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駭人聽聞的換頭術引發了巨大爭議，美國《大西洋月刊》撰文敘述了頭部移植手術的來龍去脈，本文採訪了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任曉平和塞爾吉奧·卡納韋羅等人、願意接受手術的患者瓦列裡?斯皮裡多諾以及業界的相關人士，並整理了諸多資料，以客觀的立場敘述了白鼠和猴子換頭手術的過程和進展、換頭術的理論基礎和爭議焦點、任曉平的生平、斯皮裡多諾的病況、職業以及願意接受手術的心理歷程，詳細描述了未來人頭移植手術的實施步驟，還揭秘了任曉平及其義大利合作者卡納韋羅之間的分歧，並追溯到首例心臟移植和腎臟移植手術的不堪過往。以下為文章內容：
▲實驗中的老鼠如同白色的微型拉撒路（聖經中滿身生瘡、歷盡苦難的乞丐，死後進入天堂），癱瘓後得以再次行走。
幾天以來，實驗用的小白鼠一直趴在手術臺上。兩名中國研究生通過顯微鏡對小鼠的脊髓進行手術。他們先是用極小的剪刀剪開小鼠的脊椎外殼，露出其中閃閃發光的脊髓組織。他看起來像碼放整齊、紅線穿插其中的白色矩形。兩名學生剪斷紅線，那是一根動脈血管，並將其結紮起來。隨後，一名學生用價值1000美元的超薄金剛石刀片切斷了小鼠的脊髓，這樣小鼠的後腿便失去了作用。
這時另外一名學生向小鼠的脊髓傷口上澆上了琥珀色液體，這種液體中包含了名為聚乙二醇的化合物。如同兩名學生開始縫合小鼠的傷口一樣，聚乙二醇也開始將神經細胞重新整合到一起。
兩天後，小鼠開始能夠行走，雖然後腿依舊是步履蹣跚。但相比於對照組沒有應用聚乙二醇的小鼠來講，它是幸運的，至少還能夠活動自如。
如果聚乙二醇能夠證實在人類神經中同樣有效，這將是一個近乎奇蹟的治療方法：儘管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人類已經在相關研究上花費了數百外美元，但依舊無法修復受損脊髓。而來自中國哈爾濱的外科醫生任曉平因為相關研究已經聞名遐邇。
當然，修復脊髓僅僅是一個更為超前、更為大膽的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由任曉平和一名義大利外科醫生主持，從任曉平實驗室上張貼的照片可以窺之一二。如果實驗室手術臺上的老鼠順勢抬起頭，它可以看到三幅看似不相關的照片。第一張照片是黑白兩隻老鼠，其中白色老鼠有著黑色腦袋而黑色老鼠則長著白色腦袋；第二張照片是一隻脖子四周被縫了一圈的猴子，像是戴了一條項鍊；而第三張照片則是一位癱坐在輪椅上的瘦小俄羅斯男子。
三張照片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的頭。兩隻黑白老鼠看似經過了圖片編輯工具Photoshop的處理，但事實上是任曉平的手術團隊對兩隻老鼠實施了換頭術，將每隻老鼠的頭嫁接到另一隻老鼠的身體上。關於猴子的照片是任曉平的實驗團隊在今年一月份對猴子進行換頭後拍攝的。現在，任曉平準備對人類實施有史以來第一次換頭術，而坐在輪椅中的俄羅斯男子正是這次手術的主角。
任曉平的辦公室坐落在中國東北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8號樓，這裡並不是一個寧靜的研究之地。來自黑龍江各地的農民分沓而至尋求治療，他們隨意躺在蓆子上，在走廊上吸菸，在水池裡洗衣服再用散熱器吹乾。上午8點，幾十名患者乘坐電梯魚貫而入。
在一片喧囂和混亂中，出現的任曉平顯得非常安靜，甚至看上去有些膽怯。但其手術起來卻非常認真，不見絲毫膽怯。任曉平出生於1961年的中國，直到30歲後來到美國。1999年，任曉平所在的手術團隊曾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手移植手術。在手術的準備階段，任曉平用豬不斷進行聯繫，反覆交換不同動物的前肢。任曉平於2012年重返國內，至今依舊保存著古銅色的豬耳朵獎盃，碑文上寫著，「沒有你我們做不到。」
