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部雜誌》治水院士李佩成

《新西部雜誌》　2016年6月1日

　　李佩成，中國工程院院士，1935年出生於陝西乾縣，1956年畢業於西北農學院水利系，後到蘇聯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留學，曾任西北農業大學副校長，現在是長安大學水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他從小生長在乾旱缺水的黃土旱塬，第一次走進西農便與水結緣。此後幾十年，他讀水，找水，治水，辯水，可以說為水奮鬥一生。  

　　他的心中，裝著很多關於水的問題，這些問題像一條河流奔騰不息，帶著他一路走到今天，成為聞名西北的水資源與環境保護科學家。他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部鮮活的水的進化史。  

李佩成院士  

　　採訪從下午三點推遲到四點。  

　　秘書說，李院士到辦公室要先處理一些事務，下午四點可以接受採訪。  

　　和半年前第一次採訪相比，這次見面，李佩成院士的精神顯然差了一些，走路也遲緩了。他告訴記者，自己剛剛出院，「前陣子害病了，得了個啥病毒感冒」。  

　　但李院士的思維仍舊活躍，談吐不凡。他至今仍在帶博士生，和年輕的學生在一起談笑風生，像親切的長輩。他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這讓他保持著年輕的心態和思想的活躍度。  

　　李院士和水打了一輩子交道，個性中顯然有一些水的特質：平衡、務實、謙和、低調而又不乏激情。他一生為水奮鬥，而這一切都是從9歲第一次踏進西農、與水結緣開始的。  

　　與水結緣——9歲的刺激——一生的志向  

　　李佩成是陝西乾縣人，他的家鄉地處黃土高原乾旱半乾旱地帶，是一個世代缺水的地方。  

　　「有人把乾縣讀作『幹縣』，幹就是沒有水呀。」兒時的李佩成對乾旱的體會太深刻了，「喝水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回來。有小河，也有水井，但不是所有水都能喝。有的水又苦又鹹，只能洗臉餵牛。」  

　　整個黃土旱塬吃水都困難，更不要說澆地了。在李佩成的記憶中，洗臉從小就是個問題，一家人半盆水，洗成黑的了，還不能倒掉，要給牛拌草。到了學校，洗臉水也是分水員給分的，一個宿舍六七個人，三個人一盆水，分水員拿個馬勺，看你順眼全倒給你，看你不順眼，就少給點。上高中時，學校裡有七眼井，七八百學生仍不夠用。有時候到河邊洗澡，要走一段路，還要翻一個大深溝，洗完回到學校又是一身泥。  

　　「乾旱缺水是一種生存現狀，但同時也是一種自然現象。你就生在這個地方長在這個地方，無能為力。」李佩成回憶道。  

　　1943年夏天，9歲的李佩成跟大表兄到楊陵「逛世事」，倆人騎一輛破自行車，走走停停，清晨從乾縣出發，傍晚才到。大表兄在西農當工友，就把李佩成帶到這所西北地區惟一的農業高等學府——西北農學院。  

　　那是對一切都充滿好奇的年齡，也是小小年紀受到的第一次人生教育。李佩成在校園裡第一次看到高樓大廈，看到奇花異草。而最讓他驚奇的，是自來水龍頭噴水的美妙景象。這個旱塬長大的男孩心中受到強烈的震撼：「原來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沒有水！」  

　　「這水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大人們提到了李儀祉，說這都是水利大師李儀祉先生的功勞。在去試驗農場的路上，他還看到譁譁流水的渭惠渠，看到渭河。「原來世上還有另一重境界，生機盎然的。」  

　　李儀祉是西農水利系的創始人，校園裡流傳著關於他的鮮活事跡，這加深了李佩成心中的刺激：原來這水是人力能得到的，人可以設計它、勘探它！  

　　此前李佩成心中仰慕的英雄人物是諸葛孔明、嶽飛，這次小小的旅行之後，一個新的偶像在他心中樹立起來：「咱長大能不能當個像李儀祉一樣造福百姓的水利大師？把滔滔河水引到家鄉，改變赤野千裡的黃土旱塬？」  

