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久前，吳建民大使與《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兩人對「中國外交」的爭論引發熱議。當今世界大勢對中國而言，是「和平與發展」的局面，還是依然需要警惕「美帝忘我之心不死」。共識網讀者張志恆先生，從人類社會文化的角度試圖解釋這樣的爭論，在他看來「叢林法則」和「文化秩序」的兩股力量的博弈成就了人類社會。而現代社會中「叢林法則」的力量日漸式微，人為的「有序」狀態則引領人類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中國百年來的動蕩的原因多在於迷信「叢林法則」。
如果談論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最大的政治運動是哪一個，我認為不是文革，而應該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這場運動後，原來應該由「文化人」也只能是「文化人」佔領的「教育陣地」被丟失了，這是幾千年不曾有的社會「畸變」，而後發生的慘烈社會饑荒和極其荒謬的「文革」，都是這一「畸變」的直接後果，就是在今日也依然沒有走出這一「畸變」的陰影。在這「畸變」的教育環境中培養的第一代學子正是所謂的「老三屆」人，這代人從他們的老師的「背影」中還依稀看到「畸變」前的真「文化人」，從這代人之後，學子們只能去其它途徑尋求「真師」，在學校不可能完整得到文化的「真傳」，在人文學科上沒有「學校」了。「老三屆」人在文革中不乏醜陋的表演，但後人沒有資格去嘲笑，如果今天有了當年的環境，今人的表演只可能更加醜陋。
徐友漁先生和我是同齡人，有些類似的經歷，七七年他考入省師範學數學，我考入省師範學物理。我買過他寫的《自由的言說》。幾年前在圖書館借到他寫的一本書，其中一篇文章談到：「但當我在70年代初期讀到赫胥黎此書的新譯本《進化論與倫理學》時，卻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因為我看到赫胥黎在此書闡述了一種與歷來印象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當時我也買了這本書，看過之後感覺很平淡，和激動人心的話語沒太大關係，也沒有引起太多注意，顯然是思維太遲鈍了。嚴復是我比較贊同的思想啟蒙者，對他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沒有產生太多的懷疑。徐先生在書中寫到：「嚴復譯的《天演論》就是這種洞穴假相的典型例子。嚴復對原著作了與原意背道而馳的誤讀，中國學界一直沒有人指出和糾正，反而追隨嚴復的誤解，造成聲勢，形成定論。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美國著名漢學家班傑明.史華茲才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加以澄清。」(碰巧我也買了這本書)我很同意徐有漁先生的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知識界廣泛接受的一種觀點，也是相當多讀書人(包括「精英」們和普通人)觀點和看法的基礎，如今「強國夢」、「民族復興」幾乎是天天說的話題，嚴復先生的觀點今天依然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大問題」。我願意作為被徐友漁喚醒的同齡人，對這流傳極廣的八個字認真重新思考。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變化的，也可以說是在「進化」的，但這變化有沒有規律呢?這規律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物」，則物理學回答了這個問題;達爾文的「進化論」回答了生物界的規律。而對人類社會來說，由於也可以勉強認為是生物界的一部分，達爾文的學說也就部分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但人類社會完整的發展規律是什麼呢?和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不同在哪裡呢?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回答了這個問題。人類是從動物界進化來的，人類社會毫無疑問脫胎於自然界，我們所說的「人性」既有從動物那裡繼承來的「獸性」，也有進化來的「純人性」，將人比喻為「半個野獸半個天使」是形象的。人類社會存在兩種生存狀態：一個是達爾文總結出來的生存鬥爭學說，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這也是一種完全的自然狀態;另一個是人類努力擺脫「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狀態，並不是只是強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弱肉強食」的現象雖然沒有完全改變，但得到遏制。是什麼力量遏制了這「叢林法則」而建立了人類社會呢?赫胥黎把這種「力量」概括為「倫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我們認真體會他所指的「倫理」都是屬於「文化」的範疇。也就是控制人類社會的有兩種「力量」，一是人類從生物界那裡繼承的「生存鬥爭」的「天性」，是天然的;另一個是人類所特有的「文化」力量，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兩種「力量」對人類社會進行控制。人類社會實際出現和存在的種種現象印證了這個理論：強制、暴力等現象是「生存鬥爭」力量導致;而遵守「道德」、「法律」、「契約」等現象是以「文化」作為基礎。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貨幣」的出現，它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票證化」，有了避免「暴力」的基礎。而所謂人類社會的「進化」就是指自然狀態越來越式微，而人為的「有序」狀態越來越成為主要的生存狀態，這也是人們所說的人類社會是從「野蠻」向「文明」發展的歷史。