在任曉平的職業生涯中，其對頭部移植手術的研究是一個長期的，傳承的過程。早在1908年，美國密蘇裡州聖路易斯市一名外科醫生就通過手術移植創造了世界上第一頭雙頭狗，其將一隻狗的頭嫁接到另一隻狗的脖子上；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以及中國的外科醫生合作完成了狗頭移植的手術，最終這隻狗成功存活了29天。據悉，這次手術恰巧就是在任曉平所在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進行的，圖書館裡還保存有當年的文獻資料。
▲圖2:1959年蘇聯外科醫生將一隻狗的頭以及前肢移植到另一隻狗身上，被移植的狗活了23天，而受體活了29天
20世紀70年代，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一位名為羅伯特?懷特（Robert White）的外科醫生主持手術將幾隻獼猴的頭進行了互換。當第一隻獼猴醒來時，還企圖去咬工作人員手指，這讓所有研究人員歡呼雀躍。懷特並沒有重新連接獼猴的脊髓神經，所以對於實驗中的獼猴是否能夠行走或移動尚不得知。但是，這些經過移植頭顱的獼猴會進食，會用眼睛跟蹤移動物體，而且其腦電波顯示正常。
懷特是一個科學怪人，甚至在手術中還會叼著菸斗。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懷特在電視上的脫口秀節目中偶有現身，並試圖招募能夠參與換頭術的志願者。20世紀90年代，他甚至還前往了烏克蘭基輔，與當地對換頭術有興趣的醫生相見，但是一無所獲，沒有任何進展。在接受採訪時懷特曾抱怨，「我們依舊在40年前止步不前。」他指出，目前人類對於神經萎縮、肌肉萎縮、偏癱以及其他全身功能性障礙的治療毫無辦法。「如果我們現在不著手進行這項工作，那麼再過20年、100年甚至於200年，我們還是會在原地踏步。」
懷特的烏克蘭之行並非毫無用處，至少他讓瓦列裡?斯皮裡多諾（Valery Spiridonov）對獲取健康生命重新燃起希望。後者正是任曉平實驗室照片中的俄羅斯人。斯皮裡多諾現年31歲，患有一種被稱為「沃尼克-霍夫曼症」的脊髓肌肉萎縮疾病。這種遺傳性疾病會不斷殺死大腦中的運動神經元細胞。自從出生以來，斯皮裡多諾沒有關於行走的記憶，他的活動僅限於進食、打字，通過操縱杆控制輪椅轉向，僅此而已。他永遠保持著右腿交叉過左腿的奇怪坐姿，整個頸部以下的身體看起來就像是吹癟的氣球。他的疾病是致命的，沒有人知道他還剩下多長時間。據醫生稱，他早就該離世了。
▲圖3:任曉平實驗室中所展示的小鼠以及人類頭部移植計劃
斯皮裡多諾是一位技術極客，在莫斯科以東的弗拉基米爾市經營一家教育軟體開發公司。其對外骨骼等人體增強設備格外感興趣。在二月份的一次遠程採訪中，他特別提及了一個朋友因傷致殘後，裝上了機器人假肢。斯皮裡多諾指出，「他的情況向我們展示了技術如何讓生活變得更好。」
斯皮裡多諾也將自身康復的希望寄托在技術進步上，特別是在電視上看到懷特後，寄希望通過這種手術擺脫疾病痛苦。他回憶稱，「切除自身所有的患病部位，僅僅保留頭部。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其他能夠治癒自己的方法。」
該手術預計將花費1000萬至1億美元，成本取決於在何處手術。此外該手術預估需要多達80名外科醫生。任曉平的義大利合作夥伴曾表示，該手術最早或將在明年發生。毫無疑問，很多科學家和倫理學家都對該項目進行了猛烈抨擊，甚至指責項目參與人員是一群發展垃圾學科、提高虛假威望的烏合之眾。一位評論家甚至認為，如果病人在手術過程中死亡，那麼相應的外科醫生都應當被控謀殺。