　　人生第一次難忘的西農之旅，竟促成了李佩成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  

　　讀水——初心師承——專業以外的成長  

　　「水是從哪兒來的？」從9歲提出第一個關於水的問題之後，李佩成一生都在提問。這些問題帶著他一路前行，不斷走向未知的領域。  

　　回首青年時代的求學之路，李佩成告訴記者，對水的激情源自引領他入門的西農恩師，以及很多水利學界的前輩。他們身上那種豪邁之精神激勵著他幾十年孜孜不倦，未敢懈怠。  

　　1952年，李佩成如願以償考上西北農學院水利系。少年立志，所以走進西農水利系的那一刻起，他就找到了一生的學業歸宿。  

　　水利系教授沙玉清是當時著名的水利專家，也是李儀祉的學生。他時常對李佩成說，「學水利是很豪邁的事兒」，「要為水奮鬥終身」。  

　　沙玉清是南方人，卻有北方人的個性。到北方大草原大沙漠裡找水，每找到一口泉眼，便高興得不得了，草地上一躺，那種自然與人融為一體的感受讓李佩成神往不已。在後來的歲月中，李佩成無數次奔走在西部，才體會到老師當時那種豪邁之情。  

　　在這種理想主義激情的耳濡目染下，李佩成在大學樹立了奮鬥的目標。「我是1956年3月17號在校宣誓入黨的，我的奮鬥目標就包含著為水奮鬥，為消除乾旱奮鬥。」  

　　1956年，李佩成以全優成績從西農畢業，留校任教。一年後，隨院系調整進入西安交通大學。在西安交大，他受水利專家田鴻賓教授薰陶，開始學習地下水。  

　　田鴻賓在西北考察時，發現西北地區缺乏地面水，但是地下水和冰川雪水資源非常豐富，而國內研究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於是，他積極籌辦地下水及冰川雪水利用專業。「後來這個專業真的誕生了！」李佩成回憶說。  

　　專業成立後，李佩成被抽調作為新專業的教師培養。1958年，他通過了留蘇研究生的選拔考試，但到1959年，中蘇關係惡化，出國時間一拖再拖。直到1963年，兩國重新籤訂互派留學生的「協議」，中央立即優選出一批留學生赴蘇。這年9月，李佩成和13位同學登上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 

　　這是一次不尋常的留學經歷。李佩成在蘇聯不僅學到理論上的先進知識和技術，還獲得了專業以外的迅速成長。  

　　導師克裡門託夫培養研究生的方法讓他深受啟發。克裡門託夫在中國當過專家，搞過建設，培養過一批人，對中國非常熱愛。他跟李佩成說：「你不要學習我的長處，我的長處已經讓中國人學走了，你要學我的短處，學你們國家最需要的東西。你不必擔心指導問題，我有好多專業的朋友，可以請他們幫助指導你。」李佩成聽了十分感動。  

　　就這樣，負責教授李佩成的導師一共有四位，除了主攻地下水動力學課題外，他還適應祖國西北的需要，研究農田水利和防旱抗旱方面的問題。  

　　後來李佩成自己帶學生時，也為學生聘請第二導師，培養出不少跨學科人才。他的學生裡邊有學法律的、有學藝術的、有學管理的。西北政法大學政法研究所所長李永寧就是李佩成的學生，關於生態補償、抗旱等方面的法律問題，他提的最早最全面。很多學生後來都成了新興學科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儘管在蘇聯留學期間，與基層群眾相處融洽，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生活還是面臨很多困難。「人家把你當特務間諜看，更要求你的行為端正，工作要做但是要講究方法，經過很多鍛鍊。」每天，他都要回答蘇聯人提出的疑問，解釋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不在中方，還要應對不懷好意的挑釁和人身安全遭受的威脅……李佩成說，「在那種環境當中，學究式的書呆子待不下去。」

1964年1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後排由右向左第三人為李佩成）

　　1964年11月，周恩來總理訪蘇時接見了留學生。那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周總理的「立場堅定、業務精通、體格健全、作風正派」的教誨，至今仍是李佩成的座右銘。「總理到大廳接見我們，大家以為見面合影就結束了，結果總理說不行，我得給你們前線的學生（當時叫反修戰士），匯報匯報我這次訪蘇的情況。他這一說，給他端凳子都沒人去了，沒有人願意離開。所以總理站在那個地方給我們講了兩個鐘頭。」  

　　當時留學生思想也不統一，有的學生想激烈鬥爭光榮回國。周總理說，我們需要的不是你們吵呀鬧呀，我們需要你們做蘇聯人民的友好工作，了解蘇聯人民的心態，以及對我們中國人的期望，把我們中國人的善意友好傳達給蘇聯人民。我們需要你們把這個崗位佔住，而不是造成驅趕你們的理由。你們要堅守陣地，時間越長越好。總理的話語重心長，真真切切，李佩成牢記在心，這也是他在蘇聯待時間長的原因之一。  