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序言中所說：「如果沒有從被宇宙過程操縱的我們祖先那裡遺傳下來的天性，我們將束手無策;一個否定這種天性的社會，必然要從外部遭到毀滅。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他的這段話就清楚說明，一個人的「集合」(指所有人和「人群」，包括家庭、「單位」、民族、國家……)沒有生存鬥爭的能力在這個世界上必然會被「消滅」;如果「生存鬥爭」能力太強，壓制了區別於動物的「人性」，情況會更糟，將自我毀滅。我們來看中國歷史上一個個王朝的興起和滅亡不正是遵循了這個規律嗎?秦滅六國是「生存鬥爭」的結果;而秦滅亡正是赫胥黎所說「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 成吉思汗使蒙古民族興起，橫行歐亞大陸，最終四分五裂，到成為一個極普通的民族，也是這個規律的例證。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存在」、「崛起」、「興盛」、「瀕於滅亡」、「消亡」不都是按照這個規律嗎?撇開民族、國家、王朝這些政治問題，就是一個「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單位」在社會上生存，也同樣遵循這個規律，不能沒有「生存鬥爭」(包括「競爭」)能力;也不能過度使用這個「能力」，從內部毀滅。這個觀點所強調的就是人類社會不同於自然界，「生存鬥爭」強的並不一定是人類社會中最「適應者」。「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等於「弱肉強食」、「勝者為王」。
毛主席可以說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可能出現的一個「偉大」人物，也就是他的「生存鬥爭」能力是非凡的，他本人可以從農村出來的青年學生走到權力的巔峰，接受億萬人的朝拜歡呼;由他領導的政黨也在不到三十年裡從「造反」起家到執掌全國政權的唯一政黨，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這種超強的「天性」成就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政黨的「偉大」，也使得他成為極具爭議的人物，中國社會無論經濟還是文化都到了徹底「破產」的邊緣，而對文革的否定才有了改革的成就。
我們探求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一是為了滿足求知的欲望;二是為了使我們的行為適應社會的要求，做到「適者生存」。但人能順利得到「真知」並不是容易的。「生存鬥爭」的能力無疑是自然界賦予每一個生物體的，只要「存在」就具有，沒有必要擔心缺少「生存鬥爭」的意識。如果從認知的邏輯上去看，「物競天擇」不過是數學上的「公理」，不證自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勝者為王」、「勝王敗寇」也都是這個意思，也是毛主席說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嚴復把赫胥黎的理論濃縮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種觀點廣為流傳，並不是西方的什麼先進思想在傳播，而是將崇尚「強勢」的傳統思維穿上「現代化」、「世界化」的漂亮外衣。我們沒有必要去考證嚴復是「誤讀」還是有意這樣來介紹赫胥黎的著作，而是要檢討「崇拜強勢」的思維為什麼會如此頑固的存在?這種思維帶給我們的是「安全」、「有序」還是「恐懼」和「混亂」呢?百年來，迷信這種思維的實際後果是什麼呢?我們今天是否應當放棄這種思維定勢呢?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三方面相比歐洲傳統文化要薄弱很多，這就是對市場經濟的認可程度;宗教的成熟程度和對宗教崇拜的虔誠程度;對科學方法的認可和掌握程度。「市場」可以講是人類最早「發明」抑制野蠻強勢的工具，是非暴力分配「資源」。雖然遠不能完全抑制「強勢」，但是它和宗教是人脫離動物界組成人類社會的原始基礎，有了它們，才有了抑制人類野蠻「天性」的力量。歐洲早期相當多的思想家和科學家都得到宗教的庇護，早期的學校也是宗教學校。科學的發展大大加強了抑制「天性」的能力，但也同時使得「天性」的擴張更具有危險性，使毀滅人類社會成為可能。中國歷史這幾方面比較薄弱，造成人們看不到抑制「野蠻天性」的文化力量，造成對「強勢」的迷信遠勝於歐美民族。
「暴力」就是「制服」對手，遠古時期由於所需資源的匱乏在局部會造成你死我活的自然狀態，「暴力」可能是每個生存下來的必備的「生存鬥爭」能力，也是赫胥黎所說的從祖先那裡繼承的「天性」。人類社會的形成也是「人群」(村莊、城市、國家、民族、部落、「集團」等等)的出現，此時個體在「集體」面前不可能是強者，這時的「生存鬥爭」的「天性」是指「群體」表現出的能力。任何一個「群體」的毀滅原因就有了兩種可能，一是毀於「外部」，另一種是毀於「內部」。赫胥黎所強調的就是：一個適應人類社會的「人群」必須是有「生存鬥爭」的能力，同時又知道抑制這種「天性」，而且後者更重要。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戰爭的次數遠多於世界其它地區，慘烈程度也是最甚的，無數個各種各樣的「群體」不停地「興起」和「毀滅」，其中「王朝」的出現到滅亡是最引人注意的歷史循環現象，但多數是毀於「內戰」，這正是赫胥黎指出的「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
