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事件與析取性綜合——德勒茲《意義的邏輯》的事件哲學

意義-事件與析取性綜合

——德勒茲《意義的邏輯》的事件哲學

文｜藍江

《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

內容摘要：德勒茲的早期作品《意義的邏輯》向我們呈現出一個尚處在語言哲學和結構主義影響之下的德勒茲，但是這個德勒茲已經試圖通過意義-事件概念來實現向後期的生命論哲學的過渡。首先事件不是一個斷裂，而是在連續過程中的某個單點上微分變化，這樣，德勒茲確立了事件優先於事實存在的本體論秩序。此外，德勒茲將意義作為對事件的言說，即意義成為了在命題的指稱、表示、意指關係之外的第四個維度，在言說中，事件被意義建構為意義-事件。最後，意義-事件是在一個不可共存的世界上的悖論性關係，為了解決整個悖論性關係，主體或生命需要進行析取性綜合，將自己的生命把握為一個事件，從而超越了既定的物理性事實，以及它與世界的句法性關聯。

有一個我們十分熟悉的德勒茲，在與加塔利合作的兩卷本《資本主義和精神分裂分析》（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nalysis）中，兩位作者為我們帶來了一系列帶有衝擊性的概念，裝置、無器官的身體、戰爭機器、塊莖、遊牧、解域化……一時間，德勒茲和加塔利發明的這些詞彙成為了研究歐陸哲學和文化思想中的流行詞彙，而德勒茲本人也成為了生命論（vitalism）和後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們或許還需要看到另一個德勒茲，一個在與加塔利相遇之前的那個德勒茲，一個仍然在結構主義話語中盤桓，努力找到通向未來道路的德勒茲，為了理解後來的分裂分析和生命論的德勒茲，也需要回到那個早期尚處在法國學院派話語和結構主義窠臼中的德勒茲，如回到德勒茲相對早期的著作《差異與重複》，《意義的邏輯》、《普魯斯特與符號》等文本。在這樣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勒茲式如何亦步亦趨地實現從舊的話語中破繭而出，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強度的思想家的，而在這個過程中，事件和意義的概念，無疑會成為理解德勒茲一身思想過渡和發展的鑰匙。

一、斯多葛學派的無形體：Chronos VS Aion

在《意義的邏輯》的開篇，德勒茲並沒有直接向我們提出一個哲學問題，而是談到一位19世紀英國兒童文學作家和數學家劉易斯·卡羅爾的作品《愛麗絲鏡中奇遇記》。在故事中，愛麗絲由於吃下了奇怪的事物，她的身體會變大和變小。當我們說愛麗絲在變得更大時，只是在說愛麗絲變得比她之前更大，但是我們同時可以說愛麗絲在變小，因為她變得比現在小，但相對於之前的愛麗絲，她仍然是變大了。這裡存在了一個問題，德勒茲問題，在這一刻，愛麗絲同時既變大了，也變小了，這顯然是一個悖論，我們無法明確地追問，愛麗絲到底是變大還是變小，因為這是一個無法在一個確定性的層面上來把握的問題。

的確，從柏拉圖開始的形上學，實際上除了證明的理念和可感物之間二元論之外，還有另一個更根本的二元論：存在（being）和生成（becoming）的二元論。從存在角度來說，一個是以有著確定的邊界，有明確的尺度，可以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維度，這是一個存在的問題的維度，在這個維度上的事物，有著明確的性質和數量，可以在相應的尺度之下來衡量，可以還原為某個名稱，並用「這是……」（c'est……, this is……）的句型來描述，因此，在存在的維度上，我們可以談論事物和觀念的同一性（identity），以及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當然，還有一個生成的維度，這個維度更像是赫拉克利特描述的永恆不熄的變化之火，它不斷地逃離當下的名稱和性質對它的規定，也逃離於我們任何規定性的言辭對它的把握，這使得像正在變大變小的愛麗絲一樣，一旦將我們確定性的言辭用之於生成，就會出現悖論，這樣相對於有著明確連貫性邏輯的言辭來說，生成總是表現為類似於卡羅爾筆下的那個身體不斷變化的愛麗絲一樣。因此，德勒茲說：「純粹生成的悖論，它有著逃離當下的能力，而它就是無限同一性的悖論。」實際上，這個無法簡單用一種固定的 同一性來把握的生成變化，就是德勒茲意義上的事件，事件逃離了當下，也逃離了名稱對其的限定，語言不能在固定的界限之內來描述事件，因此，德勒茲需要一種理論工具來思考與存在和事物相對應的事件概念。

