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因，使我們不能輕易下此賭注，任憑自然環境消失。純粹就辯論而言，我們姑且假設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合成新生物，也可以用人工方式重建穩定的生態系統。然而，就算有這種渺茫的可能性，我們就應該一意孤行追求短期利益，任憑原來的生物和生態系統消失嗎？
就此把地球的生物歷史一筆勾銷嗎？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順便把圖書館和美術館燒掉，把樂器劈作木料，把樂譜搗成紙漿，把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歌德（Johann W. von Goethe）以及甲殼蟲樂隊（Beatles）127的作品也都銷毀，因為所有的這些，或至少是極接近的替代產物，統統都有可能重新創造。
這個議題，就像所有重大議題一樣，是一個道德議題。科學和技術是決定我們能夠做的，道德是決定我們應該或是不應該做的。道德決定源自倫理，此種倫理是行為上的準則，而這些行為將能支持某個取決於其目的之價值觀。至於目的，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全球共同的，不論是由意識所激發，還是銘刻在神聖經文中，表達的都是我們對自己及人類社會所抱持的形象。簡單地說，倫理的進化是經由不連續的步驟，從自我形象，到目的，到價值觀，到倫理戒律，再到道德詮釋。
所謂環境保護倫理，就是要將非人類世界中最美好的部分傳遞給將來的子孫。了解這個世界，你會對它產生一份擁有的感覺。深入了解它，你則會愛它和尊敬它。
所有生物，從美國禿鷲、蘇門答臘犀牛、平螺旋三齒陸蝸牛（flat-spired three-toothed land snail）、光馬先蒿（furbish lousewort），一直到還在我們身邊的數千萬種甚至更多的生物，都是偉大的作品。是天擇這位工匠，通過突變以及基因重組，歷經漫長年代與無數步驟，將它們組裝起來的。
我們若仔細觀察，每一種生物都能提供無數的知識與美感享受，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圖書館。從花旗松到人類，真核生物的基因數量差不多有數萬個。構成基因的鹼基對（換句話說，也就是蘊藏遺傳信息的字母），其數量依物種而不同，從10億到100億個不等。就拿一種最普通的動物老鼠來說，一粒細胞內的DNA如果一個個頭尾相接，而且寬度變得像包裝繩那般粗，將能延伸900公裡長，其中每米約有4000個鹼基對。如果純以細胞的基因數量來論，一隻老鼠體內的所有細胞的基因數量，相當於大英百科全書自1768年發行以來的所有版本的總和。
常常出現在我們腳邊、我們不屑一顧的一隻昆蟲或一株雜草，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體。它有自己的名字，有長達百萬年的歷史，在世界上也自有一席之地。它的基因使得它在生態系統中，能適應某個特定的生態區位。經由仔細觀察生物所證實的倫理價值顯示，我們周邊的生命形式都太久遠、太複雜、基本上也太有用了，不宜輕言放棄。
共同的進化歷史
生物學家還指出另一個在倫理上很有說服力的價值觀：生物在遺傳上的統一性（genetic unity）。所有的生物都來自相同的遠古始祖。經由解讀遺傳密碼（genetic code）發現，生物的共同祖先很類似現代的細菌和古生菌，是一種單細胞生物，具有目前已知最簡單的解剖構造和分子組成。由於源自35億年前的單一始祖，現代生物全都擁有某些基本的分子特性。這些生物的組織均由細胞構成，而負責管制細胞內外物質交換的，則是一層脂質的薄膜，叫作細胞膜。細胞產生能量的分子機制皆大同小異。遺傳信息也都儲藏在DNA裡，然後轉錄給RNA，之後再轉譯成蛋白質。
未了，由大量的大體相仿的蛋白質催化劑，也就是所謂的酶，來加速催生所有的生命程序。
另一個同樣令人感觸強烈的價值觀，在於人類喜愛從事管理工作，而這似乎源自人類社會行為中一種被遺傳定型了的情緒。既然所有生物都起源於共同的祖先，我們也可以說，自人類誕生後，我們就必須把生物圈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如果其他生物是身體，我們人類就是大腦。也因此，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在自然界的角色是負責思考生命的創造，並進一步保護這個生機盎然的星球。
認知科學家在研究心智的本質時，對它的定義不只是提供大腦運作這樣的物質實體，更特別的是具備了大量的情節。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也不論是基於現實，還是基於純粹想像，這些自由湧現的情節全都以同樣的機制攪拌在一起。現在的心智建構在如雪崩般湧入大腦的眾多感官信息上。大腦飛快地工作，先將所有的記憶召集掃描一遍，然後再把紊亂的信息理出個頭緒。其中只有少數信息，會被選進更高層次的處理機制。在那兒，細小的片斷通過象徵性的圖像來登入，而後轉化成行為的核心，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意識。
在意識建立的過程中，過去的信息被再次處理並重新儲存。在這個重複循環過程中，大腦只記得不斷減少的前意識狀態的一小部分意識碎片。經過漫長的一生，由於不斷編輯和補充，真實事件的細節逐漸扭曲。隔了許多世代後，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便轉化成歷史，或最終成為傳奇與神話。
