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背後不是科技，而是人。——坤鵬論
一、理性面對人事，往往束手無策
17世紀，歐洲是全世界最耀眼的所在。
隨著科學在那裡萌芽、發端，「理性與科學」便成了一直延續至今、蔓延全世界的主流思想。
那時候的哲學家們堅信作為客觀存在的現實，並以此信念作為出發點，追求對現實及支配其存在與轉化的恆定規律或法則作出唯一正確的表述。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對「真理」的揭示。
在笛卡爾、洛克、康德等啟蒙哲學家的推動下，那時候人們的廣泛信條是：
人類藉助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性和感知官能，通過對語言的正確使用，能夠在所有領域獲得「確定無疑的知識」。
現實也天佑歐洲，科技在這裡蓬勃發展，歐洲的主要國家就跟開了掛般稱雄世界。
這讓人們更加篤信科學，科學主義盛行，科學漸成最多人類信仰的新宗教，舊有宗教在它面前，毫無抵抗之力。
後來，也就是在20世紀初，試圖用自然科學的標準衡量一切事物的邏輯實證主義的風行歐美。
一直相信且不懈追求因果的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一切有意義的問題都能通過科學手段得到實證檢驗，從而獲得確定答案。
而那些無法通過科學手段或程序被證實或證偽的不具確定性的命題是毫無意義的。
在這樣理性至上的時代，試圖在非確定狀態下對事物進行推理和討論的修辭學被直接打入冷宮。
甚至有學者直接將其批評為多餘的、垂死的學科。
坤鵬論認為，「理性與科學」思想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的最大問題就是：將人這個認識世界的主體，或者說，世界因他而存在的人，放到了無關緊要的地方。
簡單講，只要理性，一切都不是事兒，包括人類。
但是，正如尼採預言般的忠告——生命應當支配科學，而不是科學控制生命：
「我們看看那些曾共度青春時光的摯友，他們選擇了科學，也擁有了科學。
然而，可嘆啊！世事變幻往往出人意料。
天哪，如今他們卻反過來，被科學役使，被科學佔有。
他們經年累月，置身於隱蔽的一隅，被擠入沒有鮮活知覺的境地，身受約束，同時被剝奪了平衡的心態，整個人憔悴衰弱。
目睹此景，我們深感震撼。
如果科學未能激發生命活力，科學也就沒有任何意義。」
看著這段文字時，坤鵬論甚至覺得尼採就是在深刻而憐憫地描寫我們這些現代人。
當我們無時無刻不拿著手機，生活被越來越多的先進科技密密包裹，其實不就是擁有科技的同時也在被科技擁有。
而且，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越來越滲透到生活中，其實我們已經更多是在被科技佔有，奴役了！
當然，科技背後並非科技，科技背後還是人。
科技是人之器官的延伸，科技更是人之利益的延伸。
所以，科技已經成為掌握巨額資本的更少數的人擁有、驅使其他大多數人的利器。
坤鵬論曾說過，在人類社會中，最高境界是「有人」，以前政治是最主要的實現手段。
但是，自從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後，資本就從來沒有停止、且越來越頻繁地與政治或交媾、或爭鋒。
就像地球另一端，透過它的現象看其內在，其歷史的操縱者一直是坐在臺下的，那些或笑而不語或皺眉蹙眼的資本大鱷們，對於不按他們規則出牌者，就算貴為總統也註定灰溜溜地出局。
正當人們對「理性和科學」頂禮膜拜，崇信到無以復加時，接連發生的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使人們逐漸對「理性和科學」思維能否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社會和道德問題產生了嚴重懷疑。
造成億萬生靈塗炭的人禍，以及「上帝已死」的信仰丟失，人類再次陷入懷疑主義，繼而是虛無主義。
人們發現，科學雖然使物質文明有了史無前例的進步，卻在人類社會的政治、精神、道德、文化等重大問題上一籌莫展，毫無良策。
甚至物質的極大豐富不僅沒有實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反而帶來了更嚴重的貧富分化，並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大量負作用。
人類，是典型而複雜的社會性生物。
