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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到的眾多有關《拯救大兵瑞恩》評論中，龍應臺的《感動，誰的商品？》最別致。她把這部電影和美國人生產的小到衛生巾一樣的商品列舉在一起。這自然不是什麼新發現，好萊塢從來就是把電影當作工業來搞的，即使畢生都在好萊塢為社會底層人物寫心的卓別林，他所拍的片子也極其注意商業價值。然而我們為此就能把卓別林的影片與龍氏說的美國衛生巾相提並論嗎？
龍氏一文最值得玩味的是她在此文中集中闡述的人性問題。她認為，既然《拯救大兵瑞恩》是談人的價值，「如果人的價值是普遍的人的價值，為什麼我們看不見德國士兵在思念母親，在懷想妻子？為什麼每一個德國士兵不是劃破了手要流血的人子？為國捐軀的『英雄』？就人性的層面來說，德國的士兵是不是同樣在時代的悲劇裡被碾壓、被犧牲？侵略國的母親們是不是一樣為她們的獨生子哭泣？侵略國的孤兒是不是一樣在暗夜裡喊冷？如果我們講的不是歷史罪責和是非，如果我們講的是人性，是侵略國和被害國裡頭的人，個人，是不是同樣的值得疼愛和尊敬？值得唾棄和鄙視？他們的人性和價值會因為屬錯了邊而不同嗎？」不僅如此，龍氏還寫道，她和德國人共同看罷這部影片後，德國人說，「如果不是因為德國是侵略國，不敢把自己拍成英雄，否則德國人一定也會拍出這樣的片子來」然後龍女士還與德國人「相視而笑」。
龍氏一文的邏輯很清楚。在我看來，對龍氏這一荒謬的邏輯用不著正面駁斥，只要按照龍氏的人性說，「將心比心」地將故事背景轉換到中國就行。
首先，有資料說，據不完全統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至少殺死了3500萬中國軍民，中國人的抗日戰爭進行得更為艱難也更慘烈。也就是說，如果電影可以反映戰爭與人性的關係的話，那麼中國人更有理由、更有權利和必要拍這樣的影片。於是一個同樣的問題自然而來：即中國人拍這類影片，是否要考慮日本侵略軍的「個人」的價值？如果電影涉及了日軍強徵去做慰安婦的中國女性時，是否也有必要加入《望鄉》（日本一部描寫日本在海外謀生的妓女影片）的鏡頭？我們已拍攝的日軍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中是否也該加入侵略者的棺材被成批送回日本的鏡頭，並加入這些淪為殺人機器者的母親的哭泣鏡頭？如果中國電影中同樣沒有談到日本侵略軍的個人價值，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的電影在兜售「中國人的價值」觀？
有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龍女士卻沒提到。這就是如果她在日本看這類影片，很可能不會遇到日本人對她這樣說：「如果不是因為日本是侵略國，不敢把自己拍成英雄，否則日本人一定也會拍出這樣的片子來」。事實表明，日本不但根本沒把自己看成侵略者，而且在其「靖國神社」裡年年都有人上演著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鬧劇。還有日本人倒是大模大樣拍了許多歌頌軍國主義的電影，這倒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龍女士如果在日本看《南京大屠殺》這樣的影片，是否也會與她的日本朋友「相視而笑」呢？
龍女士的邏輯無疑是荒謬的，不論這種荒謬出於龍女士悲天憫人的博愛情懷，還是出於對「美國商品」的特別看法，或者是想譁眾取寵，我都不得不說，龍女士沒有權利和資格把在特定背景下——二次大戰中為正義而戰的美軍士兵，當然也包括蘇聯紅軍、中國的八路軍以及國民黨中的抗日官兵的生命價值與侵略者相提並論！也沒有權利把侵略者與反抗侵略者的母親如此機械地相提並論！也沒有權利把奧斯威辛中的受難者與德國在戰爭中非軍人的受難者等同而語。儘管好萊塢電影中的許多東西可以批判。
199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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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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