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塞爾·霍耐特
在過去的200年間，為捍衛解放性和人道的勞動概念所作的努力從未像今天這樣鳳毛麟角。工業和服務業勞動組織的發展似乎使任何提高勞動質量的努力都化為烏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為獲得能夠保障生計的工作機會而疲於奔命；另一些人則在完全放鬆管制的條件下工作，他們幾乎不再享有任何法律的保護；還有一些人被迫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以前有保障的職業變得去專業化和外包化。因此，幾乎沒有人會對羅伯特·卡斯特爾（Robert Castel）的判斷提出異議，即我們現在面臨著那個短暫的歷史階段的結束，在那個歷史階段中，福利國家使僱傭勞動成為一種有保障的生計
【1】。勞動組織方式（organization of labor）的變遷，向缺乏保障的臨時性、兼職性和居家工作回歸的趨勢，奇怪地反映在社會科學的知識重點和研究興趣發生的轉變中。那些在四十年前（本文發表於2010年，譯校者注）還把希望寄托在勞動的人性化或勞動的解放上知識分子已經幻滅，他們告別工作世界（the world of work），轉而關注遠離生產領域的其他課題。面對這些新情況，社會批判理論似乎只看到政治整合和公民權利的問題，而對過去在生產領域取得的成就所受到的威脅，卻一刻也不去理會。甚至是社會學，這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科學產物，也基本上放棄了它昔日的職責，越來越多地關注文化轉型的進程。
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從工作世界中退縮的趨勢，與民眾的情緒完全形成了錯位的狀態。儘管有許多關於「工作社會終結」的預言，但勞動在社會生活中並沒有失去其相關性。大多數人繼續把自己的社會身份感寄托在他們在有組織的勞動過程中的作用——自從勞動市場前所未有地向婦女開放以來，這一群體的數量甚至很可能大大增加。勞動不僅未失去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還繼續保持其規範性意義。失業仍然是一種社會恥辱，仍然被認為是個人的過錯；不穩定的就業仍然被認為是一種負擔；勞動市場日益增強的靈活性在廣大民眾中引起了困惑和普遍的不安
【2】。對一份既能提供生計又能提供個人滿足感的工作的渴望並沒有消失，只是這種渴望不再支配公共話語或政治辯論的舞臺。然而，如果認為這種壓抑性的沉默意味著要求重組勞動的信號已經成為過去，那就會犯經驗上的錯誤，同時也是值得懷疑的。社會生活的經驗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課題之間的差距可能從未像今天這樣大。社會勞動幾乎完全失去了它在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性，而那些直接受社會勞動境況影響的人的艱辛、恐懼和希望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圍繞著這個概念。
然而，社會理論之所以對勞動問題置之不理，並不僅僅是出於機會主義的考量。如果懷疑知識分子和社會學家的沉默是缺乏進一步處理民眾實際困難的意願，那就太短視了。相反，勞動領域從社會理論的焦點中消失，向人們傳達了這樣一種認識：目前，現有的生產關係使任何徹底改善勞動組織的建議都顯得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做法罷了。社會現實與烏託邦期望之間的鴻溝已經變得如此之深，現實的勞動境況與解放勞動的努力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社會理論不得不承認目前它的一切理論努力都是徒勞的
【3】。開展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代表並不是本著機會主義或勝利主義的精神，才拋棄了社會勞動領域，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且心懷痛苦。由於把勞動從他律和異化（heteronomy and alienation）之中解放出來的想法已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所以現在要把對勞動的組織交給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所擁有的全球化力量。這樣劃定的道路，在哈貝馬斯關於經濟系統的「缺乏規範」的自我調節概念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4】，它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顯而易見的局面鋪平了道路：所有那些不僅擔心失去工作，而且還擔心工作質量的人的艱辛，已經不再能夠在社會批判理論的詞彙中產生共鳴。