　　「想要在蘇聯留下，學習各方面都得好，他沒法開除你。你學得很好，周圍群眾也很尊重你，有人對你來施加不恰當手段的話，群眾會有輿論保護你。」李佩成在蘇聯如饑似渴地學習，把當時水文地質方面最先進的四本著作都買下來，劃滿了圈圈點點，珍藏至今。當時國內還找不到這些專業資料。  

　　形勢的變化比最初預料的更為嚴酷。不到半年，住在莫斯科大學生城的中國留學生畢業的畢業，回國的回國。有一段時間，只剩下李佩成一個中國學生。他以更為刻苦的學習、滿腔赤誠待人贏得導師克裡門託夫教授、普魯特尼科夫教授等專家的關愛，受到了蘇方師生和各國同學的普遍讚譽；他的對外友好工作還受到大使館表揚。他在蘇聯提前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系統地提出了滲流計算的「割離井法理論」，推演出相應的計算公式，用成千上萬個求得的數據，編繪出輔助解算圖表……這些成果，1990年被科學出版社作為專著出版。  

　　找水——為水奮鬥——在遊泳中學習遊泳  

　　特殊時期的留學生活，使李佩成在業務上、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得到磨鍊。這段經歷塑造出一個年輕科學家靜觀、不盲從的學術個性，讓他度過了回國後的「文革」浩劫。那十年，他不僅沒有埋沒才華，反而在乾旱焦渴的西北大地開拓出一個轟轟烈烈的戰場。  

　　李佩成告訴記者，當時蘇聯留學生回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北京鬧『文革』，在中國留學的俄羅斯學生又是參與又是照相的，咱把俄羅斯學生趕回去了，人家就『執行對等原則』，把中國留學生也請回國了。」

　　面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戰鬥隊、鬥爭會，李佩成和剛回國的同學們甚為不解，便求教接見他們的陳毅副總理。陳副總理回答：「我也不明白，大家在遊泳中學習遊泳，各人憑良心去辦吧。」一貫正直敢言的陳毅元帥的含蓄講話，使李佩成意識到這場政治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他下定決心，絕不盲從，絕不因利忘義。  

　　李佩成拒絕了一切造反組織企圖利用「反修戰士」旗號拉自己當頭頭的誘惑，抽空看書學習，利用不得不參加「批鬥會」的時間思考抗旱找水，利用遊行的時間鍛鍊身體。他的行動被造反派懷疑是別有用心——「是個難對付的危險人物」，第一批被推出校門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而這正是李佩成所期盼的。此後十年，他的足跡踏遍了關中平原和渭北旱源的溝溝坎坎、丘陵溝壑。他走進農村井場、水庫和農田基建工地，在井架上爬上爬下，成了有名的打井專家。他在廢棄倉庫裡安營紮寨，舉辦找水、打井和修建地下水庫的訓練班。他還帶領他們教改小分隊常駐石橋鎮，完成了涇惠渠總乾渠改線的勘測和工程設計任務，並於當年開工修成。  

　　在家鄉乾縣，他和夥伴們一起研發了黃土輻射井，利用黃土的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特性打出了出水量比其他井型大十倍以上的「黃土輻射井」，打破了「黃土層不能形成有效含水層」的固有認識。 

　　輻射井打成了，抽出的水像小河一樣流向田間。一眼井澆地過百畝，旱塬人從來沒見過這麼大、這麼美的水。鄉城裡外，男女老少，參觀者絡繹不絕，人們沉浸在歡樂和驚嘆之中。  

　　離開家鄉井場轉戰武功縣的那天，鄉親們送他上車。汽車開動後，他把一個紙包從車上扔了下去，這是他們駐紮期間鄉親們拒收的全部糧票和夥食費。鄉親們接到包裹在後面追趕呼喊，那個畫面深深刻進了他的心裡。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黃土輻射井技術獲全國科學大會獎。李佩成在國內外奔波二十多年，終於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但是，農村形勢很快又變了，地分了，包產到戶了。李佩成開始琢磨，「如何能研製一種廉價的技術，花個千八百元便可打成澆地二三十畝的『輕型井』，以便適應新形勢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需要？」  

　　1985年，他和他的團隊吃住在農民家中，有時睡在田間的窩棚，酷暑寒冬，風吹雨打，經過一年多的現場研試，一種井徑小、出水量大、施工快、造價低廉的輕型井試驗成功了！  

　　李佩成認為，搞科研的人，理性和激情都需要。沒有激情，細胞激發不起來，有了激情，還要通過理性的思考去解決問題。「輕型井就是這樣發明的。」  

　　1989年，輕型井榮獲國家發明四等獎。  

　　治水——三水統觀統管——理論背後的學問  

　　在不斷深入基層找水、打井的實踐探索中，李佩成還漸漸形成了自己的治水理論——「三水統觀統管」理論。  

　　「治水不能只看一個水，地面水、地下水、天上水，三水是自然循環的，只盯住一個水就把它治壞了。所以要三水統觀統管，統一看待統一管理統一開發。」李佩成的治水思想，從上世紀60年代他的第一篇論文中就初見端倪，幾十年後發展成熟，慢慢才被學界認可。  

