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春秋戰國，咱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當然是「百家爭鳴」，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思想大爆炸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術成果，幾乎奠定了其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政治、軍事理論、思想和文化基礎。
但也許讓人意外的是，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黃金時代之一。一些諸侯國將商業活動確立為頂層戰略，並由此改變了國家實力；而那些商人中的佼佼者，不僅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甚至因此封君拜侯，並對時代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這裡說的可不僅僅是呂不韋）。
周王朝並不重農抑商，齊國通過工商業改變了國家命運
在古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首先與勞動工具息息相關。至周王朝建立時，以青銅器為主要器具的中原大地，生產力整體上還是比較落後的。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溝通不暢，人們的活動範圍被局限在以部落、族群為單位的小範圍內，各司其職，所以後來的老子這樣腦補這個時期：「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但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人作為高智慧生物的本性。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們生活水平如何，是關係到統治是否穩定的關鍵因素。因此，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大肆分封諸侯，除了要加強統治外，也是出於加快國土的開發、實現各地區「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具體到生產環節，當初的各個工種，貌似也並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尚書·周書》中這樣形容當時各大群體的重要性：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虞即虞人，指的是開發山澤的人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商人在當時並不被壓制，甚至被視為關係到吃、用、錢這「三寶」流通的關鍵角色。而在其後，一個諸侯國更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而徹底改變了國家地位，這就是齊國。
當初姜太公被分封到營丘時，這個遠離中原核心區的遙遠東方還是一片貧苦之地：「地潟滷，人民寡」，即多是不適合耕種的鹽鹼地，人煙稀少且貧窮。但作為當時頂級的智者，姜太公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絲麻紡織業、漁鹽業，並將這些特色產品運到各國開展外貿。這樣一來，大量的財富、人員紛紛流向齊國，最終出現了「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的景象，即：齊國製造的冠帶衣履能夠供應全天下使用，以至於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悉數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
用我們今天的概念來講，齊國是當時天下的頭號製造強國，由此掌握了各國的生命線。後來齊國中道衰落，管仲掌權時，再度拾起姜太公的「產業強國」政策，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國成為了春秋首霸：「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後數百年，依靠著工商優勢，齊國世代穩居一線強國之列。
勾踐、範蠡、子貢：以商業強國、富家、助學的楷模
而到了春秋年間，隨著鐵器的大規模運用，社會生產力得到進一步提高；而出於軍事目的，交通條件也不斷完善，則為促進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客觀的便利條件。這一期間，再次出現了弱國通過重視商業而改頭換面的案例。
公元前494年，吳越爭霸期間，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擊敗，不得不俯首稱臣。其後三年裡，他被扣押在吳國、為夫差「駕車養馬」，贏得了對方的信任，最終才得以回國。為了報仇雪恨，他「臥薪嘗膽」，起用文種、範蠡、計然輔佐自己。
