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訊（記者鄭芳芳）10月10日，由北京市社科聯、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主辦，北京市社會學學會和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承辦的「服務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社會學——北京市社會學學會2020年學術前沿論壇」在中國農業大學召開。來自國務院扶貧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的多位社會學學者探討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相關議題。
新時代中國脫貧攻堅路徑的社會學解讀
國務院扶貧辦扶貧發展中心主任黃承偉指出，2020年決勝脫貧攻堅面臨四大歷史任務，一是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二是鞏固脫貧成果，三是做好脫貧攻堅總結工作，四是設計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制度與政策體系。為此，他向社會學和其他學科的學者建議，應就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問題，深入開展貧困基本特徵、中國扶貧理論與特色減貧道路、貧困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共享式鄉村振興等10個理論議題的研究。他指出，在當下階段，中國貧困問題的核心是農村貧困問題，中國發展的短板是農村發展。扶貧最後階段是攻堅戰，不能簡單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邏輯來衡量，是必須要解決的最底層人群最基本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的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從精準扶貧到精準治國方略的治理體系建設問題。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教授指出，只有對產業扶貧形成整體性的概念體系，才能認識產業扶貧、理解產業扶貧、參與產業扶貧、講好產業扶貧。葉敬忠教授從產業扶貧的組織模式與帶貧效果、產業扶貧中的多元主體關係、產業扶貧中貧困戶的參與等方面探討了產業扶貧問題。他認為，廣義的產業扶貧是指通過產業發展產生減貧效果；狹義的產業扶貧是指一種組織和制度安排，是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通過政府對市場和產業組織主體的幹預作用，使產業組織主體和貧困戶之間建立起利益聯結關係，將貧困戶融入到產業化過程和產業鏈的各環節當中。葉敬忠指出，產業扶貧通過一系列組織制度創新豐富了當前的產業組織體系，形成了貧困戶與企業主體之間的多維聯結形式，既鞏固和強化了貧困戶的脫貧增收效果，也為鄉村振興時期產業興旺的組織實施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周飛舟教授認為，扶貧工作最後階段的攻堅克難對象是不能打工掙錢的人，核心是鄉村倫理問題，這與產業發展和內生動力問題都密切相關。對於扶貧產業發展來說，鄉村倫理劇有雙重作用，它既可能成為產業發展的阻礙。例如，農民的工作時間不受制於工廠的工作時間，但也可能成為產業發展推動力；例如，部分地區產業發展很好，勞動力的組織是靠農民自己組織，同時解決監督成本過高的問題。對於內生動力問題來說，鄉村家庭倫理是內生動力的根本，村莊共同體則是維繫這個根本的土壤環境。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文化主體性與脫貧攻堅問題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麻國慶教授指出，黨的十八大之後，在政府支持下，很多邊疆民族地區不僅實現了整村脫貧，也實現了整族脫貧，但是在通過生計方式轉變、人口搬遷、對口幫扶等方式實現脫貧之後，卻面臨民族文化主體性弱化與民族發展的問題。他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多重面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在多元與一體、民族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予以準確把握，而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離不開文化主體性塑造，民族發展則需要調整其自身結構功能以適應新的歷史條件，形成民族社會的自我更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王春光研究員結合其開展的獨龍族脫貧攻堅經驗總結工作談到，目前少數民族脫貧行動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對民族內生發展動力的重塑，以龐大的高強度組織動員實現集體活力重建和主體性再造。
鄉村文化、鄉村治理與美麗鄉村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馮仕政教授指出，當下中國社會轉型與鄉村變遷有多重表徵，城鄉市場大循環打破了鄉村集市自產自銷的內循環，流動導致鄉村人口代謝加快、文化變遷劇烈、禮物流動的鏈條加長或斷裂以及商品化的社會交往導致鄉村合作基礎斷裂等，動搖了鄉村社會的基礎的動搖與更替。但是，鄉村生活依然有其自成一體的邏輯，社會建設必須因勢利導，否則適得其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陳濤教授從北京市大興區的農村社會工作案例出發，提出鄉村振興的實質是重建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鄉村共同體，使之成為有吸引力的美麗家園。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大力發展鄉村的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文化等社會性基礎設施。社會性基礎設施承載的是鄉村的社會文化記憶，是鄉村社會生活與組織模式，也是鄉村社會關係與社會交往。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在於植根鄉土、立足農民需求，要採用政企社合作、新老鄉民共建共管共用的方式，與鄉村社會資本培育和發展同步，以鄉土價值為內核開展鄉村振興工作。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董磊明教授通過對湖北鄉村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案例的分析，分析了社區性治理與技術性治理交織形成的鄉村高效治理體系。他指出，社區性治理是基於鄉村社會某種程度上依然是一個情感與價值共同體，往往藉助鄉村社會內生的權力結構與風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來影響治理對象的行為與情感，有其自身內在的社會結構與地方性規範。技術性治理是國家作為理性的制度化經營組織的外在表現，是運用一套技術化的手段、以標準化與去人格化的成文法規影響治理對象的行為與情感。在新冠疫情防控的過程中，鄉村場域中國家系統性和技術性的防疫力量與鄉村既有的社會網絡互動交融，國家制定的防疫規則又與鄉村風俗情理溝通轉化，從而構建起有效的基層防疫之網。他認為，當前階段的國家治理需要充分挖掘鄉村社會潛在的情感與價值共同體、內在的權力結構與風俗民情等治理資源，使之與標準化的技術治理整合起來，才能實現鄉村的有效治理。
服務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社會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市社會學學會會長張翼指出，任何社會、任何階段都存在貧困問題，新時期我國應設立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兩種扶貧治理思路，並參考國際鄉村發展經驗對農村振興展開既有整體性又體現地方特色與優勢的規劃工作。他建議，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的制度支持，大力發展企業化農業生產，培育職業化的農業經營者和農民、農村人口向外流動的趨勢不可扭轉，但可以通過發展農村教育，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為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基礎，切斷貧困再生產的鏈條，同時推進城鎮化進程和鄉村社會發展。但他同時指出，在我國解決鄉村貧困問題的同時，要警惕中小城市可能因核心產業轉移出現的城市貧困問題。他最後倡議，北京市社會學界必須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研究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邏輯與動力機制，創新社會制度理論，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
本次論壇進一步推進了關於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討論，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提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效果貢獻了專家智慧和學者力量。北京市社科聯、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北京市社會學學會對本次論壇的成果給予了高度肯定，希望年度論壇繼續推動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更好地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光明網2020年10月15日
責任編輯：劉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