在下文中，我想確定這種情況的發展是否還能在理論上得到扭轉。我們必須怎樣將社會勞動的範疇納入社會理論的框架，從而才能使質的提高的前景不僅僅只是空想？為了弄清這個複雜的問題，我首先想提出的是：我們要區分外部批判和內部批判，然後把這種區分運用到對現存勞動關係的批判上。如果有意義、有保障工作的觀念已經構成了一種嵌入社會再生產結構本身的理性訴求，那麼我們只能討論內在批判，在這種批判中，規範性要求不再具有單純願望的特徵(I)。其次，我旨在表明，社會勞動只有與現代服務交換（Leistungsaustausch）中普遍存在的承認條件相聯繫，才能成為一種內在的規範。每一種超越了單純的私人自主活動界限的勞動，都必須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行組織和結構化，才能值得社會的認可（II）。最後，我想以現代工作世界的組織為參照，發展與勞動和承認之間的這種結構性聯繫有關的內在要求。這應該清楚地表明，一種公正的勞動分工組織的思想——最終要追溯到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具有比乍看起來更多的規範性影響(III)。
一、自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一直不乏重組社會勞動的烏託邦式設想。勞動——後來被資本主義剝削，並且在工廠和車間得到組織——的形式發揮了這樣一種構型性的力量，這種力量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於當時的規範性期望最初主要是附著在生產領域的。這些關於解放的思想，最初是從工匠所體現的仍然可見的勞動類型的認識中獲得的動力。工匠自己完成了所有的勞動，創造性地組織了整個勞動過程，並將自己的技能對象化在成品中，而工廠裡的工人則完全被排除在這種整體性的勞動體驗之外，因為他們的活動是由他人決定的，是碎片化的，並且與自己的主動性脫離。根據我們的觀點，工匠的活動被當作一種自由且自主的協作模式，或者是個體自我對象化的模式。在第一種情況下，新的、資本主義的有償就業形式受到譴責，因為它廢除了勞動主體的互動；在第二種情況下，它受到詛咒，因為它既瓦解了一個有機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工人的技能在成品中被對象化——又將這一進程分割成本身沒有意義的個別環節。這種對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方式的批判，另外還受到如下模式的推動：把生產的審美模式納入到一種非異化的、自發的活動的願景中。特別是在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社會主義繼承者中，他們傳播了這樣一種思想：所有的人類勞動都應該具有體現在藝術作品生產中的那種自我設定目的的創造力
【5】。
儘管所有這些關於勞動解放的思想都是生動且令人嚮往的，它們最終未能對社會勞動的組織產生任何影響。雖然浪漫化的工匠模式和藝術生產的審美理想有足夠的影響力而永久地改變了我們對美好和幸福生活的概念，但它們對工人運動的鬥爭，或者對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改善工作條件和讓工人掌控他們工作條件的努力，都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些19世紀的工人烏託邦產生了矛盾的效應，原因在於它們與經濟上有組織的勞工的要求差距太遠。他們所尊崇並提升為典範的活動模式，可以說是過於奢侈以至於不能作為組織社會再生產所需的一切活動的活動模式。然而，古典的工人烏託邦這種明顯的缺點卻被這樣一個事實所彌補，即它們喚起了一種活動模式：其作為對象化過程的透明性很快使它們成為美好生活願景的核心要素。由於我們作為人類需要在使用材料時應用我們所獲得的技能，並在產品中對象化（objectifying）人類的經驗，這種活動仍被認為是美好生活的一個要素
【6】。雖然工匠或藝術家的勞動已經成為美好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這一事實仍然不能讓我們明白，在社會中得到組織的勞動必須能夠滿足哪些規範標準。畢竟，在經濟領域，個人所從事的活動要服從其參與社會服務交換的必要性而產生的要求。為此，我想把所有從有機的、完全自主決定的生產模式的角度來批判既定的、資本主義的工作關係的企圖都視為外部批判的形式。通過訴諸某些行為結構——這些結構不可能同等構成經濟領域內所需的所有具體勞動，這些外部批判藉以得出規範性的活動模式都是外在於其所所批判的對象的。個人的美好生活可能需要的工作體驗，不能同時提供評判社會組織的生產領域的標準。這裡佔據主導的限制和條件要求進行與手工藝或藝術截然不同的活動。
