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尋根能否解決現代性危機?

2020-12-03 中國西藏網

  作者:林頤

  《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一書,最初出版於2009年2月,作者解讀的切入點是以2003年暴發的SARS疫情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為個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在相似的語境下,該書重新出版,是有意義的。

  葉舒憲是上海交通大學首批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在比較文學、文學人類學研究等方面處於國內領先地位。《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一書,是葉舒憲運用比較文學和文學人類學方法進行社會批評的力作。

  在書中,葉舒憲簡要回顧了伊拉克戰爭和SARS疫情的經過,指出這兩次危機的根本原因,都在於現代性的風險,我們現在正處於「風險社會」之中。

  作者引用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的看法稱:「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和文化診斷,風險社會這個概念指現代性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佔主導地位,這就提出了發展的自我限制問題以及從潛在的威脅出發對已獲得的標準進行重新制定的任務。」作者還引用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的詞源學研究,指出「風險」這個概念的誕生是隨著人們意識到這一點而產生的,即未能預期的後果可能恰恰是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決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現出來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圖。

  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之上,作者用兩個比喻幫助讀者對現代性利弊得失的理解。一個是現代性如同列車的提速。從技術進步方面看,當然是好事,但同時也潛伏下了更大的風險。另一個是現代性如同賭博,要冒血本無歸的巨大風險。物質繁榮、科技進步讓當今的人們忘記了置身在一個賭局之中。

  作者認為,「人為性」是現代風險區別於傳統危險的標誌特徵,大多數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突發性事件都是人為造成的。在前工業社會裡,人類多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延續,人類從自然資源中獲取食物、莊稼的豐收或歉收、畜牧繁殖的多寡及自然災害的衝擊等,都取決於自然界的波動與變化。由於科學與技術的聯盟所構築起來的現代工業,卻以過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像的方式改變著自然界,人類開始生活在「人化環境」之中,工業主義給現代社會造成的負面依賴效應,形成了惡性循環的怪圈,這是科學的悖論。

  怎樣解決這個科學的悖論呢?在《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一書中,作者給「現代病」開出的藥方就是「文化尋根」。

  全書主題包括黑色風暴(非洲文化傳統)、凱爾特復興、女神復興(女性主義思想洗禮)、東方轉向、原始轉向、生態轉向六個方面的論述,結合了《作為哲學家的原始人》《原始人的挑戰》《尋找原始人》等人類學經典著作,以及諸如歷史經典《黑色雅典娜》、文學作品《哈利·波特》、中國地方藝術等多方面的文化討論,構成了這部作品論點的支撐,展現了作者深厚的比較分析的學術能力。

  作為神話學資深學者,這部作品體現了作者的神話思維。在作者看來,古老的薩滿教式的世界觀不在主體的人和客體的自然萬物之間做出截然的劃分,而是把人看成與萬物「通靈」之一體,它包含的環境保護意蘊與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相對照,顯然更加符合自然生態的生存原理。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賈雷德·戴蒙德所呼籲的,應當建立一種全新的人類學,尋找原始與文明之間對話交流的新的可能。

  這部作品提供了關於「進步主義」的反思。身處2020年的我們,對此感受鮮明。在風險面前,我們才意識到所謂的「進步」有多麼脆弱。眼下的「未來之危機」是不可見的,它只是一條通往現實的可能道路。

  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問題。作品對於「現代性」的認識是有所窄化的,局限在物質層面,把現代性比作「賭博」,是相當偏頗的。現代性的過程,用韋伯的說法就是祛魅的過程,也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現代性在政治、經濟、文化、觀念乃至整個社會層面表現出它不同於中世紀的獨特的現代特徵。它的意義是多層面的,是一個歷史的內部矛盾重重的複雜系統,不能通過簡單拋棄和尋根回歸就能輕易解決。出於現實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與當代社會相對立的成分都有可能獲得新生和再發現,變成某種取之不盡的價值資源。但是,原始性是否就是療治現代性病患的靈丹妙藥呢?

  瘟疫並不是現代社會的獨有現象。在近代醫學和公共衛生制度出現和確立之前,人類與微寄生之間形成的穩定關係基本上是依靠微生物自然調適機制完成的。傳統醫學大致說來是經驗主義的,難以解決大面積的流行疾病,人口的死亡數量遠遠超過當代。科學的進步,技術的發展,才讓人類擁有了有力的武器,但同時,人類應當注意,科技會刺激新的變異,微生物與病毒的演化能力超乎我們的想像。我們依靠大數據等科技手段預測風險,但是,風險時刻在展現它的特徵,極端小概率事件往往超過當前的科技承受能力,匆匆應對,代價慘重。

  作為在自然和文化模式中不斷演進的人類,作為政治和社會生物,技術到底意味著什麼?批判社會學把技術與文化聯接起來,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畢竟文化正是社會默認的一套實踐和價值觀。技術的問題並不僅僅關乎技術,它還需要重新定義權利和責任,還需要對權力和控制加以界定。技術應為人類謀福利,而不是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技術的可行性,依賴於公正的實踐和對權力的有力限制,說到底,這才是現代性危機產生的文化之根。(林頤)

(責編: 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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