人類是一個社會集體，社會成員在其中不斷進行著社會互動，通過相互施加影響以協調彼此的行為。
而作為個人的社會成員，又無時無刻不在就與自己生存與利益相關的各種情況，作出選擇和決定。
那麼，社會集體與個體成員究竟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呢？
促使人們作出選擇和決定的動機、價值觀等因素又是如何形成和演變的呢？
這些問題，不管是科學思維，還是實證推理，都不能給出明確、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
也就是說，當哲學的視線回到人本身以及人事時，至高無上的理性居然束手無策了。
對此，理性只能走無異於奴役的方法。
比如：現在人們談論很多且正在慢慢陷入其中的系統、平臺。
不管是什麼系統，什麼平臺，其背後都是以框定人為目的，讓人變成人肉機器，按照既定的規則程序行事。
效率確實空前的高了，但是，在其中的人卻是以失去為代價的。
可能，這就是人類的宿命——奮力前行，最終卻總是作繭自縛。
正如尼採曾早早斷言：
「要牢牢地保護我們的感官，保持對它們的信仰——而且接受它們邏輯的判斷。
迄今為止，哲學對感官的敵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難道毫無感覺參與的認識，才是絕對沒有錯誤的嗎？
理性、邏輯、分析……這些東西一旦沒有了人的感官參與，就什麼也不是。」
尼採甚至無情地揭示道：理智從來不是自主的，它的主子是每個人的欲望，「理智是我們的欲望工具，別無其他。」
簡單說，理性也經不住人性的考驗，在利益和生存面前，它總會敗下陣來。
而且一些所謂超過常人的理性，只是因為他們的理性價碼比常人更高罷了。
和文藝復興一模一樣，懷疑主義、虛無主義與人文主義如三位親兄弟般，再次接踵而至。
20世紀中葉，內在本質實為人文主義的存在主義風起雲湧，成為了科技越來越發達，自己卻越來越被科技控制的20世紀、21世紀的人類精神避風港。
同時，隨著哲學界開始從對科學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驚醒過來，各種「反體制」理論開始盛行，對300多年來一直在西方保持統治地位、以理性為核心的現代主義智力秩序發起衝擊。
二、哲學的「語言論轉向」
坤鵬論在《高爾吉亞如何反證巴門尼德？（下）》講過，西方哲學史有三大階段兩大轉向：
第一階段：古希臘時期的本體論階段；
第二階段：近代的認識論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的語言哲學階段；
第一次轉向：本體論階段向認識論轉向；
第二次轉向：認識論向語言哲學轉向。
其中認識論向語言哲學轉向的契機是：以語言哲學家為代表的對現代主義認識論基本設定的挑戰。
英國著名哲學家和修辭理論家史蒂芬·圖爾敏對現代主義認識論曾作出過極為精闢的闡述。
他認為以笛卡爾和洛克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認識論的根基在於三個被當作天經地義的基本設定：
第一，「知識」存在於個人的「寸心」而非公眾或集體意識；
第二，解釋「知識的本質」必須以認知者的腦及感覺神經的生理機製作為出發點；
第三，用已經被確證因而不容置疑的「材料」構築起來的知識才是真知，才可以被接受。
20世紀，語言成為了一切學科的核心課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便開始發了「語言論轉向」。
哲學家開始系統地批駁現代主義認識論哲學和科技理性。
當然，儘管對於它們一直存在著質疑和批判，但是其統治地位相當牢固，一直到了20世紀中葉以後，特別是60年代之後，對它們的挑戰才漸成氣候。
哲學家們終於規模性地衝破了科學主義對人文學科的統治，喚醒人文意識，重點關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語言。
自此，語言不再是傳統哲學的一種工具，而上升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語言、意義和世界之間的表徵和建構關係成了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闡釋學代表人物——德國著名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說：「毫無疑問，語言問題已經在本世紀的哲學中獲得了一種中心地位。」
當代英國著名意識形態批評家伊格爾頓也宣稱：「語言，連同它的問題、秘密和含義，已經成為20世紀知識生活的範型與專注的對象。」