當然，19世紀工人的烏託邦給我們的社會想像力帶來了飛躍，並開闢了全新的思維空間。正是由於它們，我們才有了關於個人實現和成功協作的概念，沒有它們，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就會大打折扣。這些手工藝或藝術工作的烏託邦為道德思想提供了一種動力，使傳統的 「善」的概念擴大到將勞動包含在內。從此，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不包含對象化活動的美好生活。但是，這些成就都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以手工藝理想的名義對資本主義勞動組織進行批判，它們有一個毛病，那就是僅僅從外部立場出發
【7】。在經濟領域，改善勞動條件的社會鬥爭，不得不訴諸與烏託邦式的整體活動概念大相逕庭的規範。我們只有藉助於已經在社會服務交換中形成理性訴求的道德規範，才能跨入對現有社會勞動組織進行內部批判的門檻。畢竟，作為對社會分工有所貢獻的勞動（as a contribution to a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其制度化概念是與規範性訴求聯繫在一起的，這些規範性訴求一直延伸到對工作場所的組織
【8】。在我談及這種批判的條件之前，我想簡單地考察將一種內部批判實質引入整體性的、手工藝的活動的一種嘗試。
我們看到，由工匠的理想所引起的批判的不足在於，它挑出了一種特定活動形式，而這種活動形式在社會再生產的結構中絕沒有體現出得到保障的訴求。即使某些勞動實例接近這一理想，這仍然不能證明這一主張是合理的，即：所有必要的勞動形式都必須具有相同的形態。當然，如果能夠證明，每一種社會必要勞動的表現都具有一定的有機整體性（organic holism）、自主自控性（autonomous self-control），從而具有準手工業組織性（quasi-craftsmanlike organization），情況就會有所不同。不管是何種尚存爭議的活動，單就其個體的目標而言，就會要求主體保留儘可能多的控制權。我自己曾經努力地在工業社會學調查的基礎上發展這樣的論點，以證明工人的日常反抗揭示了他們對自主控制活動的渴望。我曾深信，僅僅是僱員不斷進行顛覆性活動以獲得對工作的控制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要求在車間加強工人控制的合理性
【9】。我的目的是把工匠的理想作為一種內在的，而非外在的標準來評判資本主義對勞動的組織。如果基於工作結構，僱員有掌控自己工作的願望，那麼這種道德要求內在地包含在歷史賦予的工作關係中，並不一定要從外部反對這些關係。
僅過了不久，尤爾根·哈貝馬斯就指出，我下了一個「根本性錯誤的結論」，因為我把某些真實的欲望和要求的存在作為其道德正當性的理由。他反駁道，只有切實的話語，而非假定的道德要求，才能在道德上證明在特定的勞動組織方式中哪些規範應該是有效的
【10】。我花了很多年時間才意識到，這種異議也是一把鑰匙，只要能把它納入適當的批判中，就能開啟更好的解決辦法。毫無疑問，內部批判的目的，不能僅僅是主張某些特定的群體在某一時期根據其社會地位或工作條件提出的主張和要求。這些訴求是由社會內部提出的，對抗現有的規則，這個事實使其真正具有了內在性的特點，但仍然缺乏任何可以證明的理由，使其成為內在批判的正確標準。當時，我曾試圖通過說明，被僱傭者的顛覆性要求與「人類學地」內嵌在勞動表現中的自主結構存在對應關係，來理性地修正我的論點。但不管這種反抗的實踐是否能夠被驗證，現在，在我看來，把工匠式活動歸結為真正意義上的目的性活動是牽強附會的。當涉及到現代服務業的大多數工作時，我們甚至不會知道說「勞動必須是自主的、純粹客觀的和對象性的」是什麼意思。在這個產業中，沒有任何可以反映出後天技能的產品被構造出來；相反，勞動者只是以儘可能多的主動性對僱主或顧客的個人或匿名要求作出反應。換句話說，那種聲稱所有社會必要的活動都是沿著手工藝這種有機的、整體的勞動形式自然構成的論調，是一種謬論。
如果我們像哈貝馬斯一樣，拋開勞動的結構，並且考察組織勞動的各類規範，我們將面臨另一個問題。這並不奇怪，畢竟，《交往行為理論》的作者在這裡突然談到了應該貫穿於社會勞動組織的「規範」(norms)，而在其他場合卻只談到了在經濟領域這個「沒有規範的系統」(norm-free system)。哈貝馬斯的表述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這種觀點的轉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現代資本主義對勞動的組織是否建立在道德規範的基礎上，而道德規範對其運作來說，就像相互理解的規範對現代生活世界來說一樣，是不可或缺的。這並不是說哈貝馬斯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種規範的，他絲毫不懷疑這些規範是相對任意的，是從屬於資本和勞動之間衝突的結果。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系統」(system)與「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區別在於，前者對行為的協調只是通過目的性的策略立場的調解而發生，而後者則以道德態度為前提。這就是為什麼哈貝馬斯不能把任何道德基礎歸於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原因，即使他偶爾承認現代社會對勞動的組織確實包含某些規範
