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頭術、頭移植、異體頭身重建術，這三個在科幻小說、懸疑故事中偶爾蹦出來的詞彙，卻因科研人員在人類遺體上完成頭移植手術外科模型的消息被再次聚焦，一片驚嘆聲、質疑聲中，新華網一行走進了哈爾濱醫科大學骨科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任曉平教授的實驗室，面對面聽他獨家披露活體實驗的最新進展，在人類頭移植手術外科模型上取得的突破以及他對頭移植未來走向的判斷。
精彩觀點
今天你們在實驗室看到的就是小鼠和大鼠脊髓損傷（實驗），是我們模擬臨床脊髓損傷的情況，用一個鋒利的刀在後背把脊髓完全切斷，這個動物就截癱了，不會動彈了，然後給它用一種化學試劑－聚乙二醇，在短時間內進行創面融合，脊髓神經幾周後開始逐漸恢復功能。這份成果是在去年取得的，已經發表在美國著名的醫學平臺上。
做過小鼠實驗，我們開始做大鼠實驗，共做了幾十例，做的不是頭（離斷），而是頭以下的脊髓部分，大概存活率90%以上。做完手術要長期觀察它功能的恢復情況，有一部分動物可能因為併發症，在功能恢復之前就死掉了。目前大鼠最長的存活時間是一個月。這項成果今年中旬發表在一個神經科學治療醫學雜誌上，現在我們又把這一部分成果往深去做。
在實驗成功的基礎上，我們又開始大動物模式，做了20例左右的狗實驗，狗的存活率相對來講更好，因為狗比較容易護理。狗的存活率在90%以上，最長的存活時間一年。這個模型今年早些時候也取得非常好的成果，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國外同行的極大關注。
實驗過程中難題不斷產生，隨著實驗的進展找出相應的辦法。比如說，我們做的是脊髓神經損傷模型，這是病發率、死亡率、傷殘率極高的醫學難題，做這樣的模型護理起來工作量特別大，實驗動物可能會截癱，還可能由於運動功能沒恢復長時間癱瘓，出現尿路感染、關節僵硬、肌肉萎縮等一系列問題，一切都是團隊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現在我們的團隊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都不再出現這樣的併發症了。
其實頭移植是我們研究的最後一個目標，但是達到這個目標之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很多科學問題、技術問題都需要完善。近些年取得了很多重大的進展，可以說距離未來的臨床上最後實現頭移植又往前跨了一步，至於什麼時間實現，需要下一步工作的進展。
我也看到了從上周末開始報導我們團隊在遺體上進行了成功的頭移植手術，其實這是從外文轉到國內的報導，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一些報導不是很貼切。確切地說，這個實驗是在去年11月底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實驗室完成的，是我帶領團隊及醫生獨立完成，我是主刀者，我們用兩例新鮮的男性遺體完成的不是頭移植手術，而是做人類頭移植手術的外科模型。
我們要求這兩具遺體從性別上、形態上、膚色上要儘量接近，這次實驗是為了設計一個非常完美的外科手術方法：就是頭移植怎麼去完成，詳細的手術步驟是怎麼做的，每個組織如何進行解剖、切取、移植、連接、修復，這樣才能保證術後這個功能最大的恢復，也就是說在醫學史上還沒有過的頭移植外科手術方案。我們的團隊第一次提出來頭移植外科治療方案，治療方法這一部分已經總結成文章發表在美國的《神經外科雜誌》上，文中詳細地記錄了我們用兩具遺體記錄建立頭移植模型過程中的手術步驟和手術方法。
它的意義非常重大。都說頭移植是人類遙遠的夢想，開始是科幻小說，在現代實驗室裡是西方最早開始探查，100多年前在美國芝加哥的一個實驗室裡進行了實驗，後來就是蘇聯以及很多國家在做，哈爾濱醫科大學趙世傑教授在中國做了第一例狗頭移植。這些寶貴的經驗都對今天我們的團隊進一步深入研究這個課題、向臨床轉換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經驗和科學指導，所以我們現在繼續沿著這條路把這個課題背後的科學問題、技術問題更加有效地去解決。
我們在實驗室最早的時候都是做動物實驗，動物實驗離活體肯定遠。那麼人體做遺體和活體又很遠，這也是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一步一步地來，真正做起來一定有大量的實驗需要跟進，有足夠的科學數據支持，才能進行到下一步。
這個手術不是一般的手術，有些圖片不能披露。為什麼呢？要考慮社會的承受度，因為我們研究的這個東西，特別是這個手術，它不是所有常人能接受的，我發表文章沒有用實際的圖，（儘管）所有的數據、影像、圖片都有，我在雜誌發表的文章插圖是畫家畫的手術示意圖，因為我們這是科學工作不是拍恐怖片。
隨著頭移植這兩年成為社會熱點話題之後，出現了一個俄羅斯的志願者。我在兩年前參加美國的一個學術會上，遇見了卡納維羅的同時也遇見了這位志願者。他是卡納維羅選中的，我們現在還沒有進行臨床的手術的考慮，志願者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還不急。
找我的志願者很多，總有電話打進來，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頭移植是適應目前臨床上治癒不了的頭腦健康而身體已經不行了的患者，這樣的患者非常多，等我們有一天在這些科學和技術問題都解決之後，我們會從這些患者中選出一個志願者，但我認為現在還為時過早。