德勒茲首先求助的是斯多葛學派。為什麼是斯多葛學派？德勒茲在《意義的邏輯》的序言中給出的說法是：「之所以將斯多葛學派放在如此優先的位置上，正是因為他們開創出哲學家的新的形象，從而與前蘇格拉底哲學、蘇格拉底哲學以及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家形象徹底決裂。這個新形象與意義理論的悖論式架構緊密相關」對於德勒茲來說，前蘇格拉底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代表的哲學家的形象有著自己的「軸心」和「方向」，有著他們自己的「地理學」和「維度」。例如，在柏拉圖那裡，哲學家的工作是從洞穴中的提升，即通過一定的方式，走向洞穴之外的那個最高原則，哲學家顯然是那個最高的大寫理念的追求者，世俗世界的可感物無非是這些大寫觀念映射到洞穴牆壁上的影子，它們分有著理念，但不能絕對地擁有完全的形式和理念。而這些理念最終指向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存在之所為存在」（being qua being）的本體論，對世界的追問，也就是窮盡地追問處在萬物背後的那個最根本的存在的第一動因。

在德勒茲看來，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有著根本不同，他們研究的不是那個最終的第一動因，即大寫的存在（Being），而是aliquid，而aliquid進一步可以分成實在物體和無形體（incorporeal）。斯多葛學派的實在物體並不難理解，這些物體就是在物理學層面上的存在物，他們在世界層面上相互作用，以某種存在方式發展並被統一起。而在這裡，德勒茲更為關心的問題是後者，即無形體的存在。與柏拉圖的理念不同，無形體並不是觀念，也不具有實際的因果關係，它們不是物理存在物，但這些東西會客觀地持續存在於我們的思想當中。以時間為例。在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克呂西波斯（Chrysippus）那裡，「時間是運動的間隔，按照這個間隔，我們可以談論速度快慢的尺度，或者說，時間是伴隨著宇宙運動的間隔。可以說，一切萬物都是伴隨著時間運動和存在的。」克呂西波斯的意思是，在每一個具體運動中，有一個屬於宙斯的活動，即時間運動，這個運動是整個物理世界的總體運動，也是一種客觀的無形體。不過，德勒茲並不關心這種時間運動是否是宙斯的第一推動，他關注的是，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時間，一種是具體物體運動的時間，即物理學層面上的時間，德勒茲稱之為Chronos，德勒茲說：「對於Chronos，就是實踐中的現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是時間的三個維度。」

也就是說，Chronos可以在物理學層面上分解成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是一個可度量的時間，一個與實在的物體相伴隨（作為現在）的時間，在Chronos之下，時間表現為一個規則的秩序，具有明確的尺度。但Chronos作為現在，作為有尺度的物理時間，總是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可化約的裂縫，在這個意義上，Chronos的時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整體時間。那麼，克呂西波斯談到的時間，是另一種時間，即Aion，一種無限可分的無形時間。德勒茲的說法是：「對於Aion，過去和未來在時間中持存，並不是現在吸納了過去和未來……相反，而是一個沒有厚度，沒有外延的現在」。Aion的表達更像是後來柏格森的綿延概念，一種從總體上構建的時間，它不是被尺度分裂成現代、過去、未來的時間，而是一種持存，一種無限可分，但是一種總體上的時間。

德勒茲之所以強調Chronos和Aion的對立，就是引出他對事件問題的思考。在Chronos層面上，由於是具體的物理化的時間，一種被嚴格的規則的尺度所劃分的時間，實際上排除了德勒茲意義上的事件，因為一切事物都必須在這個時間尺度下才具有意義。相反，真正的事件，只有在Aion的層面上才能成立。因為在純粹物理學實在層面上，所有的萬物都已經被安排和配置了，和Chronos一樣，所有的事物被安排成一個連貫且規則的序列，而既定事物都成為了這個秩序之下的事物。相反，Aion讓每一個瞬間點可以從自己的位置上來穿透，在Aion上，我們看不到任何確定的方向，也沒有連續性的變化和運動，那裡只有純粹的雜多，即一種純粹的事件。