【11】。然而，如果能夠證明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運作也以一整套道德規範為前提，那麼這些關係就會大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系統」和「生活世界」之間的範疇對立會坍塌，而且也有可能從內部批判的角度批判工作關係。
與外部批評不同的是，內部批評的前提是，我們可以在被批評的關係本身中找到一個構成合理、理性要求的標準。我曾考察過的其他方案，希望為工作世界的現狀找到這樣一個標準，但事實證明都是不夠的。僱員反對他人控制其工作的無聲抗議，缺乏使其成為正當的內部批判標準所需的那種可證明的普遍性因素。而且鑑於社會必要的勞動活動的多樣性，那種聲稱這些勞動自律的、內部的結構要求這些活動以統一的、單一的方式得到組織，似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荒謬的。如果我們排除這些理論方案，因為它們無法同時確證自己必要的和合理的要求，那麼在我看來，替代的方案就是在現有的勞動組織中尋找合理要求的根源。然而，這種論證思路要求我們不能僅僅從經濟效率的功能主義角度來考察資本主義勞動市場。如果我們局限於這個角度，現代勞動組織的結構就只能顯示出哈貝馬斯在其系統理論建構中所涉及的那層單薄的策略規則。相反，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也看成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那麼情況就會完全改變。我們就會面臨一系列的道德規範，這些規範是現代工作世界的基礎，正如以實現相互理解為導向的行動規範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一樣。在下面的內容中，我想挖掘一個基本被遺忘的傳統，以發掘現代勞動組織的規範基礎。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復興對目前居於主導地位的勞動關係進行內部批判的可能性。
二、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力圖從他眼前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中發現一種新的社會整合形式的要素。他從一開始就確信，以市場為中介的新的滿足需要的體系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僅僅用經濟效率來衡量。儘管他也意識到這種新的市場體制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活動的生產力，但他堅持認為，這種體制的功能決不能局限於這個物質成就。否則，這種制度就會在社會中缺乏倫理上的基礎，從而缺乏必要的道德合法性。因此，黑格爾力圖證明，以滿足需要為目的、以市場為中介的勞動交換的整個制度，只有滿足一定的規範條件，才能得到承認。在黑格爾看來，這種新的經濟形態的主要綜合功能在於把「主觀的自私」(subjective selfishness)轉化為願意為「滿足其他人的需要」而工作
【12】。一旦民眾的經濟需求要通過匿名市場的交易來滿足，社會中的每一位（男性）成員就必須願意放棄個人的懶惰習慣，用自己的勞動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在黑格爾看來，這種普遍的勞動義務要求每個人必須以增加「普遍資源」
【13】（universal resources）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技能和才能。然而，現在願意以這種方式為共同利益做貢獻的前提是要有相應的服務回報。在以市場為中介的服務交換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謀生的權利」
【14】（a right to earn his living）：即在給定的生活標準下養活自己和家人。因此，在黑格爾眼裡，新興經濟體系的第二個規範性成就在於，它創造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體系，保障了所有成員的經濟生存。正如我們今天可以說的那樣，每個人必須工作的期望與每個人都獲得薪酬的境況相聯繫