但是不少研究人員也承認，該項目的實施也有一個科學基礎。過去幾十年是移植醫學的黃金時代。新的外科技術能夠連接更為脆弱複雜的人體結構，而功能強大的新藥也可以有效消除排斥反應。目前除了心臟、肝臟、腎臟以及肺之外，外科醫生還可進行子宮、聲帶、舌頭、陰莖以及手和臉的移植。特別是手和臉的移植尤其讓人印象深刻，因為它涉及肌肉、皮膚、肌腱、骨骼、軟骨、神經以及血管等人體各種組織的移植。任曉平認為頭部移植將是醫學發展的下一個前沿領域。
目前，移植頭顱對於外科醫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與手指移植有所不同，其脫離人體後組織活性甚至可以保持數天。但對於大腦來說，失血幾分鐘便會對其造成不可逆的損傷。即便在低溫冷卻環境下，大腦機能最多也只能維持一個小時的時間。此外，外科醫生還需要測試是否應用免疫抑制藥物，以防止身體免疫系統攻擊外來組織，目前還沒有證據證實免疫系統不會攻擊大腦。
▲圖4:任曉平在實驗中，準備切斷老鼠的脊髓，並用聚二乙醇進行融合
而最大的障礙是修復脊髓，從而使得病人的大腦能夠控制新的軀體。脊髓之外的神經可以再生，這就是為什麼手或者臉的移植者還可以學習咀嚼食物或是綻放笑容，抑或是讓手指伸展自如。但脊髓內的神經細胞就不具備再生能力，但諸如聚乙二醇等化合物可以將神經細胞進行融合。這種化合物可以溶解神經細胞膜，將不同細胞相互融合，從而在受損的神經細胞之間重新建立連接。這就是實驗室的小鼠如何恢復行走能力。
而現實情況為手術的成功進行也帶來了希望。一位是遭受滑雪事故的德國婦女，而另一位是被刀刺傷的波蘭男子。雖然經過了長時間的康復治療，但二人依舊癱瘓。然而在經歷手術之後，無論是使用了聚乙二醇還是組織移植，兩位患者術後都能夠使用學步車走路。這種手術有力證實了一點，人類在經歷脊髓嚴重損傷之後，在某些情況下能夠再獲行動能力。
義大利都靈神經外科醫生塞爾吉奧?卡納韋羅（Sergio Canavero）也在密切關注相關技術的發展。自從30年前對懷特有所耳聞時，他甚至於想拿自己的頭做實驗。而這些進步也帶給他令人半信半疑的科學構想。2013年，卡納韋羅提出了換頭的構想，毫無疑問招致了普遍的批評。不過，他開始在媒體上宣傳他的構思，並寫信與諸如任曉平之類的志同道合者進行溝通。在電視上出現一天之後，卡納韋羅收到了來自俄羅斯的郵件，瓦列裡?斯皮裡多諾想與他談談。
現在51歲的卡納韋羅有一顆耀眼的光頭和招牌式的咧嘴一笑，講話中不時蹦出一兩句俗語。其經常會使用香蕉或是義大利麵條來解釋脊髓神經的損傷和修復。卡納韋羅認為頭部移植是人類延長壽命的第一步。事實上，他把換頭術稱之為「頭部接合冒險」，或者是向死亡和復活打招呼。
卡納韋羅主要通過媒體推廣其工作，這為大多數科學家所不齒。其批評者形容他是一個遊蕩於博客或技術網站的「妄想騙子」。「他總是口若懸河的略過重大問題「、」他的計劃瘋了「，甚至是」精心策劃的慢性折磨和謀殺「。
▲圖5：批評者認為卡納韋羅的換頭術計劃「瘋狂」且「妄想」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卡納韋羅也是一位業務出眾的神經外科專家，其發表了數十篇關於神經疼痛的科學論文。但在2013年之後，卡納韋羅就致力於研究頭部移植，與韓國外科醫生C-Yoon Kim建立了合作關係，同時也向媒體宣傳其換頭術相關內容。
在卡納韋羅的構想中，換頭術將如同大多數移植手術一樣開始進行。軀體將來自於一位腦死亡的患者，在徵得家人同意之後，外科醫生會將其推入手術室，並在坐姿情況下取下其頭顱。與此同時，第二手術小組將對斯皮裡多諾夫實施麻醉，在其血管中充入華氏50度的低溫液體，以此延長腦組織的存活時間，但也僅僅只有一個小時左右。因此外科醫生需要快速實施手術，以便在最短時間內恢復對大腦的供血。隨後，外科醫生將在斯皮裡多諾夫鎖骨之上，切斷其氣管和食道，同時用顏色標記其被切割的肌肉，以便於隨後與新的軀體進行接合。