《史記·貨殖列傳》中稱，計然為勾踐提出了強國七策，其中大部分是經濟手段，比如由政府平抑物價：「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研究市場貨物的多寡，及時低價買入、高價賣出，並保持貨幣的快速流通：「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勾踐按照計然的策略治國十年，越國逐漸富庶起來；其後他以財富為誘餌激勵將士奮勇作戰：「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如願滅掉吳國，並稱為春秋五霸之一。
而目睹了這一過程的範蠡，則產生了另一番想法：「計然提出的七條策略，越國僅僅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鹹魚翻身；那我用它來治家，豈不富得流油？」於是他改名朱公，來到了「天下之中，諸侯四通」、當時的貿易中心—陶邑，開始了自己的從商之旅。他依照計然的經營理念，囤積居奇、隨機應變，19年中，有三次賺到千金之財；而在他死後，他的子孫後代延續了這一經營思路，最終使家產達到「巨萬」（形容極多，數不勝數）。
後來，「陶朱公」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詞。
而孔子之所以能名揚天下，則主要源於他有一位善於經商的弟子——子貢。
在孔子那裡學成之後，子貢前往衛國做官，其後又以「賤賣高賣」的手段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並成為孔子門下70多位弟子中的首富。後來，他乘坐四馬並轡牽引的豪華馬車，攜帶重金四處訪問、饋贈諸侯，以此推廣他師傅的賢名；所到之處，那些君主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因此，司馬遷認為，孔子之所以名揚天下的原因，大富豪子貢不計成本的包裝功不可沒：「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戰國至秦朝時期，商人成了時代的寵兒
在魏文侯時期，當李悝正苦心孤詣的研究如何以變法鼓勵生產、開發土地時，身在洛陽、處於周天子地盤上的白圭卻通過倒賣貨物，輕輕鬆鬆的富可敵國。他的致富秘訣在於觀察市場行情以及農作物的豐歉，嚴格貫徹低買高賣的原則；當糧食大豐收時，他就低價購入、高價出售出售絲、漆；而當蠶繭結成的季節，他則順勢買進，並高價出售糧食；此外，他還會根據天象的演變預測作物的旱澇，總能及時預測到市場的走向。通過這些組合手段，白圭終其一生，經商幾乎沒未失手，他甚至因此得意洋洋的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而猗頓原本是魯國貧寒書生，在窮困潦倒之際，他聽說了陶朱公的致富傳奇後，急切的「往而問術」；而後者也毫無保留的為他指點迷津。在學成之後，猗頓來到西河（當時屬魏國），先後從事畜牧業、鹽業，短短十年中，成為了與師父陶朱公齊名的巨富。
而趙國邯鄲郭縱、郭開家族，則借著與趙氏的交情，成功壟斷了趙國的冶鐵業，成為了「與王者埒富」、持續兩百多年的富豪家族。
而在以商鞅變法立國的秦國/秦朝，商人的地位也依舊堅挺。
當初公孫鞅在秦國推行變法，公布的第一項法令就是《墾草令》，顧名思義，即鼓勵人們開墾荒地。為了避免人們投機取巧、從事商業，公孫鞅曾明文禁止商人買賣糧食：
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糴...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即禁止買賣糧食，掐斷商人低買高賣、賺取利潤之路，逼迫所有人務農。秦國正是圍繞著「農戰」，逐漸實現了國富軍強。
但隨著擴張事業的不斷深化，無論皇室消費需要，還是是行軍打仗、對新佔領地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財富；甚至秦莊王嬴異人之所以能登上王位，靠的正是商人呂不韋的贊助。另一方面，土地開墾到一定地步後，客觀上也允許部分人從事商業，秦國對商人的限制政策並沒有嚴格貫徹。
而在我們的想像中被視為執政「殘暴」、將「愚民」政策執行到極致的秦始皇嬴政，實際上對商人卻極為大度甚至客氣。
一位是「畜牧大王」烏氏倮，生活在戰國末年至秦朝時期。他的經商流程是這樣：第一步，養牛養馬，然後賣掉；第二步，用所得的及金錢購買各種奇珍異寶，偷偷獻給戎王，戎王則以十倍的價值予以回饋，所送的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第三步，用部分牲畜「報效」朝廷。
而秦始皇嬴政也投桃報李：「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即享受封君的待遇，與其他文武一樣按時入朝退朝，可以視為資本家憑藉財富而進入權利中央。
第二位—巴郡的寡婦清，由於祖上壟斷了一處硃砂礦，家產因此多到不計其數。清不僅能守住先人的家業，而且還能依靠著財富保護自己，終身守寡而未被人侵犯。因此，秦始皇把她視為貞婦、以禮相待，甚至還親自下令為她修築了「女懷清臺」（跟後世的牌坊一個意思）。
由此可見，與我們想像中不同的是，在春秋戰國乃至秦朝時期，中原王朝並不抑商，甚至將商業、商人視為社會經濟、政治構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無論任何統治者在位，首要的任務有二：對內，使國家富裕，百姓的生活、勞作得到基本保障，以穩定統治；對外，在春秋戰國時期要戰勝外敵，攻城略地，統一天下後，要北徵匈奴、南平百越，這都需要大量的財富作為支撐。無論任何時代，商業並不是洪水猛獸，關鍵在於怎麼管理。
參考資料：《史記·貨殖列傳》《商君書》《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