【15】。為了強調這些內部前提條件的道德意義，黑格爾創造了 「承認」 一詞：在以市場為中介的交換體系中，主體之間相互承認對方是個體性的、自主性的存在，他們彼此為對方行動，從而通過自己的勞動對社會的貢獻來維持生計
【16】。
當然，黑格爾很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可能與自身的規範性承認條件發生衝突。只要以利潤為導向的商品生產「處於暢通無阻的狀態」，「利潤」就會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大部分人」的「某些特定工作的分化和限制」就會加劇，進而導致「人身依附和貧困」
【17】。「賤民」(The rabble)作為人口中不小的一部分，他們的勞動將沒有機會獲得市場的承認，從而會因缺乏「自尊」而痛苦。基於對這種新經濟體制的規範條件的理解，黑格爾並不認同通過富人的慈善捐助來維持貧困階層「普通生活水平」的觀點。他深信，由於這種再分配的結果，「貧困者將直接獲得生活資料，而不是通過他們的勞動來獲得，這將違反文明社會的原則和個人獨立與自尊的感覺」
【18】。相反，黑格爾提出用兩個組織來補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其任務是確保相互承認和「自尊」的規範性生存條件。「警察」(Polizey)的功能是幹預經濟過程，以確保供求關係的平衡，而「公會」(Korporationen)——以行業協會和工會為藍本——將幫助其成員保持其技能和能力，並確保其基本的經濟生存。
但黑格爾對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描述中特別令人感興趣的，並不是這些具體的制度方案。所謂的「警察」和「公會」都構成了組織結構，它們的形成和功能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太過特殊，對我們今天來說沒有多大意義。就我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黑格爾不是從外部視角，而是從他所要糾正的經濟制度的規範性的原則中，得出這些矯正機構的方向和設計。黑格爾深信：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道德前提要求個人的勞動不僅要得到維持生計的報酬，而且要根據從事該工作所需的技能，保持對共同利益的貢獻是可以得到承認的。交互性的服務交換背後暗含的整個理念，要求每一項個人活動都體現出足夠複雜和明顯的技能展示，以證明這些活動值得受到與「自尊」相聯繫的普遍承認。因此，黑格爾堅持認為，當經濟發展使某一勞動活動對的技能的要求和獨立性降低到某一規定的水平以下時，「公會」就肩負著事實上應該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行完成的任務。這些行業協會要確保其成員的技能得到足夠的關懷和公眾的關注，以便在未來享有廣泛的尊重。因此，黑格爾讓公會完成一項構成新的規範性訴求的任務，這是一種立足於新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的現有條件下的規範性訴求。
然而，黑格爾所持有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規範性觀念，站在了一種觀念的對立面，這種觀念認為這種新的經濟制度中存在著相反的過程。按照這種別樣的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是導致道德關係的轉變，而是導致社會倫理（lebensweltliche Sittlichkeit）的消解。即使在黑格爾的時代，也有許多理論家持此立場，但要在一百多年後，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才準確地指出這一概念，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一個經濟活動領域已經脫離了一切傳統習俗和道德規範的「脫嵌」（disembodied）的過程
【19】。與黑格爾相反，波蘭尼認為，在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勞動和商品市場的同時，還要建立一個不容任何形式的道德限制的「自我調節的機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在他看來，只有供求法則佔據主導地位，這樣社會對勞動的組織才完全是為了銷售商品並獲取利潤這一目的，並且只按照這一目的所需要的程度獲得報酬。我們不需要想得太多或太難就會意識到，如果這個觀點確實是正確的，那麼我迄今為止所奉行的策略就會崩潰。若真如波蘭尼所言，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使得對勞動的組織完全從屬於市場規律，那麼我們就根本談不上這種新的在社會中得到整合的勞動模式的任何規範性了。當然，這也就使我們失去了將現有勞動關係的批判建立在資本主義勞動組織中的道德原則之上的機會。