更明確地說，Chronos是一條明確的線性函數軌跡，所有的物，所有的點，都必須在這個函數關係上來理解。而在德勒茲看來，Aion更像是一種微分計算，代表著無窮可分的時間。在更早期的《差異與重複》中，德勒茲就使用了微積分的隱喻來說明Chronos和Aion的關係，Chronos是原函數，而Aion代表著微分，而微分的核心思想恰恰是無窮分割，這個與斯多葛學派關於Aion界定是一致的。不過，作為微分的Aion和原函數Chronos有什麼關係？德勒茲提出微分的dx表達的是對一般意義上的量的廢除，「嚴格來說，dx與x沒有關係，正如dy與y沒有關係一樣。」德勒茲的意思是說，dx和dy是一種相互決定，而與原函數之間不存在嚴格的數量上的決定關係，而且在這個點上，其導數實際上也是由兩者的相互關係來確定的。那麼，我們可以反過來說，這種相互作用的導數的綜合，即積分運算得出的曲線，實際上就是原函數，在這裡，積分運算可以視為導數序列的總合。

於是，可以得出的結論，dy/dx在邏輯上和在本體上都先於原函數。用哲學的話語來說，奇點的存在優先於函數（關係）的存在，可以微分的Aion先於規則的Chronos而存在。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德勒茲在《意義的邏輯》中的第一個結論：Aion層面上的事件優先於Chronos的事實存在。這樣，如果我們說前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哲學家將事實存在作為本體論的核心，那麼斯多葛學派思想家顯然將事件作為本體論的核心。在今天，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和《意義的邏輯》的雄心恰恰是，重新恢復無限可分的Aion的榮光，將事件重新放在本體論的核心，更準確地說，德勒茲試圖創立一個事件本體論。

二、意義-事件：命題的第四維度

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在Aion層面上不斷變化發生的事件，以此來區別於在Chronos上發生的具體事態，然而，更為棘手的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在語言上來言說事件？這個問題涉及到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即德勒茲認為了事件的絕對優先性之後，即相對於指稱與含義，詞與物這樣一些經典的形上學命題的優先性之後，我們的語言是否有能力來承載事件的發生？因為我們的語言被認為是有序的，並與所指和事物建立了嚴格的對應關係。在德勒茲的框架下，Aion層面上的事件實際上是超越於並在邏輯上先於這種秩序關係的，所以我們如何能言說事件？在《意義的邏輯》的系列3中，德勒茲提出：

在事件-後果和語言（或可能的語言）之間，存在著一種本質性的關聯：事件的特性就在於，它們在至少是可能的命題之中被表達或可被表達、被陳述或可被陳述。然而在命題之中存在著眾多關係，哪種關係對應於表表面上的後果或事件？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德勒茲提出了我們言說命題的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指稱（denotation），簡單來說，指稱就是一個命題與外部事實的關係。在指稱中，命題所使用的詞語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形象」（image），「這些詞語連接起來構成的形象，應當『再現』了某種事實」。例如，命題「這裡有一張紅木桌子」，無論該命題真與假，它都指向了一種形象，而這個形象指向某個具體事態。對於指稱命題，我們可以判斷真與假，如果能夠與外部事實符合，我們就可以說該命題是真的，相反，則是假的。

命題的第二個維度是表示（manifestation），這個維度也不太難理解。與對應於外部事實的指稱命題不同，表示對應的是主體內部心理中的信念或欲望，並不是對一個外部事態的刻畫，比如命題「我希望這裡有一張紅木桌子」與之前談到的「這裡有一張紅木桌子」就分屬於不同的命題維度，在加上了「我希望……」之後，命題重點不是描述一個客觀的外部事實，而是強調主體的內心願望。但是，在根本上，表示維度和指稱維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表示命題也存在著一種嚴格的對應關係。唯一的區別在於，它會以人稱代詞，如前例中的「我」，作為主語架構了整個表示命題。

