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對峙爭勝，徵伐兼併不斷，出納質子成為這一時期相當獨特的社會現象，是諸侯國之間處理相互關係的重要手段，也是強國對弱國實現有效控制的特殊方式。「質子」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戰爭的破壞性。
交質以調和雙方關係為出發點，以互信互惠為保障，以諸侯國國君的至親或重臣為媒介，以實現弱國對強國的臣服為目標。弱國為了保全自己，以「太子」為質獲取強國政治「援助」的現象大量出現，交質遂成為這一時期維持社會整體均勢的重要政治活動。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交質現象
（一）互遣質子
最早出現的交質活動發生在東周王室和鄭國之間。周王室遭逢巨變不得不依靠鄭、晉等諸侯國的輔弼，鄭武公和鄭莊公因有功於周室，相繼成為平王的卿士，權勢日隆。鑑於鄭莊公的強勢，周王「貳於虢」，想通過任命虢成為卿士來制衡鄭莊公的權勢。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周鄭交質的出現，是春秋時代的重大事件，周王室的權威衰落在這一事件中暴露無遺。周王室希望通過交質的方式來緩和本已緊張的周鄭局勢，通過交質的方式來重新確認周鄭之間的君臣關係，以此保證鄭國對周的輔弼，對新君的支持。
然而，新即位的桓王沒有繼續隱忍，「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將政事交予了號公，周鄭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了。之後，周王率領陳、蔡、虢、衛諸國伐鄭，「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從此周王室更加衰落。
因此，在存在重大利益關係的政治鬥爭中，通過交質的方式來穩固或確認君臣關係都是不現實的。不論是鬆散的臣屬關係還是明確的君臣關係，在利害關係面前都會經不起考驗而使彼此的關係趨於崩壞，周鄭交惡，說明以毫無信任基礎的交質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關係是不穩固的。
（二）單方出質
春秋時期齊、晉、秦、楚四國佔據著整個春秋時代政治活動的中心，在中原交互稱霸。春秋時期發生的遣質現象多和他們的爭霸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納質是在列國爭霸的過程中確認相互間的臣屬關係的重要手段和嘗試。
弱國單方面向強國派送人質的現象非常集中，在春秋時期發生過的20餘次遣質活動中，一方單方面向另一方出質的現象多達18次，入質方基本集中在齊、晉、秦、楚和越國，其中又以楚國最多，就出質的原因而言，又以戰敗求和為主。
（三）戰國時期的質子
與春秋時期諸侯國單方面向強國出質為主不同，戰國時期的交質活動多為諸侯國之間互遣質子，且質子數量更多，交質活動更頻繁。列國之間的互遣質子是交叉進行的，並沒有嚴格的出質國與入質國的對應關係，大多時候某國在接受一國入質時，可能同時向其他諸侯國亦有出質。
終戰國之世，七國之間的交質大約30例。其中，列國入質於秦的共10例，而秦出質於列國的7例，其它13例則為東方六國之間的交質。秦與六國交質獨多，佔全數二分之一以上，表明秦國已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較為強大的。
三、交質反映出的春秋向戰國的轉變
（一）質子所反映出的信義問題
周鄭交質之後，君子感嘆道「信不由衷，其質無益」，交質以無信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確實很不合邏輯。但是在春秋時期，周天子的權威尚存，由西周時期發展起來的禮樂制度還繼續存在，社會觀念中仍保持著「重禮義」的傳統。交質事實上重構了諸侯國之間的信任和臣屬關係，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信義的重建。而「信義」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對作為社會規範和行為準則的「禮」的堅持和遵守方面。
戰國以後，信義的觀念已經十分淡薄了，諸侯之間的徵戰以滅國拓疆為根本目的。質子出現之初所內涵的信義問題完全不見了蹤影，有的只是現實的功利。交質成為國家間邦交的重要手段，質子則成為權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籌碼。交質和盟誓也幾乎沒有了關係，交質的目的表現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二）從盟誓到交質
隨著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漸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時代遂變成「相與逐利而棄信」的局勢。宗法「尊尊親親」的精神紐帶逐漸瓦解，作為社會規範的"禮」的約束力降低，無法規範各諸侯國之間的關係，諸侯國彼此展開爭鬥，進入了爭霸的時代。
隨著列國爭霸戰爭的開始，齊桓公、晉文公等相繼稱霸中原，他們在尊王攘夷的號召下主持會盟，以「信義」為基礎結成聯盟，小國履行參會朝聘的義務，大國則以其強大的國力保護弱國徵討不義。盟誓在齊桓公稱霸的時代仍是諸侯實現互信的重要方式，這一時期也鮮見列國交質的現象。而到了晉國與楚稱霸的時代，盟誓已經不足以保證彼此間的信任，交質作為盟誓的補充便開始大量出現了。
綜觀整個春秋時期。自周鄭交質始的遣質活動無不與霸主爭霸有著密切關係，交質也成為這一時期對盟誓無法約束的背信棄義行為的有效控制，因為質子與會盟國有著親近的血緣關係，由此而產生的政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期的。
進入戰國以後，諸侯國之間雖有「無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實的約束作用的盟誓寥寥無幾，盟誓和交質也漸行漸遠。戰國時期會盟比較少，與春秋時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質行為更是大多屈從於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