然而，波蘭尼的論述最初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但現在卻再次受到批判——這種批判是基於這樣的觀察：市場對社會行為的協調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只能通過制度和規範性規則來解決。如果在市場中的主體不對某些商品的價值、公平交換的規則和預期的可靠性作出一定的讓步，那麼他們在所謂的純粹目的性考慮中，就不會知道自己要尊重哪些因素
【20】。 因此，今天所說的市場的 「社會秩序」，不僅包括為自由締約和參與經濟交換設定條件的起促進作用的法律規定和原則，而且還包括一系列不成文的、不明確的規範和規則，這些規範和規則——在任何以市場為中介的交易發生之前——暗中決定了如何估計某些商品的價值，以及在商品交換行為中，有哪些東西應受到合法的尊重。也許最好的辦法是把這些相互的歸責（reciprocal imputations）理解為行動的規範性要求，這些規範性要求首先促使代理人參與這種交易。這些期望不一定總是能得到實際滿足，但也不會被證明是徹底的失望；儘管如此，它們構成了那些必然嵌入市場中的文化和規範性解釋框架。根據這個與波蘭尼的論點全然相反的觀點
【21】，黑格爾對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定義可以用一種更精確的社會學形式來重新表述。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結構只有在高度嚴苛的倫理道德前提下才能發展，即所有的階級都能期望獲得保障其生計的工資，並完成值得被承認的任務。因此，黑格爾試圖證明，新的市場體系只有在兩個條件下才能獲得規範性的認可：第一，它必須提供最低生活工資；第二，必須能明顯地看出，所有的勞動行為都是對共同利益的貢獻。
在理解這些規範性前提條件的地位上，最大的困難在於它們對實際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但同時又渴望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如果黑格爾認為的這些規範無法阻止純粹以利潤為導向的生產的自主化，那麼說對資本主義勞動的組織內嵌在確保合法性的道德規範中，這意味著什麼呢？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途徑就是把這些規範理解為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有效性的有違事實的（counterfactual）基礎。社會主體只有以黑格爾所揭示的規範為前提，才能把握這種新的經濟體系的意義，並將其視為符合「共同利益」的——這意味著，以市場為中介的勞動組織建立在規範條件之上，即使這些規範條件在實際上無效，它們實則仍然有效。在這種情況下談論 「嵌入」，就意味著使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運作依賴於它本身不一定能實現的規範條件。大部分不透明的勞動市場中的事件是建立在道德規範的基礎上的，即使這些規範由於現實的發展而被違反，但它們仍然有效。同時，這些規範的確定性構成了社會行動者在質疑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現有規則時可以利用的道德資源。我們需要的不是呼籲更高的價值或普遍原則，而是推動那些隱性規範，這些隱性規範構成了現代勞動市場中根深蒂固的理解和接受的條件。那些反對不合理工資或勞動者在其專業領域的喪失技能的社會運動，原則上只需要利用黑格爾分析中已經存在的道德詞彙。這將包括諸如捍衛足夠複雜且不完全受外部控制的勞動或者爭取生活工資等目標，這兩者都構成黑格爾用「自尊」一詞所概括的徹底的規範性要求。然而，他的解決方案對於規範性地解釋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曾經受到工人質疑的所有缺陷來說，肯定是不夠的。儘管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資本主義市場為所有成年男性提供的新的承認形式上，但訴諸 "公會"的補救手段，使他忽視了大多數工人的核心經驗：他們的勞動被掏空了全部質的內容。
直到80年後，埃米爾·涂爾幹才第一次做出認真的嘗試，把在質上具有意義（qualitatively meaningful）的勞動解釋為新的經濟制度所固有的要求
【22】。和黑格爾一樣，涂爾幹也主要是研究資本主義組織勞動的結構，以期它們能夠對現代社會的整合做出貢獻。而和前人一樣，他也碰到了一系列規範條件，這些條件是市場中介的交換條件的基礎，它們以有違事實的前提和觀念這類特殊形式存在