命題的第三個維度是意指（signification），德勒茲自己的定義是：「意指是詞語與普遍的或一般的概念的關係，以及句子關聯於概念含義之間的關係」。相對於前兩個維度，意指維度相對抽象一些，不過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一個「意指」命題，意味著該命題所意指的概念含義，可以指向其他命題，而其他命題成為了該命題的前提。意指命題常常用在邏輯論證之中，如亞里斯多德著名的三段論論證基本上都屬於意指命題，當我們說「蘇格拉底是會死的」，其中在三段論推理中，就包含了「蘇格拉底是人」，「凡是人都是會死的」兩個前提性的命題，而前提性命題保證了「蘇格拉底是會死的」命題為真。

其實，德勒茲並不是向我們講述命題的種類劃分，儘管他提出了命題的三個維度，但他是按照一種分析哲學式的方式來給出命題的劃分的。不過，德勒茲更關心的問題是，表面上區分為三個維度的命題，事實上構成了一個同質性邏輯循環，三個維度的命題是彼此決定的。詞語的連接構成的指稱命題，事實上是由一個主體做出的，也就是說，主體的表示構成了指稱命題的前提，此外，主體的表示也在概念性意指關係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在德勒茲看來，指稱-表示-意指構成一個循環，而這個循環是彼此相互規定的，形成了我們在面對世界時，有序的和規則的言說。在言說上，指稱-表示-意指假定了我們可以從主體上完成三個連接關係：言說-事態、言說-心理、言說-概念，而以有序的言說架構的起來的關係，恰恰是事態-心理-概念的有序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在共同的言說基礎上，命題將世界規製成一個有序整體，即指稱-表示-意指對應的事態-心理-概念有序整體。在德勒茲看來，無論是柏拉圖式本體論，還是現代的語言哲學（尤其是弗雷格式的語言哲學，他建構了指稱-意義-意指（Zeichen-Sinn-Dedeutung）的三元關係，與德勒茲的三元關係十分接近），都旨在建立一種Chronos層面的存在本體論或語言本體論。

命題是否存在一個維度可以與Aion層面上的事件相對應？德勒茲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德勒茲稱之為命題的第四維度，即「意義」（sense）的維度。這也正是德勒茲為什麼將他討論事件的著作命名為「意義的邏輯」原因。在這個維度上，意義和事件構成了意義-事件的配對，那麼意義不是在一種循規蹈矩的有序空間和時間下的規定性，而是一種可能性，即面對既定的事態，正在發生中的變化。法國斯多葛學派的研究者埃米爾·布雷耶（Emile Bréhier）曾提到過斯多葛學派談到過的刀切肉的例子：「刀切進肉裡，刀給肉帶來變化，並不是給肉帶來了新的屬性，而是產生了新的歸屬（attributif），即被切的肉。歸屬並不指向一個實在性質，相反，它通常是有一個動詞來表達的，意味著它不是一個存在，而是一種存在方式。」我們對此可以換一個說法，動詞所表達的歸屬或存在方式，就是一個奇點（singularity），它的變化帶來了不定性，而這種不定性先於性質的確定，即先於帶有明確屬性的存在物。在德勒茲看來，明確屬性的存在物是一個結果，是事件留下的痕跡，並被規則的語言-事態的對應關系所消化，那個語言-事態構成了一種原函數。事件-意義構成的奇點，類似於微分，它不能簡單化歸既定的原函數，我們對事件的言說，類似於一次求導運算（dy/dx），即確定dx（事件）和dy（意義）之間的關聯。