小知識：語言哲學
語言哲學大體上可劃分為兩大傳統: 英美分析哲學和歐洲大陸哲學。
英美分析哲學是在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產生的，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
英美分析哲學分為人工語言和日常語言兩個學派：
人工語言學派：在追求科學性方面承襲了實證主義的傳統，力圖從自然語言中提煉出具有邏輯可靠性的理想人工語言，以解決語法結構同邏輯結構不一致的問題，代表哲學家有弗雷格、羅素等，他們大多是數理方面的科學家。
日常語言學派：認為哲學的問題主要產生於日常語言的誤用，因為日常語言在先，然後才有科學語言的體系化，要想理解世界，就必須分析原始的日常語言，並可以澄清其使用上的混亂。
維根斯坦前期屬於人工語言學派，曾提出圖像論，後期推翻了自己的觀點，轉變成日常語言學派，關注語言的運用。
歐洲大陸哲學繼承人文主義傳統，但是，同樣走上了集中關注語言乃至把語言本體化的道路。
歐洲大陸哲學分為兩條線路:
受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影響的「結構主義———解構主義( 以德希達為代表) ———符號學」線路；
「胡塞爾的現象學———存在主義( 以海德格爾為代表) ———闡釋學( 以伽達默爾為代表) 」線路。
以維根斯坦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提出了一切知識都存在於社會和文化形態而非個人心智的新觀念。
他們以「有否意義」作為出發點向現代主義認識論的第一個基本設定發出挑戰。
他們認為，只有經過集體確認和保存的知識才是「有意義的知識」。
那些純粹源於個人內省和反思的「知識」則是毫無意義的。
任何跟知識或認知相關的事物都只能在公共領域中獲得其意義。
在他們看來，學會一種語言，其實就是掌握正在其使用者社群中流行的那些「語言遊戲和其他集體（語言應用）程序」。
即使是科學知識也不例外，它們同樣並非恆定、普世、超然的信息。
它們也是和某個科學家集體或科學範式密切相關，具有特定歸屬的一種特殊觀點或意見。
正如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瑞士作家、語言學家弗迪南·德·索緒爾一針見血指出的——語言是獨立的規則系統，不是理性的工具，而是語言支配著理性；意義不是一種客觀的先驗之物，而是具有很強的任意性與構成性。
索緒爾被後世學者公認是結構主義的創始人，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奠基人，現代語言學之父，他將語言學塑造成為一門影響巨大的獨立學科。
他指出語言是基於符號及意義的一門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了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並且他還創立了符號學。
「符號是語言（或，在某一時間點上的某種語言）的基礎單位。語言是符號的集合。個體的發言是語言的外在表現。」
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觀既是語言學領域的一個重大變革，也被公認是西方哲學發生「語言論轉向」的開端。
總而言之，西方語言哲學家注意到了一個悖論：
人從自身的存在之中創造出語言，又在同一過程中自己置身於語言陷阱之中。
人跋涉在語言之途，又迷失在語言之途。
修辭學為什麼在現代失去了它原來享有的大部分榮耀呢？
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它們的核心的對立，而現代主義認識論與科學主義在現代人類社會佔據了統治地位。
現代主義認識論對理性的無比篤信；對知識與真理的理性追求是現代主義認識論壓倒一切的核心，於是「非我族類」並一直唱反調說「人是萬物尺度」、沒有絕對對錯的修辭學，必然是被堅決打倒的一個。
但是，正是索緒爾、維根斯坦等語言哲學家，對現代主義認識論發出挑戰，將對知識和認識的探索開始被修辭化，這使得過去300年間套在修辭學頭上的枷鎖也就不復存在了。
哲學的「語言論轉向」是後來哲學的「修辭轉向」，以及哲學與修辭學雙劍合璧的開端和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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