最後，外科醫生將使用金剛石刀片快速切斷兩者的脊髓，這樣斯皮裡多諾夫與其軀體的最後連接也被切開了。
接下來是移植環節。此時斯皮裡多諾夫的頭顱將會由定製的起重機吊在手術室中，並通過魔術貼扎帶(Velcro Strap）連接。外科醫生將把兩者的脊髓斷口對齊並縫合，使用聚乙二醇把斯皮裡多諾夫以及捐贈軀體的脊髓細胞融合。外科醫生也將在融合處的附近植入某種電力裝置，原因在於，研究表明，電刺激有利於在被切斷的脊髓之間建立聯繫。
與此同時，另一個醫生團隊正啟動接合頭部和身體的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時間彌足珍貴，向斯皮裡多諾的大腦輸送血液是當務之急。在那之後，醫生將接合脊柱骨、氣管和食道，隨後是連接用顏色標記過的肌肉。一項重要步驟是把攜帶大腦信號的神經與心臟和肺部肌肉連接起來，這樣斯皮裡多諾的新軀體才能呼吸並調節心跳。
手術開始後36小時，獲得新軀體的斯皮裡多諾夫將被推出手術室，並保持豎直的坐姿。起初，機器將幫助他呼吸、讓他的血液流動。他的頭部和脖子被鎖定在頸託中，醫生將使用巴比妥類或其他藥物讓他處在昏迷狀態中。但幾周後，一旦醫生發現他出現運動恢復的跡象，他們就會逐步減少藥量，讓他清醒過來。
手術成功的首個跡象是斯皮裡多諾夫睜開眼睛或動動嘴。但醫生會密切關注其它頸部以下的自主運動，例如，看看他能否彎曲手指或腳趾。醫生們希望觀察到大腦發出的運動信號跨越脊髓經切斷又接合後的巨大障礙以讓新軀體復活的跡象。運動信號是斯皮裡多諾夫的意志在電信生化層面的體現。
任曉平的手術方法與卡納韋羅略有不同，兩人對科學的態度也有所不同。任曉平更為謹慎。雖然他認為卡納韋羅很有才華，但他似乎被卡納韋羅的一些舉動激怒了。
例如，卡納韋羅聲稱該手術的成功機率「高於90%」，並承諾，斯皮裡多諾夫在術後將恢復走路和性行為的能力。任曉平絕不會發表如此明確的言論。當卡納韋羅對外公開猴子頭部移植手術的照片時，任曉平也並沒有感到激動。他並不避諱談及這場手術，他向採訪者展示了實驗室中的猴子頭骨——頭骨是棕色的、略帶粘性，仍與軟骨連接。但他知道，與靈長類動物相關的研究是十分敏感的，卡納韋羅公開的照片引發的又大多是負面的關注，這讓他的生活備受困擾。
對手術的實施進度，他們也產生了分歧。卡納韋羅首次對外公開手術計劃時，聲稱將在2017年後期進行手術，地點很可能定在中國。他希望在聖誕節前後實施手術，因為神的力量或許會支持他。但他最近又承認，他的團隊或許需要更多時間，因為中國政府還未給予批准。但他堅持，兩年內獲得中國或某個其它國家的政府批准後，他們有望成功完成手術。
任曉平負責大塊的實際研究。他拒絕對手術日期做出具體承諾，他表示，在2017年後期做手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每項初步實驗都進展順利後才能夠實施換頭手術。他的團隊仍然需要從數百隻老鼠身上收集數據，對更多體型更大的動物（很可能是狗）展開移植實驗。任曉平也打算在最終測試中使用人類屍體，即交換兩具已經腦死亡的人體的頭。所有這些都需要時間——數月，或者數年。任曉平參與的首次手部移植手術的前期工作歷時兩年，參與該手術的有20名外科醫生，而不是80名。
斯皮裡多諾夫也不希望儘快接受手術。他對科技和卡納韋羅的信念似乎是不可動搖的，但他依舊持審慎的態度，他表示，他並非報名接受一場「昂貴的安樂死」。他說，「只有看到接受手術後的猴子或老鼠能夠移動並存活數月、數年時，我才會接受手術。」