我們可以宮崎駿的動畫《千與千尋》中千尋的例子來分析德勒茲的事件-意義的關係。千尋隨著父母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她的父母因為不明就裡地暴食被變成了豬。這樣千尋在這個世界中的父母-女兒的關係消失了。千尋成為了湯婆婆世界裡的不定物，她沒有固定的值，也就是說，千尋需要在湯婆婆的油屋世界裡生成自己，這個與德勒茲的夢遊仙境的愛麗絲有些類似。不過，千尋先後在鍋爐爺爺、在小玲那裡合作打工，後來與湯婆婆籤下了一份協議，成為湯婆婆手下的合法打工者。但是，在湯婆婆的協議上，千尋原本的名字被抹除，而是被稱為小千。簡言之，在千尋失落在一個新世界，並在這個世界獲得一個新身份的構成，構成為一個事件，從千尋到小千的變化，就是德勒茲意義上的事件，而小千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結果，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千尋還原為原本的那個懵懂不懂事，甚至有些嬌慣的千尋，也不能直接等同於在湯婆婆麾下充當奴僕生活的小千，因為無論是千尋還是小千，都是一個Chronos上的固定值，而不是事件本身，倘若我們要言說事件，只有將這個微分變化中才是可能的，或許，宮崎駿的《千與千尋》的名字所體現的意義，正是對應於影片中所體現出來的意義-事件，即唯有當我們將「千」與「千尋」兩個概念並置的時候，事件的歸屬才能在言說中體現出來。

總之，德勒茲意義上的命題的第四維度，即意義維度，並不是在一個已經具有意義的層面上來談論對事件的言說，它需要發明一種詞語的連接方式（如「千與千尋」），並讓其具有意義（make sense），一旦其具有意義，則代表著這個連接方式與發生中的事件具有了關聯，形成了意義-事件的對應關係。德勒茲說：「意義不會融合在僅僅表達既定事態或指稱屬性的命題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意義就是一個『事件』：事件也不會融合在既定事態的時空架構中。所以，我們不會問事件的意義是什麼，因為事件就是意義本身。」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把言說本身也看成是既定事態的話，意義與事件都是對既定事態的超越，在這種超越中，意義和事件連結為意義-事件。我們看到了德勒茲事件本體論的第二個層次，即不僅僅是事件相對於事實存在的優先性，而且也是意義相對於言說（即指稱-表示-意指的三元關係）的優先性，事件的流動凝固為具體事態的存在，而意義則凝固為語言或言說上的一個指稱、表示或意指，這樣，在德勒茲那裡，意義-事件構成了原生性的生成，它在發生學上絕對地優先於存在和語言的規定。我們似乎從意義-事件的概念中，看到了那個後來追求著逃逸線和遊牧的德勒茲的影子。

三、不可共存世界的析取性綜合

由於德勒茲的事件本體論確定了事件優先於事實存在，意義優先於言說的基本原則，那麼意義-事件還有一個問題，即意義-事件是如何在世界中被確定為事件的？

回到《千與千尋》的例子，千尋如果在油屋的世界裡，如果她不去鍋爐爺爺那裡去打工，不跟著小玲去打掃客人的房間，她是否有可能成為後來的小千，或者在成為小千之後，她不是遇到變成汙濁怪物的河神，並將河神徹底洗淨，恢復河神的真身，如果沒有救下白先生，弄清錢婆婆和湯婆婆的關係，並呼喚出白先生的真名——琥珀川，她是否有機會重新從小千變成千尋，並帶著自己的父母順利地離開油屋的國度？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油屋的世界裡，僅僅只有千尋一個人是無法形成意義-事件的，千尋無法在那個世界獲得必要的實存值，因此被視為不存在。這樣，成為意義-事件，不是一種靜態地等待事件的降臨，成為意義-事件，仍然需要一定的條件。

在這裡，德勒茲借用了分析哲學家戴維森的方法，即一種三角形的方式來定位事件。戴維森指出：「至少需要兩個點來定位一個思想（或感知）的原因，來定義其內容。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三角形的形式：任意兩人在某個既定方向上對感官刺激流做出不同的反應。……如果兩人都注意到彼此的反應（在語言意義上的反應，動詞反應），每一個人都會將他看到的反應與自己從世界上感受到的刺激關聯起來。那麼就確定了一個共同動因。賦予思想和言說以內容的三角形是一個完整的三角形。」戴維森使用了一種三角測定關係來確定一個對象的思想與內容，從而讓一個漂浮不定的思想和事件可以在三角關係中確定下來，並獲得意義。德勒茲在《意義的邏輯》中顯然借用了這個方法，德勒茲說，進入世界的某個奇點，也就是斯多葛學派意義上的aliquid，是一個飄浮不定的單子，它無法從自身中獲得意義，即成為一個事件，成為一個事件還需要另外兩個因素，即另一個單子和世界的法則。後者我們可以理解為世界的一種超越性規則（或者看成一種超越性函數），相對於世界的一個基礎性架構，我們可以用代數符號T來表示，那麼在超越性函數T下，對應於兩個單子O與O』，這兩個單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T（O, O』）之間的三角形關係，也只有在這個三角形關係中，O的意義才能被確定下來，成為一個穩定的值，即意義-事件。在《千與千尋》的例子中，千尋和小玲，千尋和白先生，千尋和錢婆婆等都可以構成T（O, O』）的關係，而任意的關係都可以確定為意義-事件。為了弄清這一點，我們可以具體分析一下在同一個T下，不同對象結合之間的意義-事件的不同。