每種文化都有自己創造出來的神話，主要功能在於把創造該神話的種族，擺進宇宙中心的位置，然後再將歷史描述成一則高貴的史詩。科學所展露的最動人的史詩，莫過於人類以及所有祖先生物的遺傳歷史。只要追溯得足夠久遠，往前推30多億年，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像這樣的遺傳統一性，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歷史，而且其正確性也日益獲得遺傳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後者專責重建進化的譜系）的驗證。如果全體人類必須有一則創造神話（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當口，感覺上更需要如此），那麼再也沒有比進化歷史更完整一致的了。這是另一個偏向管理自然世界的價值觀。
總而言之，把我們和生物環境相系的眾多價值中，有一項是對遺傳統一性、血緣關係以及久遠歷史的感知。對於我們以及我們這個物種而言，它們相當於生存機制。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人類一種不朽的投資。
其他生物是否因此而具有不可剝奪的生存權利呢？人們的反應可能有三種，分別源自不同的利他主義。第一種是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除非影響到人類，否則都不必在意。第二種是感情中心論（pathocentrism），與生俱來的權利，也必須延伸到黑猩猩、狗和其他我們能感受同理心的高等動物身上。第三種則是生物中心論（biocentrism），所有生物最起碼都擁有與生俱來的生存權利。這三種觀點並非像乍看之下那麼不同。在現實生活中，它們常常是一致的，但是一到生死存亡的關頭，優先排序就會變成：人類第一，其次是高等動物，然後才是其他所有生物。
生物中心論的觀點，藉由公益團體所推廣的類似宗教活動的運動，例如「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131和「進化史詩」（the Epic of Evolution），在全球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哲學家羅爾斯頓三世（HolmesRolstonⅢ）曾經講過一則故事，很能比喻這股趨勢。多年來，落基山一處營地的登山道邊，有一塊標語寫著：「請把野花留給別人欣賞。」等到木牌腐朽破爛後，換上的新標語變成：「請放野花一條生路吧！」
親生命性
去愛非人類的生物，其實並不太困難，只要多了解它們就不難辦到。這種能力，甚至是這種傾向，可能都是人類的本能之一。這種現象被稱為「親生命性」（biophilia），是一種與生俱來、特別關注生命以及類似的生命形式的傾向，有時甚至會想與它們進行情感上的交流。人類能夠很敏銳地分辨出生命與無生命。我們認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樣的。未知的生物，不論生活在深海、原始林，還是遙遠的深山中，都會令我們覺得興奮。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總是吸引著我們。恐龍更是人們心目中生物多樣性消失的象徵。在美國，參觀動物園的人數要超過職業運動比賽的觀眾。而在華盛頓的國家動物園，最受歡迎的是昆蟲館，因為這兒展示的物種最新奇，樣式也最多。
親生命性也會明顯地表現在對居所的選擇上。創立不久的環境心理學領域，過去30年來所做的研究持續得到同一個結論：人們比較喜歡住在自然環境中，尤其是稀樹草原或公園般的地方。人們喜歡擁有遼闊的視野，眺望一大片平坦的草原，而草原上最好能點綴一些樹木或灌叢。他們還希望靠近水邊，不管是海邊、湖邊、河邊，還是溪邊。人們喜歡把家安在較高的地勢上，然後便可以安全地環顧稀樹草原及水域環境。這樣的居住條件幾乎壓倒性地勝過沒有樹木或植物極為稀少的城市住宅。頗高比例的人不喜歡樹林景色，因為會遮住視野，而且植物生長雜亂，地面通行不易。簡單地說，就是不喜歡密集小樹和濃密灌叢組成的林地。他們希望有地勢、有視野，好讓視野更寬廣。
人們喜歡從半封閉、安全的住宅中，往外眺望心目中理想的景色。如果能自由選擇，他們選擇的居家環境總是兩者兼顧，一方面是安全的避難所，另一方面則視野遼闊，以便向外發展和覓食。不同性別的人，選擇可能稍有差異：至少在西方風景畫家中是如此，女性畫家強調安全的居所，前景通常不大，但是男性畫家則強調開闊的前景。此外，女畫家似乎也比較喜歡把人物的位置，安排在居所內或附近，反觀男畫家，常常把人物安排到一望無際的空間中。
關於人類的理想住所，景觀建築師和房地產商有著直覺的了解。因此，符合上述條件的住宅即使不具備實用價值，也可以賣得頗高價格，如果地點再方便些，例如靠近大城市，價格可就更高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富有的朋友談起人類理想居所的原則，當時我們正從他位於紐約市中央公園旁的頂層豪華公寓，俯瞰公園中遼闊的森林和湖泊。同時，我還注意到，他的陽臺上也安置了一堆盆栽。我覺得他真是一個最佳的實驗對象。我常常想，如果想弄清楚人類的本性，從富有的人觀察起準沒錯，因為他們享有的選擇範圍最寬廣，而且在能夠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他們通常也很願意順應情感上或美學上的選擇傾向。
目前還沒有找到直接證據，能顯示人類選擇居所的喜好與遺傳基因有關，但是這個現象同時展現在許多不同的文化中，包括北美、歐洲、韓國以及奈及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