迄今，任曉平的團隊實施動物頭部移植手術僅僅是為了證明相關理論的可行性，他們通常在手術後的一天內就對實驗對象實施安樂死。未來的實驗將延長這些生物的存活時間。更重要的是，神經科學家們不斷地發起質疑。我們以幾個顯而易見的反對意見為例：聚乙二醇能夠融合動物的神經細胞，但沒人知道在人類體內能夠實現重新接合的細胞比例是多少。此外，沒人知道這些細胞在融合後能否正常發揮功能。對於要融合哪些細胞，醫生們沒法控制，因此原本控制雙腿的神經細胞有可能最終和控制胳膊的細胞融合在一起。
對於每項異議，任曉平和卡納韋羅都能夠通過援引某項實驗來證明，未來他們能夠克服這些問題。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人體脊髓中某些細胞未受損的比例僅餘20%，依舊能夠執行基本的運動功能。因此，哪怕聚乙二醇未能融合五分之四的神經細胞，手術仍然有可能成功。而且，人類神經系統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針對胳膊神經受損的人展開的實驗中，醫生把胸部神經轉接肱二頭肌中，患者最終學會了移動手臂。通過練習，大腦或許能夠克服被融合神經纖維的某些不協調現象。
在讀完大量的科研論文後，我們可以想像斯皮裡多諾夫在等待這般機會20年後，是如何艱難地或是迫切地說服自己同意接受這種手術。然而，雖然頭部移植手術中每個步驟都並非完全不可能實現，但每步的實施都相當棘手，而且外科醫生需要在「終極手術」中準確無誤地執行每個步驟，否則就可能導致患者喪生。這就好比奧運會中讓花樣滑冰選手連續完成六個三周半跳躍以及一個後空翻。不論這名選手多麼出色，但觀眾還是會為她捏把汗。
從技術層面來探討換頭術，我們不應該錯過一個關鍵的問題：哪怕這些嘗試者能夠成功完成手術，執行這類手術的必要性何在？
《大西洋月刊》的記者來到哈爾濱的前一周，香港的一名記者發表了一則小報報導，稱任曉平是「中國的科學怪人」。當任曉平接受《大西洋月刊》記者的採訪時，他拿出了這份報導，其中有一些詞語被他用筆標記成黃色。他一個一個地解釋了為什麼不認可這些詞：可怕、遮遮掩掩、令人憎惡、喪生道德良知。他似乎對這篇報導很感興趣，接下來的數天採訪中，他提及這篇報導的次數多達8次。
鑑於社會對該研究的敵對情緒，哪怕只是與之沾上一點關係的相關機構或個人也持有著謹慎的態度。當卡納韋羅和任曉平去年秋天向《外科手術（Surgery）》雜誌提交了有關大腦存儲和脊髓接合的三篇論文時，《外科手術》的聯合編輯麥可?薩爾（Michael Sarr，他是梅奧診所的一名退休外科醫生）採取了讓編委投票這種不常見的做法來決定是否發表這些論文。編委中有三分之一投票表示應拒絕接收這些論文，三分之一願意接收，而剩餘的三分之一持中立立場。《外科手術》最終在今年7月份發表了這些論文，但發表的目的僅限於探討相關技術能否成為外傷性脊髓損傷的潛在治療方案。也就是說，雜誌編輯們不想擔上認可頭部移植的罵名。薩爾表示，「僅僅想像一下所有倫理學家對此的瘋狂爭議就足夠了。」
這並非首例：歷史上幾乎每次器官移植的新嘗試都遭遇過激烈的反對。或許我們會覺得卡納韋羅草率而魯莽，但器官移植領域的開先河者何嘗不是如此？嚴格意義上說，實施了首例人類心臟移植手術的南非醫生克裡斯蒂安?巴納德（Christiaan Barnard）害死了首名器官捐贈者，她是一位腦死亡的女性。他未經她家人的同意就把她的生命維持系統移除，並向她注射了鉀劑導致她被判定為「法定死亡」。而接受心臟移植的患者只活了18天。理察?勞勒（Richard Lawler）雖然成功地實施了首例腎臟移植手術，但他不僅被某些領域的人排斥，還得忍受國家泌尿組織的譴責。最近，臉部和手部移植引發了外科手術界的兩極分化。批評者認為，這種手術喪失了道德良知，因為這類手術無法保證一定能拯救生命，而且接受手術的患者將不得不服用免疫抑制藥物，這將提升患其它疾病的風險。還有些人預言，面部移植手術會對社會帶來不利影響：捐贈者的家人可能會跟蹤接受換臉的患者，買賣美麗面孔的黑市可能會因此興起。但事實證明，面部和手部移植手術具有一定的成功概率，不過仍存在不利的方面。