仍然以《千與千尋》為例，我們設千尋為單子O，鍋爐爺爺為O1，小玲為O2，白先生為O3，面對油屋的超越性函數T，我們可以分別得出如下幾個不同的意義-事件值：

SE1：T（O, O1），千尋在鍋爐爺爺那裡打工搬運鍋爐煤炭，千尋的意義與鍋爐爺爺構成煤炭搬運工。

SE2：T（O, O2），千尋與小玲一起打掃油屋客人的洗浴房間，千尋被確定為小千，徹底失去千尋的意義，變成油屋的清理員小千。

SE3：T（O, O3）拯救了白先生，消除了白先生身體內詛咒，將白先生恢復為千尋小時候遊玩的河流的名稱：琥珀川，千尋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名稱，並可以與父母一起回到現實世界。

由此可見，作為單子的千尋，在同一個超越性函數T下，與不同他者單子的結合，會形成不同的意義事件。純粹的單子，或者純粹的奇點，是無法確定意義的，它永恆地只能在世界上如同幽靈一般飄浮。讓單子成為事件，並具有意義，必須存在另一個對象，形成三角形關係，才能讓單子在三角架構中成為意義-事件。

但是，問題在於，在千尋與不同的他者單子構成意義-事件的時候，即在SE1，SE2，SE3，之間存在著一個什麼樣的關係？SE1，SE2，SE3是否可以在同一個函數T下保持連貫性關係，對於這個問題，萊布尼茨是在一個假定的前定和諧的命題下達成的，也就是說，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假定了一個前定和諧的有著共存可能性（compossibility）的世界，這個共存可能性是由上帝來保障的。但是，德勒茲那裡沒有上帝，那麼也就沒有了萊布尼茨式的前定的共存可能性，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來保障SE1，SE2，SE3之間的可能性。於是SE1，SE2，SE3之間無法形成萊布尼茨在《神正論》中保障的收斂（convergence）關係，那麼有可能形成一種悖論性的分歧（divergence）關係。

這樣，德勒茲提出了一個不可共存（incompossible）的世界，也就是說，在單子O與不同的其他單子結合的成不同的意義-事件SE1，SE2，SE3時，無法保障這些意義-事件具有收斂性的關係，甚至有可能形成悖論式的關係。德勒茲說：「作為認知主體的自我，一旦在一個不可共存的世界裡進行辨識aliquid，那麼aliquid就只能是分歧的」[15]於是，在一個不可共存的世界上，SE1，SE2，SE3不可能共存，這樣就需要對不同的意義-事件進行選擇，進行析取，德勒茲稱之為析取性綜合（disjunctive synthesis）。在這個意義上，析取關係對應於合取（conjunction）關係，合取關係表現為集合論上的併集，即在一個超驗性法則T之下，不同的意義-事件具有共存可能性，即SE1，SE2，SE3的合取。但合取關係具有嚴格的限定條件，在萊布尼茨那裡，需要以全知全能的上帝為保障的前定和諧作為合取的條件。但是，一旦沒有這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即在一個不可共存的世界上，如何來保障不同意義-事件之間的合取？所以，在不可共存的世界上，意義-事件的存在只能表現為析取性綜合。析取關係是一種選擇關係，是克爾凱廓爾式的非此即彼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O1和O2是不可共存關係，一旦單子選擇了與O1構成為SE1，就不可能同時與O2構成SE2，那麼就必須在O1和O2之間做出選擇，這就是所謂的析取性綜合。

