輩的這些優勢和不足,我們也在不斷摸索和改進傳承和培養方式。恩師趙振茂他們這一輩以及更早的老前輩們,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影響,思想上難免會存在局限性。例如,他們在培養弟子時,講究悟性,言語很少;在傳授技藝時,或多或少有所保留;等等。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他們身上的這些時代局限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隨著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們在培養年輕一輩時,就應該儘量克服這些局限性。過去,師父帶徒弟時,之所以在關鍵技藝和關鍵環節上故意不點破,要自己留一手絕活,怕的是「教會徒弟,餓死師父」,導致自己失去生活來源。而如今,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和傳承,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我們不僅在收入和生活保障方面毫無後顧之憂,更是享受到了前輩們無法想像的尊重和榮譽。因此,我們心中充滿了為中華民族培養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高度責任感和神聖使命感。在傳授技藝時,我們會毫無保留,言無不盡,手把手地指導,對關鍵問題不厭其煩地講懂講透;在共同工作時,我們既嚴格要求,又儘量避免給年輕人留下過於嚴肅刻板的印象,和他們一起營造和諧友善、相對輕鬆的氛圍。實踐證明,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在這樣的培養方式下,年輕一輩既能傳承和發揚前輩們的精湛技藝和工匠精神,又敢於試錯、勇於創新、敢於挑戰權威,從而進步得更快、成長得更好。
修復是一種修行,需寂寞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在故宮工作了一輩子的「宮裡人」,二位老師能否介紹一下故宮青銅器修復工作中的難點?
王有亮:談到青銅器修復的難點,首先需要強調的是,所要修復的青銅器本身的重要程度,與修復技藝上的難度,是兩碼事兒。例如,故宮青銅器都是清宮舊藏,因此大多屬於古代青銅器中的精品,保存也相對完好。所以,從文物的角度看,這些青銅器的價值很高,其中絕大多數都屬於一級文物。但從修復的角度看,可能只需要定期進行除塵、保養等相對簡單的工作即可。另外,故宮還藏有大量的金器、銀器等金屬文物,如壽康宮中的清乾隆金髮塔、養心殿中的佛像等。由於這些文物的修復工作中所需技藝與青銅器修復基本一致,所以故宮的青銅器修復團隊也同時負責所有金屬文物的修復和保養工作。
此外,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不斷取得重大突破,各地出土的青銅器越來越多。這些青銅器不僅數量龐大,如有些考古遺址一次性就出土了好幾百把青銅劍,而且腐蝕損毀程度往往十分嚴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修復工作的主要難點在於人手不足。
呂團結:在我們心目中,無論是故宮或者其他博物館館藏的青銅器珍品,還是剛剛出土的殘破不堪的青銅器殘件,每一件凝聚著祖先心血和智慧的青銅器都是國寶,每一片歷經數千年歲月洗禮而留存至今的青銅殘片都是一級文物。因此,對於修復的每一件青銅器,我們都秉持著同樣的匠心,運用著同樣的技藝,追求著同樣的效果。
目前,從全國的青銅器修復師隊伍來看,已明顯無法滿足日益增多的出土青銅器的修復需求,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已刻不容緩。青銅器修復既講究慢工出細活,又需要長期的實踐經驗積累。因此,大規模、流水線式的教育培養方式也許並不適宜。其實,修復又何嘗不是一種修行!只有真正熱愛這份事業、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的有志者,才有可能成長為青銅器修復及複製技藝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合格傳承人。如何讓青銅器修復技藝的傳承和青銅器修復師隊伍的壯大,跟上新時代考古事業大發展的步伐,這既是我們這一代青銅器修復師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我們最重要的職責和使命。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9月10日第2008期 作者:本報記者 任冠虹 班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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