喬治城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和神經倫理學家詹姆斯?佐丹奴（James Giordano）認為，頭部移植手術不會取得成功，甚至不可能實現實質性的進展。但是他指出，在從倫理道德層面判斷這類手術時，需要考慮歷史背景。他說，「我認為，這類手術很大程度上展現了快速發展的實驗醫學的進展軌跡，有些人說，『這如此前衛，如此怪異。』不，實際上並沒有那麼怪異。或者至少不比心臟、腎臟和臉部移植手術剛問世時那麼怪異。我們只是長久以來並未嚴謹地考慮過頭部移植手術的可行性。」
也許對佐丹奴而言最重要的是，斯皮裡多諾夫沒有其他治療方案可選，並在知情的情況下同意接受手術。不管怎樣，斯皮裡多諾夫了解手術的風險，並且可以在任何時候選擇退出。對於佐丹奴，這一點對判定這類手術的倫理意義很有幫助。
當然，許多倫理學家不同意他的觀點。霍華德大學的哲學教授和生物倫理學家阿斯雅?帕斯卡勒夫（Assya Pascalev）如是說，「僅僅因為有人同意接受傷害，並不意味著給予一名外科醫生傷害個人的權利。我支持奴役制並不意味著你有權剝奪我的自由。」
手術的費用也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單單在美國，每年遭受脊髓損傷的患者就有1.2萬人，但很少有人承擔得起頭部移植的高額費用。而且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自身患處的方法，而不是新的軀體。為什麼不把頭部移植所花費的千百萬美元資金用來研究能夠讓更多人獲益的治療方案？卡納韋羅認為，對頭部移植技術的完善將有助於治療脊髓癱瘓者，但一名批評家把這種做法的飄渺性比喻成還未著陸火星就打造星際飛船。
俄羅斯政府尚未同意支付手術費用，因此斯皮裡多諾夫正在尋求捐款，他通過在網上出售帽子、杯子、T恤和iPhone手機殼來籌集資金。這些商品上印有代表他的臉和新軀體的標誌，其中還畫著結實的肱二頭肌。但銷量一直低迷，斯皮裡多諾夫知道他將無法靠自己籌集到足夠的錢。卡納韋羅希望與美國研究者合作以贏得麥克阿瑟基金的1億美元撥款。此外，他還計劃請求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界的億萬富翁來為手術買單。如果這些方法都行不通，再加上如果中國政府資助這一研究項目，那麼斯皮裡多諾夫將在手術預約隊列中被一名中國患者趕超。任曉平說，大約10名有意接受手術的患者已與他接觸。一名年輕人的器官因腫瘤轉移而千瘡百孔，他乘坐火車從1770公裡以外的地方來自哈爾濱，只是為了敲任曉平的門以了解手術情況，現在他開始討乞以籌備手術費用。
這個手術可能在中國實施，這也引發了一些倫理學家的擔憂。比起西方國家，中國在醫學研究上給予科學家更多的自由。例如，中國對研究克隆技術的限制力度遠遠低於西方國家，例如，中國科學家使用CRISPR對無法存活的人類胚胎進行基因改造的研究遭受了不少批評聲音。不過一些西方科學家對這種自由度表示讚賞。
帕斯卡勒夫指出，如果現在提交申請，頭部移植手術無法在美國或歐洲獲批。她說，理論上來看，若西方國家的科學家（卡納韋羅是歐洲人，任曉平已加入美國國籍）在國外做手術，「要受到西方國家標準和法規上更嚴格的限制。但是，同文化一樣，國外不同國家的監管和執法力度並不相同，因此最終就要靠研究者的良知了。」
如果頭部移植手術成功，這將重新點燃數百年來對精神、大腦和人體之間的關係的爭議。「你」是否單指寄居在大腦中的自己？人格是否取決於你的軀體？
手術也將引發倫理爭議。移植後的軀體會產生卵子或精子，而頭部移植者在手術後生育的孩子與他沒有血緣關係，而是與軀體捐贈者的家人擁有血緣關係。那麼捐贈者家人是否擁有探視權或撫養權？頭部移植者的配偶在與他發生性行為時是否屬於通姦？