我們要換頭，一是要拯救生命，二是要追求好的生活質量。這就要要求患者術後能維持日常生活的基本功能——站立和行走，因此，脊髓的修復問題對於術後的恢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於頭移植能不能在臨床順利開展起到決定的作用。
自從頭移植成為焦點話題之後，關於倫理方面的問題一直是大家主要談論和探討的對象。在西方有很多倫理學雜誌，其中最權威的是《美國倫理生物學雜誌》。這個雜誌的主編提出的想法是頭移植這麼大的一個國際問題，已經不是單純一個國家的問題，所以在雜誌上做了一期公開的辯論，面向全世界邀請這個領域的專家。我作為主辯方，也代表我們的團隊，把我們關於頭移植倫理問題的見解在雜誌上發表，在文章中我們談到了倫理學的價值、科學的觀念。我個人認為倫理學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是生命生存的問題，倫理學問題背後也必然涉及到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醫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實踐科學，永遠追求最大的完美，但又永遠不會達到最完美的狀態。像心臟移植和腎臟移植都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臨床探索，可是相對應的五年成活率、十年存活率都不是很高的，這說明是不完美的，可是卻具有重大意義，給予很多病人以生命的希望，大家還在不斷努力，讓其趨近於完美。頭移植也是一樣，我們還沒有做，做了以後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
就以前人類醫學史上的各類經典的挑戰性的手術來說，比如器官移植這方面，第一個腎臟移植手術，是1953年在美國完成的，當時也是面對著學術界以及社會上各方面的反對和不理解，大家認為不應該做或是覺得為時過早，認為人的死亡是正常的自然過程，人本身是不能干預的，但是莫雷醫生還是義無反顧地和他的團隊把手術完成了。從現在反觀當時的那段歷史，莫雷醫生的手術對於人類醫學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沒有他的堅持就沒有移植學至今為止這麼快速的發展。再比如1967年同樣在西方完成的人類史上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同樣也面臨當時的諸多不理解與不支持。
頭移植相比之下具有更大的挑戰性和複雜性，是人類醫學史外科領域中最獨特也最具挑戰的，對於倫理這方面是肯定逃不過的，要面對倫理學的爭論再爭論，業界一直存在著相反兩方面的意見。
卡納維羅是我非常好的合作夥伴，他是西方人，是義大利人。義大利的民族特點、文化、背景和我們中國都不一樣，人和人之間的性格也都是不一樣的，由於我們是合作關係，所以我們實驗的每一步進展他都知道，他的進展我也都知道，我們經常會聯合發表一些文章，取得了進展之後都非常地高興，因為我們都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重大的科研成果在見刊之前，就過早地向媒體透露，我認為是性格的問題，我喜歡把我的科研成果在權威期刊上按照正常的流程發表，讓同行們去評價，對今後的科學領域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有一個參考，這是我研究科學的目的和意義。
我是一個外科醫生，在臨床工作已經30多年了。別說做這樣一個手術，就是做平常的手術或是稍微複雜一些的手術，我們都考慮得非常多，我們做手術會在法規制度之下，對病人做充分的評估，然後再做手術。還是那句話，醫生這個職業是個風險職業，醫生不是神仙，每個手術都有它的風險性。如果讓醫生做每一個手術都能百分之百成功，那醫生就都辭職不做了。
頭移植這個問題，它沒有時間表，沒有具體在哪裡做。這樣的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對於每一個外科醫生來說都喜歡，都想去做，但其背後的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這個問題的答案時限還是有距離的。但是，今天我可以說我們向前大大地邁進了一步，我們對一些最棘手、最挑戰的中樞神經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當然在臨床轉換過渡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是一個學者，我的目標和任務是把這個大工程背後的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做好、做完美，至於社會上的爭議，我想是必然會出現的。我希望這種爭議是一種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只有大家都是建設性的，這項工作才能快速向前推進。
我們剛剛在美國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一個有關倫理學的公開辯論，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形式，有爭議拿到檯面上來辯論。
我們現在處於新的時代，我個人覺得是要與時俱進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倫理標準，而且和一個國家對應的民族、文化、歷史都有關係，有的時候可能不能完全對接，有一部分能對接，有一部分要相互合作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