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動物權利

■ 王曉華

隨著歸真堂事件引起的討論逐漸深入，一些學者提出：我們必須尋找動物保護事業的邊界，否則，被道德感驅使人們就會最終迷失於無規則的遊戲中。在有些人看來，承認動物權利就是不可逾越的底線。「承認動物成為權利的主體，這就斷難接受了，假如這世上有什麼事情可稱作『大是大非』的話，這就是。」對於見證了近年來許多論戰的我來說，這個論調並不陌生。每當涉及弱勢群體的爭論出現時，總有人會站出來說：「他們只適合關心，不適合擁有權利，我們不應該越過這個邊界。」然而，我們真的有理由設定這個邊界嗎？

事實上，近年來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給無權利者以權利。隨著相關法律條文的制訂，人們發現：那些似乎沒有能力承擔權利的群體，做出了振奮人心的事業，演繹了公民普遍站立起來的可能性。當然，這在許多學者眼裡並不能成為支持動物權利的證據：人有自由意志，動物沒有，對人成功的邏輯不能擴展到動物身上。這個理由顯然難以服人：如果具有自由意志是成為權利主體的前提條件，那麼，嬰兒、植物人、暫時喪失意識能力者豈不都會被排除在權利體系之外？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最激進者恐怕也不敢否認他們的權利吧？不能看出，反對動物權利者犯了一個錯誤：單純地將權利與自由意志掛鈎，忘記了權利的多維性。權利在英語中寫作Ｒｉｇｈｔ，有正當之義。總的來說，權利是受法律承認和保護的正當之事。它具有兩個層面：行使權利和保護權利。當我們說動物權利時，所指的恰恰是第二個層面的含義。倡導動物權利絕非是讓他們參與法庭審判、投票、選舉之類宏大事業，而是保護他們的底線利益。譬如，現代世界範圍內的動物保護法都強調他們具有免於痛苦的權利。從任何角度看，承認並保護動物的底線權利都並不荒唐。

當然，反對者依然會說：動物沒有自由意志，無法以語言的形式表達自己的痛苦，那麼，由誰來為代替它們轉述痛苦或不幸呢？你和我之類的人類個體都有缺陷，不能做到不偏不斜地為動物請命，而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又不存在，缺乏代言者的動物權利豈不空洞無比？這個反對意見的核心是理性中心主義——無論是主動行使權利，還是替別人代言，都應首先具有理性觀察和言說的能力。可這個恰恰是個不成立的假設：痛苦或歡樂首先是感受而非言說的對象，是否擁有理性並不影響感受痛苦的能力。大多數動物可能無法進行理性思維，但他們絕對可以感受並表達痛苦。待屠宰的牛對痛苦的預期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們的肌肉都會因恐懼而產生毒素。面對一頭流淚、哀嚎、苦苦掙扎的動物，你能說它們沒有感受和表達痛苦的能力嗎？正因為動物會表現出逃避痛苦的欲望，孟子等聖人才會「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與孟子一樣，現代動物權利的提倡者都以感覺為判斷正義和不義的尺度。譬如，邊沁（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彼得·辛格(Ｐｅｔ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湯姆·雷根(Ｔｏｍ Ｒｅｇａｎ)都強調：「問題不在於『它們能推理嗎？』也不在於『它們能說話嗎？』而在於『它們會感受到痛苦嗎？』」既然動物與人類中的弱勢群體都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那麼，二者就有免於痛苦的權利。倡導動物權利者因此設定了一個前提：善就是減少生命的痛苦，惡就是增加生命的痛苦。這樣的推理顯然無懈可擊，相應的動物權利理論也建立在堅實的邏輯地基上。

設定邊界並非總是好事。它常常意味著畫地為牢。有時，我們只要將探索的腳步稍微向前推進，就會進入全新的文明境界。對於圍繞動物權利展開的爭論者來說，情況同樣如此。

（作者系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