最深刻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是，接受移植者在手術後的自我認同感是怎樣的。除了醫療價值，參與實驗的動物對人類感受這方面的研究是幫不上什麼忙的。我們可以監控動物的大腦活動，但獲取的信息仍然有限。動物是否會產生滿足感、困惑感和痛苦？任曉平拒絕對實驗室中的生物展開這方面的猜測。但他向採訪者觀看了一段沒有對外公開的視頻，視頻記錄了接受頭部移植手術的猴子的狀況。採訪者認為，看起來，猴子似乎並沒有在思考，或說已喪失了感覺。當有人用鑷子戳它的眼睛時，它會眨眼。任曉平表示，它還會咬人。但實際上它看起來有些緊張。當採訪者問及手術後猴子活了多久（有報導稱活了20小時）時，任曉平讓視頻停止播放，再次找出上述的香港小報報導。
▲圖6：去年斯皮裡多諾夫在美國馬裡蘭州安納波利斯與卡納韋羅、任曉平等外科醫生會面，此前卡納韋羅向美國神經學與整形外科醫生學會提交了相關的頭部移植計劃
科學家們不得不通過並不完美的替代品來展開對被移植頭部的心理狀態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人的大腦能夠很順利地適應新的物理形態。通過精妙的實驗，神經科學家能夠通過志願者和頭盔攝像頭獲知志願者的親身體驗，並創造讓志願者進入不同體型或性別的身體中的假象。一些實驗甚至能讓人感覺他們擁有三個胳膊或匹諾曹的鼻子。
不過，這類實驗是在實驗室中進行的，而不是現實世界，並且只持續數分鐘的時間。還有證據表明，我們對身體的自我感覺並沒有那麼高的可塑性。許多被截肢者出現被截肢體依然存在的幻覺，亦稱幻肢。一些人失去了牙齒、乳房、子宮、陰莖和結腸後，依舊感覺到這些器官的存在。這表明，人腦對軀體擁有一種定型了的內在感官，這是一種抵制軀體發生劇變的「精神支架」。更令人困擾的是，幻肢常會引發真實的痛苦感受——絞痛、刺痛或難以抑制的灼燒感。如果斯皮裡多諾夫從手術中醒來後，全身都感覺到幻肢所引發的這種痛苦，作為神經疼痛專家的卡納韋羅有信心解決這一問題。
或許最有趣之處在於，新的軀體可能會影響更高層次的大腦功能。不同軀體擁有不同的激素濃度，這會影響性慾、食慾等欲望，進而影響人的個性。一些研究已經把睪丸激素和雌激素水平與攻擊性、衝動行為以及甘冒金融風險的傾向性聯繫起來。還有研究發現，不同人體內種類和含量大不相同的腸道細菌會通過釋放某些化學物質來影響我們的情緒。
回憶也可能會發生改變。如果一名鋼琴家最寶貴的回憶是彈奏蕭邦的曲子，這些都是內顯回憶，其中有一部分是與她的雙手相關聯。如果把她的身體替換成一名會計的身體，那麼這些回憶可能在她手術甦醒後就會盡數消失。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運動員：他們對肌肉記憶的依賴性很大，這種記憶使他們的大腦和身體能夠實現精確的協調合作。替換軀體將破壞這種精確感。研究發現，許多運動員在受傷或癱瘓後感覺自己不再是同一個人。
事實上，我們都親身體驗過諸如此類的感覺消退。想想關於自己的那些深刻回憶，那些強烈的喜悅、羞恥或是恐懼。通常情況下，你能感覺到那些記憶發自內心，像一根刺、一種劇痛或是一波洶湧而來的大浪橫亙在胸間。但進行了頭部移植之後，這些反應都可能不會再存在。根據霍華德州帕斯卡勒夫的說法，「你所習慣的體驗，或許都將不會再發生。」
此外，擁有另外一個人的軀體，想想也會讓人有些毛骨悚然。問問克林特?哈勒姆（Clint Hallam）就會知曉這一切。任曉平在美國工作時的手術團隊雖然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人體斷肢再植的，但世界上第一例手部移植手術發生在法國，而哈勒姆正是這例手術的患者。術前哈勒姆假冒自己是在事故中失去右手的澳大利亞商人，但事實上他是於1984年在紐西蘭監獄服刑期間被圓形鋸奪去了右手。1998年，法國裡昂的外科醫生花費14個小時的時間為其進行了斷肢再植，將一位摩託車手的手移植給了哈勒姆。但這隻來自於屍體的手讓哈勒姆時刻懷揣不安，最終他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劑，而醫生不得不於2001年再花費90分鐘對其進行了截肢。