中西在十九世紀的衝突中，中國都是戰爭的失敗者，激起了尋找強國之路的熱潮。嚴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上世紀初風靡全國知識界，但並沒有起到介紹西方先進文化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思想混亂。最終導致革命四起，戰亂難平。出現複雜的歷史現象有多種因素，但控制社會輿論的「讀書人」有何種共識應該說是很重要的，他們向上可以影響執政者採取何種策略;向下可以影響普通百姓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影響年輕人中的「精英」們所奮鬥的方向。嚴復的這個看法正是在這重要問題上出現偏差，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而作為一個希望崛起的「強國」來說，必須認識清楚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強」，是需要防止「外敵」呢?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防止「內潰」呢?這是馬虎不得的。
一百多年以來，我們檢討對外戰爭失利多喜好按「物競天擇」規律來認識，歸於自己「生存鬥爭」能力差，是「武力」弱，中國處於被瓜分滅亡的邊緣，並將此認為是一種恥辱，類似這些認知至今仍然是普遍被接受的觀點。一百多年過去了，如果我們能認真反思，就會發現問題所在。近代史上的中外戰爭從局部來講，中國並不是處於劣勢，西人有所謂洋搶、洋炮，但要遠涉重洋，兵力遠少於在當地作戰的清王朝，是犯了兵家之「大忌」。「洋人」的勝利怎麼能說是「弱肉強食」的案例呢?倒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例子。如果全面接受赫胥黎的觀點，就會看到中國真正所缺少的是對「野蠻天性」的抑制，缺少對競爭「規則」和「契約」的遵守，缺少對傳統文化種種弊端的認識，缺少對宗教和科學的傳入所帶來人文知識認真思考和學習。從強大自己的武裝力量來講，也首先要做好這些基礎工作。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主要問題是內部危機四伏，找不到經濟持續發展的途徑，內部相互「爭鬥」太嚴重，而不能找到很好抑制「弱肉強食」這種「天性」的「手段」。「國弱」的原因應該是由於沒有足夠多的一批「讀書人」認真研究學問，任憑被誤讀或不完整的理論流傳，社會的「文化力量」不能抑制野蠻的「天性」，使社會瀰漫在暴戾環境之中，不僅百姓要吞噬惡果，「強國」也只能是夢想。從十九世紀中葉起的一百多年裡，中國戰亂(包括「運動」)不斷，種種「慘劇」頻繁上演，說明了這個問題。
在「敵人」拿著殺人的屠刀面前，在即將亡國面前，去談什麼「自我反省」，去談文化力量，不是一個「傻瓜」嗎?不是「虛弱」的表白嗎?這裡又凸顯了對一百多年來世界人類社會文明狀況認知的欠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修辭上看，是有力量的，但我們從邏輯上看，必須弄清楚是「誰」在「競爭」，是「誰」生存下來，或滅亡。人類社會發展到十九世紀中葉，在當時世界相對文明的地區，國家或是民族之間進行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鬥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多是對社會控制權的爭奪，國家、民族之間的爭鬥是殖民和被殖民的現象。「殖民」對於普通民眾來講並不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的清王朝最早和西方發生武裝衝突時，殖民方式也已經開始衰敗，發生的戰爭起因遠不是所謂的「生存鬥爭」，而是圍繞貿易的戰爭。戰後籤訂的條約主要是圍繞貿易的條款，把當時的形勢比喻為虎狼吞噬弱肉，是世界列強瓜分中國，「條約」都是不平等的，「條約」都是無意義的。現在我們在一百多年後回頭看，這些看法明顯是不符合實際情況。清末民初是中國最「弱」的時期，發生中國被瓜分的現象了嗎?英國強行租借香港，是清王朝的領地減少了，但作為「地區」和這片土地上面的民眾並沒有被「塗炭」，清王朝對這點領土的喪失也並不在意。作為一個民族是否遭到「亡」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看是否淪為「二等」以下的民族，本族人員遭受大量傷亡;二看民眾的財產尤其是土地是否被肆意掠奪。中國歷史上漢民族有兩段時期比較符合被「滅亡」，一是宋末被蒙古人，二是明末亡於滿清。歷史發展到近現代，滅一個民族的現象在歐亞大陸比較少見。(但希特勒的反猶行為是個例子，同時以色列國的興起，反映了猶太民族「生存鬥爭」能力是很強的)。從統計上看，世界戰爭無數，興起和毀滅的大多是各種「政權」，任何一個大國，一個眾多人口民族，不可能存在「亡國」和「消亡」的可能。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建立滿洲國，消亡的是「地方(張氏)政權」，減少了中央政府管轄領地，而當時中央對東北管轄是很弱的，當時大多數漢族東北人依舊過自己的日子，較準確敘述是事變之後一個民族處在不同政權之下，受傷害最大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需要做的是維護國民政府的統一，何談民族之「亡」?