【23】。在《社會分工論》中涂爾幹問道，隨著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不斷擴大，而且越來越以市場為中介，是否能夠完全在社會成員中創造一種團結一致和共同體的感覺呢？就像《法哲學原理》的作者一樣，他堅信，僅僅是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的前景，還不足以為新的經濟體系注入成功的社會整合所需的那種道德合法性。這並不是說，涂爾幹尋找的是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之外的、可以構成他的理論分析參照點的整合動力。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勾勒出一種更為現代的公民宗教或集體倫理，以消除薄弱的社會紐帶這個威脅。相反，他在尋找那種在新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結構中可能改變我們社會歸屬感的條件。即使是被現代社會一體化所需的團結，也不應來自道德或宗教傳統，而應來自實際的經濟狀況。
這一事業需要採用黑格爾在分析市民社會時所用的同樣的方法論。資本主義勞動組織不能以其偶然的、經驗上給定的形式來呈現，而應該通過使其具有正當性的規範性特徵來呈現。如果我們要對這種新的經濟制度進行經驗性的描述，我們就無法深入了解它為什麼要成為倫理整合或團結一致的源泉。在具有涂爾幹式風格的長篇大論式的分析中，我們發現，他與黑格爾對新興資本主義經濟所特有的自由主義經濟關係的辯證描述中的論證思路是完全相同的
【24】。兩者都表明，在新的經濟條件下，每一個成年社會成員都有權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並獲得適當的薪酬作為回報。雖然涂爾幹沒有使用「承認」一詞，但藉助這個詞，他的論點的核心很容易呈現出來：以市場為中介的關係產生了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社會成員能夠形成一種特殊的、「有機的」團結形式，因為他們各自對共同利益的貢獻的相互承認，使他們有一種相互聯繫的感覺。黑格爾主要關注的是市場參與者的經濟獨立性——要通過薪酬來維護市場參與者的經濟獨立性，而涂爾幹則特別重視社會分工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涂爾幹認為，新的經濟制度只有滿足兩個道德條件，才能承擔起社會整合的功能，而這兩個條件都包含在勞動市場所有交換關係的反事實前提中。要使僱員能夠自由地同意籤訂勞動合同，就必須有一個獲得必要資格的公平競爭環境，所有的社會貢獻必須依據其對社會的實際價值來獲得報酬
【25】。因此，對涂爾幹來說，正義和公平不是從外部強加給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規範性理想，而是在這個經濟框架內從功能上構成了必要前提。沒有它們的存在，社會歸屬感就不可能產生。涂爾幹在試圖對這種新經濟體系的道德必要性進行概括時提出的第二個規範的確定性也是如此：如果以市場為中介的勞動關係要確保社會整合，那麼這種關係不僅要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組織起來，而且還要滿足個人活動之間以儘可能透明和明確的安排方式相互聯繫的要求。
在這一點上，通過提出組織個人勞動活動的標準，涂爾幹邁出了超越黑格爾的決定性一步。他的論證始於他的見解，即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只有在所有勞動者都能體驗到他是為了共同利益而進行的共同協作努力時，才能產生「有機的」團結形式。這就要求必須從每一項單獨任務的角度，使主體自身活動與同伴活動之間的協作聯繫清晰可見。然而，涂爾幹認為，只有當各種勞動活動足夠複雜、要求足夠高時，才能做到這一點，使每個個體都能感受到與所有其他社會必要勞動活動的差強人意的有意義關聯。他毫不猶豫地把對有意義的工作的要求解釋為一種立足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規範條件下的權利：
分工不需要工人們埋頭苦幹，而是需要他們意識到能夠影響到他，又能受他影響的協作過程。因此，他並不是毫無感覺和意識、只知道循規蹈矩的機器，他應該對自己的工作取意義有所了解，對自己的工作目的或多或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他應該感覺到自己是有用的。
【26】也許黑格爾在談到「自尊」時也確實有這樣的想法，認為「自尊」是以市場為中介的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權得到的一種承認，但涂爾幹是第一個更進一步詳細說明新的社會制度的規範意義，包括進行一種被認為有意義的勞動的權利
