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璽安：
趙洋剛剛談到的一個主要觀點，既科學是由幻想驅動，但在落實到現實政治層面的時刻則往往被挪作它用。那為什麼要談「科幻」而不直接談「科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需要透過科幻來反思科技的用途是什麼。杜可柯談到「宇宙主義」提出了使用科技的不用方式。在反思技術的時候，大家會用普羅米修斯主義去概括，也就是說，人是被允許使用外在於自我的技術，來增強自己。趙老師開始放的照片其實都可以看到人跟意志的關係。當人可以使用不屬於自身的東西，比如技術、火、甚至讓鳥來載人，換言之，他們把自然當成資源去佔用的時候，我們該為什麼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就會顯得很重要。
當我們進行這種技術的討論，往往會反思人與天的關係，也就是說人與自然的關係，我們僅僅是把它當成是有限的資源在佔用，終究不會有好結果，還是說人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自然或者宇宙，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平衡。對於當下的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官方論述是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的技術觀是要人通過技術來認識、挖掘，以及佔有自然。它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以技術革命的形象出臺，從毛時代到鄧時代都有自然辯證法的影響。
另外一個特別值得討論的就是趙老師剛剛提到的錢學森，錢學森的科幻想像往往帶有內在的東西，而不是外在重工業層面的東西。也許可以從錢學森的這一面來展開談論剛剛提及的這部分。
趙 洋：
我們剛才談了很多是錢學森在太空領域、航天領域的一些想法和成就，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國家不打算搞載人航天了，用周恩來的話說是國家沒有錢，暫時放一放。另外一個現實的原因是，當時搞載人航天的很多是空軍的人。在「九一三」事件後，審查的人必然要問，吳法憲、林立果對他們有沒有影響？所以在這種複雜的經濟、政治的環境下不打算搞載人航天，載人航天醫學研究所馬上就要被撤掉了，錢學森就想怎麼才能不把這個機構撤掉，把研究人員留在北京，給未來的中國載人航天保留一點種子呢？說讓他們去搞另外一種戰略科學，就是「心靈科學」。其實當時美國和蘇聯也都在搞心靈科學，美國是以中央情報局為主，他們想的是怎麼用這些心靈術士去探測敵人頭腦中的秘密，而且他們甚至一本正經地去研究尤裡·蓋勒那種人，據說他可以用他所謂的意念力量去控制實物。錢學森看了大量的相關外文資料，他知道美蘇當時在搞這個事情，他就說雖然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做下去是否一定能成功，但是萬一成功了，別人成功了達到了所謂的「技術突破」——在《三體》裡叫「技術爆炸」——那我們再幹就來不及了。所以在他的力主下，這個研究機構一直做到九十年代。當時有個「921工程」，就是中央拍板說咱們中國再搞載人航天，就是從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它發展到頂峰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個時候，隨著思想解放，各地出現了大量有特異功能的人，比如耳朵識字什麼的，現在聽起來仿佛是一個笑話，而且也湧現出各種神功大師，以致於造成各種不好的影響。但是錢學森的初衷是好的，他認為這個有可能是科學和技術上的突破，可以用於國防，而且他認為這是有現實的物理基礎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六七十年代西方是有嬉皮士運動，他們都是到東方去尋找心靈層面的東西來反思、改造自己所在的行業。除了像賈伯斯這類人之外，量子物理學家也是其中一撥人。因為當時美國的核武器已經比較成熟了，所以大量學量子物理的博士一出來就失業，他們不能在軍方的實驗室找到工作，大學也沒有那麼多的教職，他們就像嬉皮士一樣到處流浪。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了解了禪宗、了解了印度的宗教。在靈修的過程中，他們認為其實人的意識是可以在量子層面上進行解釋的，是有物質基礎的，然後他們在這個角度去來改造量子力學，來改造經典的玻爾的「哥本哈根解釋」。同時，既然意識、心靈有物質基礎，能夠用量子力學解釋，所以那種超感、心靈控制實物的運動應該也是不違反自然規律的。所以這個理論就圓了，當時他們在加州有一個小組。錢學森能看到大量海外最新的報導，所以他直覺上覺得這件事情是能夠走得通的，而且CIA和各國都在做這件事情，因此中國也要做。但是他沒有想到中國的這種特殊的國情到最後把這個事情變成了一種鬧劇，很多人都裹挾在其中。這也不是他當時能夠設想到的，他的初心是好的，但最後是不由他控制的。這算是一個插曲，錢學森和人體科學以及對宇宙的嚮往、航天事業，是這樣交織在一起的。
陳璽安：
我們剛剛聊到技術跟國家的關係、幻想跟國家的關係，您從科學史的角度怎麼看待這種達爾文主義的科學跟戰略的關係呢？在我看來，今天的科幻蠻多的這種達爾文主義的想像。
趙 洋：
你說的非常對。剛才我給大家演示的PPT可以看到整個人類航天的歷史就是逐力競強的歷史，不斷地進化，追求更快、更高。如果太空飛行器有生命的話，可以說它就是在自我演化、不斷迭代，變得更快更高更強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既有商業的因素，誰要比誰更掙錢，又有軍事的因素，誰能保護自己並殺傷敵人，最終進化的方向可能是不受人類控制的。其實在生物界也有這種競賽，不同的生物為了爭奪一個生態位會進行你死我活的爭奪，最後誰能爭奪到這個生態位誰就可以把它的基因傳下來。
我們剛才看到的V-2液體火箭是所有的現代火箭的雛形，不是齊奧爾科夫斯基藍圖裡畫的，也不是戈達德的福特汽車後邊拉的那個小火箭，儘管它獲得了美國的專利。就是因為它生長在第三帝國崛起的土壤裡，德國的軍方找到了他，覺得他是貴族出身，根紅苗正，他的父親以前是魏瑪共和國的農業部長，讓他來組建一個隊伍，把德國陸軍的火箭好好搞一搞。因為當時《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擁有遠程大炮，所以只能發展遠程火箭來避免國際條約對德國軍事力量的限制。有很多技術的萌芽，有的甚至可能比馮·布勞恩的還要更好，但是偏偏是它這個種子落在了一個合適的技術生長的土壤裡，結果就造成了火箭的原罪。熱戰結束之後又是冷戰，雙方又再爭奪各種「第一」，爭奪意識形態的曝光度。在這個過程中，火箭技術也在逐漸異化。我們看到現在好的一面就是有各種各樣的商業航天公司，從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來做以前只有國家才能做的事情，把火箭飛船送上太空，乃至說要把人類送到火星，開拓一個新的家園、殖民地。我們不去說這樣做對可能存在的火星生物是否合理或者公平，但至少來說沒有以前那種你死我活的人類之間的爭奪，而是把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來看待，從地球出發，像蒲公英一樣開枝散葉到其它的星球。接下來的故事我們可以在《星際迷航》《星球大戰》《異形》這些科幻電影裡面看到，可能人類會面臨著各種不同的未來，這些未來都是因為人類有著這種技術的工具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