2018年，西班牙導演奧利奧爾·保羅（Oriol Paolo）的影片《海市蜃樓》（Mirage）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十分精彩的析取性綜合的案例。女主角維拉一天晚上發現一臺放在庫房的舊電視突然亮起，畫面中出現的是一個正在錄製自己視頻的三十年前的小男孩尼克，維拉看過相關的報導，小男孩尼克在三十年前的晚上遇車禍身亡。由於偶然性的時間連結，維拉隔著電視向尼克喊話，要他不要去隔壁去看那裡發生了什麼，這樣，尼克在時空連結中被拯救了，並存活了下來。但是，當女主角維拉再次睜開眼的時候，周圍一切都變化了，她丈夫不再是她丈夫，而是變成了一個陌生人，這樣，原來被她視為掌上明珠的女兒也徹底消失了。迷惘的維拉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這個時候，她成為了一個不定的單子。當她選擇報警的時候，警察萊拉很殷勤地照顧了維拉，所有的事情都照顧著維拉。在維拉追查到底發生了什麼的時候，她發現了在變成新的世界之前的丈夫出軌的證據，而此時此刻的維拉發現那個被她的呼喊救下來的小男孩尼克就是警察萊拉，不僅如此，尼克或者萊拉感激維拉，並愛上了維拉，萊拉實際上是這個世界上的維拉的丈夫，他們過著相親相愛的新生活。由於維拉接受不了這一切，維拉在萊拉面前選擇了自殺。在萊拉再次啟動時空連結之後，讓維拉再次復甦，這次維拉的丈夫又恢復成最早的戴維，女兒也與此同時回到了維拉身邊，但是在第三個世界中，由於萊拉放棄了追求維拉，所以萊拉並不認識維拉。所以，在第三個世界裡，維拉果斷放棄了戴維，用揭發一場兇殺案與萊拉重新邂逅。我們注意到，在保羅的電影中，三個世界實際上就是德勒茲意義上的不可共存的世界，在每一個世界上，維拉不可能同時與之前的丈夫戴維和第二個世界上的萊拉保持夫妻關係，也就是說，維拉必須在戴維（包括與戴維的女兒）和萊拉之間二擇其一。在第三個世界上，維拉做出了她的析取性綜合，即讓通過揭露一樁陳年兇殺案，讓她與萊拉的邂逅成為意義-事件，並作為意義固定下來。

由此可見，德勒茲的《意義的邏輯》中最關鍵的概念就是在一個不可共存的世界上的析取性綜合，這個析取性綜合導致了本體上的事實存在，和邏輯上的指稱-表示-意指的循環，而正是析取性綜合，將每一個人，每一個體的選擇，當成為事件，德勒茲慷慨激昂地指出：

所以，問題在於要認識到個體如何可以超越他的形式，他與世界之間的句法關聯，去獲得事件的普世性傳播，也就是說，通過析取性綜合，來超越邏輯矛盾，甚至超越非邏輯的不可共存性。對於個體來說，這必然將他自己把握為一個事件，即在另一個個體作用於他自己的實現過程中來把握事件。

在這裡，我們讀到了德勒茲的事件概念的真正用意所在，他所謂的事件並不是客觀層面的事件發生，這讓他區別於後來的巴迪歐、齊澤克等人對事件的概括。對於德勒茲來說，重要的不是出現客觀的絕對新的事態，而是主體在面對世界時做出的析取性綜合，並以此來形成意義-事件。這樣，主體在析取性綜合中將自己把握為事件，這個結論讓德勒茲直接從對事件的語言學分析走向了生命論，也就是說，對事件的把握最重要的是生命的選擇，生命在面對不可並存的世界時的析取性綜合才是事件的真諦。所以，巴迪歐對德勒茲的評價是準確的，即「析取性綜合概念是德勒茲生存性的『生命』概念的核心，他等同於一種生產的單義性。它界定了『大寫的一』的權力，及時在離散性的序列中，它亦可昭示自身」。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意義的邏輯》下的德勒茲正在藉助意義-事件的概念，籌備著為他的生存性的「生命」概念鋪路，或許在他的後期，他更喜歡用逃逸線和遊牧這樣的概念來描繪事件，因為這些概念本身就意味著德勒茲通過哲學概念，析取性地將自己把握為一個哲學上的意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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