【27】。
三、目前存在的徹底放鬆管制的工作關係似乎對黑格爾和涂爾幹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在道德條件的觀點發出了蔑視。社會勞動的實際情況，不論是在工業民主國家的後福特主義政權中，還是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低薪酬國家中，都有如此不合理的和壓迫性的條件，以至於任何持續改善的要求聽起來都是一廂情願的。正如我在本文開始時提到的那樣，我們對工作境況的批判從未像現在這樣無力。然而，黑格爾和涂爾幹的分析並沒有完全失去其意義。如果我們看看經濟社會學或經濟制度主義的最新發展，我們就會從理論上獲得更多的認識，即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依賴隱藏在「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讚歌背後的規範條件。然而，在這些頗具新意的學科的視角轉變中所出現的市場的前經濟預設，也並非都是道德性的。人們分析的大多數規則反而類似於制度慣例和社會網絡
【28】。直到我們與黑格爾和涂爾幹一樣，堅信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不僅要成為提高經濟效率的手段，而且要成為社會整合的媒介，我們才會遇到嚴格意義上的道德規範。只有在這個絕非不言自明的前提下，我們才會發現，市場的運作取決於道德承諾的實現，而這些承諾要用 「自尊」、「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和「有意義的工作」等詞語來描述。因此，在回答我們是否有內在標準來批判現存的勞動關係的問題時，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是決定從系統整合的角度還是從社會整合的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市場。如果我們局限於前一個角度，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市場中的前經濟條件和規則，但沒有道德原則。如果我們轉而採取後一種視角，我們就會看到所有的道德含義，按照黑格爾和涂爾幹的觀點，這些道德含義保證了市場在社會生活世界中的規範嵌入。
面對這兩種不同視角的選擇，受資本主義勞動市場影響的人的聲音或許終究可以合法地發出來。在本文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可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能根據僱員自己的判斷來證明我們對特定工作關係的批評是合理的。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我們就沒有任何論據來說明為什麼這種公開的抱怨和哀嘆應該享有任何一種道德上的有效性。不過，也許我們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將這種問題提出來，在這裡，它的功能不是作為一種批判的規範性來源，而是作為一種方便我們在這裡提到的兩種視角之間進行選擇的手段。採取系統整合的視角還是社會整合的視角，不能僅僅由理論家個人主觀來選擇。相反，後者必須根據每一個案的情況，說明兩種視角中哪一種更適合。但是，只要員工對不合理的勞動條件進行抗爭，只要大多數人在資本主義勞動條件下受苦受難，就沒有什麼理由從資本主義效率的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勞動市場
【29】。至少市民社會的兒女們——套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似乎確信，市場對他們的要求和他們對市場的權利一樣多
【30】。無論如何，只有當我們從社會整合而不是系統整合的角度出發，才能恰當地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上那些人的反應。我們只有繼續把市場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來分析，才能把握人們在目前普遍的工作條件下受苦受難的事實，而不僅僅是無動於衷。然而，如果我們採取這種觀點，我們就會看到我在這裡所有的藉助黑格爾和涂爾幹重建的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上這些道德條件。儘管當前現實的壓力巨大，但我們沒有什麼理由放棄這個道德原則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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