如今，在手術前幾個月，心理學家就會對手部以及臉部的移植者進行篩查和心理幹預，以避免哈勒姆式的悲劇重演。在術後，治療師也會提供相應的支持。但是，對於頭部移植上沒喲先例，對於患者來說其在康復過程中要時刻面對身份認同問題，而且這種頭部移植手術是不可逆的。
在帕斯卡勒夫看來，頭部移植後的人既不是頭部保留者，也不會是軀體捐贈者，而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個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頭部移植手術並不會保留瓦列裡?斯皮裡多諾夫的全部生命，而是幫助他創建了一個新的生命。當然，這種新的生命形式與其原有生命有著無法分隔的密切關係。但在醫學、心理學、甚至於精神，這種生命都將是全新的存在。帕斯卡指出，「它超越了我們曾經的設想。這裡的『我們』是指我們全人類。」
但斯皮裡多諾夫對於術後心理等風險並不太擔心，以新的身體醒來是不可避免的。但因為他的殘疾，斯皮裡多諾夫將自己的大腦等同於自己的全部人格。「對於我來說，軀體就像一臺機器，只是能夠支持我活下去的東西，」斯皮裡多諾夫表示，「移植手術並不是哲學問題，而僅僅是一種康復機制。」斯皮裡多諾夫似乎認為，獲得一個新軀體等同於獲得一個新輪椅。
儘管如此，媒體的大肆宣傳還是對負面情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手術的不確定性，讓斯皮裡多諾夫也有些疲憊。「我真的感覺很累。這種現狀讓人疲憊不堪，白白耗費了大量的時間。」斯皮裡多諾夫表示。
實事求是講，斯皮裡多諾夫對於其新軀體並無太多幻想，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可以控制新的軀體。他是否會像任曉平試驗中的小白鼠一樣醒來，步履蹣跚？他是否能夠控制自己的力量？他的新軀體是否會更差？
斯皮裡多諾夫有一個夢想：擁有一輛摩託車。他甚至已經選好了款型，一款156馬力的黑色跑車。他想像自己乘風前行，越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山川河流，或是義大利的廣闊海岸。
聽其所述，他的夢想是如此的不顧一切。他也被問及是否對這種手術感到害怕。畢竟，醫生自己也不知道頭部移植手術對於病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可怕？令人振奮？抑或是其他什麼情況？沒有人知道。
但是斯皮裡多諾夫說，他不害怕。「我想快點進行，然後我們就會知道需要面對什麼。」他笑了起來，「先行動，然後再問。」
http://news.zol.com.cn/606/6064875.html news.zol.com.cn true http://news.zol.com.cn/606/6064875.html report 22347 近日來，駭人聽聞的換頭術引發了巨大爭議，美國《大西洋月刊》撰文敘述了頭部移植手術的來龍去脈，本文採訪了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任曉平和塞爾吉奧·卡納韋羅等人、願意接受手術的患者瓦列裡?斯皮裡多諾以及業界的相關人士，並整理了諸多資料，以客觀的立場敘述了白鼠和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