「物競天擇」言簡意賅，但必須要進行認真和理性的邏輯分析，認清主體是「誰」，競爭的方式方法是什麼。如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不存在你死我活，存在的主要是商業和文明的競爭。如果認為競爭是絕對的，妥協是暫時的，抱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固守自己應該是世界的中心，自己民族要優於他族，認為為了勝利可以不顧其它，這些認知都會導致對「暴力」的偏好，而「暴力」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對「暴力」的遏制，任何「暴力」沒有被讚揚的理由。從今天世界的格局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國與國的和平共處是世界發展的潮流。就是弱小而基本沒有武裝力量的國家和民族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安然存在;同時誰也不可能憑藉武力就可以在世界上耀武揚威，為所欲為。「救亡」曾經是激動人心的口號，就是今天也沒有失去魅力，但如果不能糾正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觀點，只能帶來新的麻煩。
「物競天擇」中的「物」也應當包括「人」，一個正常人都具有體力和思維能力，這也是「生存鬥爭」的資本，這從「祖先」哪裡繼承的「天性」是否也存在抑制的問題呢?這讓我聯想到三件事：一是看電視，幾個學者和家長談什麼是孩子的「快樂」，其中一個家長講通過嚴格的訓練，讓孩子失去「小快樂」，練就一身好球技，當看到守門員驚慌失措，你可以盡情玩「帽子戲法」時，孩子和家長都得到最大「快樂」。二是著名電影導演馮小剛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提到「很多人從文革中得到了快感」。三是文革領袖著名的一句話「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都說明一個問題，人的「競爭」可能僅僅是為了一種「快感」，一種精神需求，而不是為了「生存」來爭奪「物質資源」。這種精神上的需求導致了人們對知識的追求，促使了文化的發展，有力地遏制了人類野蠻的天性。同時又大大擴展了「生存鬥爭」的範圍，從物質爭奪發展到精神上的「炫耀」。對普通民眾而言，大家都是平等的，通過文化上的競爭，得到一種愉悅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不顧自身條件，一味強求精神上虛幻的勝利，很可能對自己身體或對他人造成實質上的傷害。每年由於參加高考的失敗而造成的個人與家庭的悲劇也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對於個人而言這種「天性」也必須得到抑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追求精神上愉悅的天性不像對物質需求的爭奪很容易滿足，很可能導致沒有邊界的「擴展」，演變為對他人的「羞辱」，靠他人的痛苦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古語「不患寡而患不均」就反映了人的這種天性，我可以沒有，但不能你有。上世紀政治運動所以能掀起一次次高潮，正是普通民眾這種「天性」被利用，對他人受到的迫害無動於衷，出現遍及全社會「人整人」的現象。人的這種在「精神」領域競爭的「天性」更是值得關注，它是撕裂社會，造成民眾之間尖銳對立的「利器」，要希望社會長治久安，控制這種「天性」的惡性發展和被利用是極重要的。
我們再重溫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序言中所說：「如果沒有從被宇宙過程操縱的我們祖先那裡遺傳下來的天性，我們將束手無策;一個否定這種天性的社會，必然要從外部遭到毀滅。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我們應當用這段話來解釋嚴復總結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定要明白我們是「爭」什麼，是「誰」生存。「抑制天性」簡單講就是容忍、謙讓和示弱，是謙卑的態度和理性的思考。細細想想，這些不就是我們百年來最缺少的嗎?
（來源：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