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梁文道今天繼續講解楊美惠的《禮物、關係學與國家》，提到文革期間講關係是比較少，文革後才逐漸越來越多，甚至上升成為學問。然後他就抓住這一點，從一個很特別的角度來看中國人講關係，首先他指出我們過去對於關係的很多討論，都太過文化本質主義了。
鳳凰衛視2月5日《開卷八分鐘》，以下為文字實錄：
梁文道：很多人會覺得我們今天中國人喜歡講關係這個事，是個自古以來的傳統，發展出來很多很多別的不同的東西，比如說像我們講的潛規則這些東西，都覺得是個中國文明悠久的傳統，甚至是個陋習，應該要好好的克制它或者改變它。但是這本書我今天再繼續給大家介紹，《禮物、關係學與國家》的作者楊美惠，他告訴我們，根據他做的調查，他發現其實文革後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還是沒辦法搞好什麼叫做關係。
比如說，有人會跑到醫院大聲喊，聽說來這兒看病走後門比較快，請問後門在哪裡？結果弄的大家一堂散笑。然後他就說，很多人都向他指出，文革期間講關係是比較少，文革後才逐漸越來越多，甚至上升成為學問。然後他就抓住這一點，從一個很特別的角度來看中國人講關係，首先他指出我們過去對於關係的很多討論，都太過文化本質主義了。什麼叫文化本質主義？這也是一個我向來特別警惕的東西，就是把今天我們中國人所具有的某些的行事的方法、規則，認識世界的態度，看成是中國自己獨一無二的東西。不止如此，還把他看成是種超越歷史的。從古代三代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亙古不變。
那麼這種看法犯了兩個很大的錯誤，第一個錯誤，他沒有把我們中國社會自己運行的一些規則，我們的世界觀去跟別的地方比較，看看是不是其實別的地方也跟我們差不多。第二他忽略了我們的觀念，或者我們社會生活的事實是會隨歷史變化的。你硬生生的把三代的東西跟今天的東西扯在一塊兒，難道要假裝中間這兩三千年的時間其實是沒變過，什麼事兒都沒發生過嗎？對不對？作為一個人類學家，那麼他當然要突破這兩點，所以在這本書，他對什麼叫關係，楊美惠博士就做了一個很特別的講法。
首先他關注到，其實講關係這個事兒不只是中國特產，前東歐或者蘇聯這些共產主義國家也都有。例如說他就說有學者研究70、80年代的匈牙利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第二社會。什麼叫第二社會呢？他根據非國家規律自行運作，它的話語和活動沒有有意識的形成獨立的自己的公民社會。但是它跟國家是有點距離的。不止如此，他還說到，當時很多的東歐這些國家有所謂的第二經濟，也就是說在國家的市場經濟底下，有很多人用其他的方式，用一種像我們中國人所講的這種關係網絡，去交換各種的利益跟好處，主要是利益交換。那麼這個東西該怎麼來理解呢？也就是說中國的所謂的關係網，有時候會不會也就是我們在東歐、蘇聯這些共產主義國家也都看到的第二經濟，所謂的第二經濟是什麼呢？就是可以作為缺少市場機制之後的局部代用品。它避免了指令經濟、計劃經濟的僵硬，拖延、效率低下和效率平衡，以及不連貫。
但是他接著下來又說出了，但是我們做這種比較使我們認識到，我們今天講的關係，其實在其他的計劃經濟，共產主義國家也都發生過之外，也不能忽略它有自己中國的一個特性，這個中國的特性是什麼呢？就是關係的這種交換利益，其實就是人類學家所常常講的禮物經濟。禮物經濟呢，在很多的民族社會裡都見到，就是大家互相送禮，送回來送回去。我送點禮給你，你又送回給我，我把你兒子安排上學，你讓我女兒不曉得上哪兒工作，這種交換當然能夠交換到實際的好處，但是這個交換本身有時候比你交換回來的好處還重要。這個交換本身，是一種塑造彼此的認同感、關係網，比這個關係得到的實際的經濟利益有時候它們的重要性是不遑多讓的。
然後這裡面就說到一個最有挑戰性的觀點，他說中國人這麼愛搞這種關係，現代中國人。他說實際上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產物，中國人以前也搞關係，但是於今尤烈，為什麼呢？他說這個恰恰是中國在現代化底下的產物，為什麼呢？他認為，他採取了一個哈佛付高義的說法，他說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後，所有這些國家都出現一個現象，就是普遍倫理代替了朋友和親屬的個人倫理，同志要求對社會上所有人一視同仁。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是同志的關係，這個關係要勝過我們跟親戚跟老鄉其他私人的。但是問題是，人對那種私人關係仍然還是需要的。於是，當整個同志的這種公平的、一視同仁的倫理，在社會上面主宰一切的時候，就會出現那種補充公共倫理和資源朋友的個人倫理的缺失，裙帶關係和利用個人關係幫朋友辦事被否定。因為與一個人之間的特殊關係，被認為是妨礙對其他人應盡的義務，同時友誼所要求的信任和互相坦誠，或者有意無意洩漏個人隱私的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係是什麼呢？關係其實就是對這種共產主義倫理的一種反動。也就是說原來我們要求大家做同志，是說一視同仁，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但是這個東西，總會造成某種社會紐帶的缺陷，我們很難把爸爸不當爸爸，只當他是同志。我很難把一個同學不當同學，只當他是同事。那麼因此在這個時候呢，一種人的本能需要就會出現，那麼這種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學的出現他怎麼理解，他說我們可以解釋文革時期關係學的出現和再現，是為了抵抗政治力量帶來的社會秩序的壓力，搞關係的人，在一個自足的圈子裡面，以義務和回報擺脫國家的控制，減少對國家的物質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以來。
也就是說，以前在那個社會裡面，比如說你的一切都是單位給你的，你的生老病死都在單位裡面解決，那麼也就是說，你要完全整個人的生命是要靠組織的，你完全依賴於由上而下的國家組織的權利。但是通過關係，你卻能夠繞開它了，你能夠迴避這個國家權利，你甚至能夠產生一種微型的抵抗。而透過這個抵抗，我們發現這個社會上最有地位的人，有時候沒有關係，他反而還搞不定。
比如說這裡面就有說有一個年輕的女校工解釋說，像我們北京大學的校長，有名有權的人物，但他在某某地方沒有熟人，也因此就不能夠讓他的兒子得到某個廠的工作，該廠管人事的人，沒義務幫他辦這個事，對不對。就算你是北大校長也是一樣，因為你沒有關係，於是國家的這些有級別的幹部，整個組織秩序，就在關係網前面變得脆弱起來了，這真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關於關係的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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