　　治學如治人。李佩成身上平衡務實的學術個性和他的理論如出一轍。他告訴記者，三水他都學過。從蘇聯學成歸國，他便把地下水的專業知識和此前所學地面水相結合。後來回到西農，他又補學氣象，「等於把天上水也學了」，這讓他對水理論有了一種更為全面的認知。加上青年時代的哲學教育的根基，實踐的積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治水理論。  

　　上世紀90年代，西安曾爆發大規模水荒。李佩成認為，水荒的根源就在於違背了水的循環規律，沒有做到「三水統觀通管，時空治水，綜合調節」。過量開採地下水，讓西安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地沉地裂，鐘樓下沉，雁塔傾斜。很多家屬區都不得不停水，消防車在定點小區發放水，老百姓拿著水桶排隊。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當時到西安視察，甚至發出了「搶救西安」的呼聲。  

　　李佩成心急如焚！「秦嶺是一座綠色水庫，每年從諸峪中流出的水總計有21到24億立方米，照理西安不應鬧水荒，現在竟然搞到這步田地！」1993年國慶，在西安地質學院任教的李佩成向省市領導提交了《群峪協井兩水並用關於完滿解決西安供水水荒問題的建議》。  

　　「走出供水短缺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對原有供水方式進行結構性改革，實現地面水、地下水兩水並用，三水統觀統管。具體辦法是：把過去的以開採地下水為惟一水源的供水系統，迅速而明確地改造成地面水與地下水聯合調用的供水系統—像水電、火電併網一樣，讓地面的長流水承擔需水量的基本負荷，而由地下水承擔峰荷，並成為抗旱的儲備水源；同時通過人工補給和強化山區植被的保護措施，涵養大氣降水，豐富地下水和地表水源。」  

　　李佩成在建議中說：「秦嶺諸峪不僅峪峪有水，水質良好，更重要的是有利的地形可以使這些峪水『長藤接瓜』通過自流引入西安市區，水量也有保證。」  

　　1995年8月7日，時任西安市市長馮煦初在李佩成的建議上批示：「思路很好，請張富春同志閱。」8月28日，主管水務的張富春副市長批示：「李教授的意見很好。『井渠結合，兩水並用』將是解決我市供水和環境問題的必由之路。請市公用局、市黑河辦並市自來水公司認真研究，制定具體措施。」自此，破解西安水荒進入實質階段，緩解水荒，當年見效。1996年李佩成被評選為西安市勞動模範。  

　　其實早在1963年，李佩成在發表的論文中就提出了「排灌結合、井渠結合、灌溉與農村供水相結合」的見解，孕育著「三水統觀統管」的理論雛形。上世紀70年代初，在「人工引滲，修建地下水庫」以及緊隨其後發表的《關於水源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的商榷》論文中，李佩成比較全面地論述了水資源問題發生的原因，計算了我國的水資源家底；指出了在當時被不少人認為是杞人憂天的出現水荒的可能性；提出了運用水循環規律「統觀統管三水、綜合調節、時空治水、科學治水」的治水方略。 

　　此後，李佩成多次發表論文強調水質保護的重要性。上世紀80年代初，在「認識規律，科學治水」的演講和論文中，他論述了水的社會經濟規律，指出水的社會屬性和水資源的歷史屬性，並明確強調在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屬於水資源的水體主要包括「人們有能力利用的大氣降水、河川徑流、湖泊庫塘水體以及經探明可供開採的地下水（包括土壤水）等所構成的淡水部分」，在他的治水方略中充實了「經濟治水」和「生態治水」，使治水理論的發展不斷趨於完善。  

　　1982年，李佩成吸納國外學者的一些觀點，提出在中國更應「建立節水型社會」，並為其下了定義，把對水的研究推向水與經濟、水與社會、水與生態的綜合研究。  

　　解決西安水荒的治水理論其實很簡單，但是治水背後的很多問題又引起了他的深思。「治水是大政治。如何把握好各方面利益的平衡是技術，也是一種學問。」  

　　他開始思索生態環境背後人的問題，最終提出三態平衡的重要觀點。  

　　辯水——三態平衡——水的哲學思考  

　　1988年9月到1989年3月，李佩成被選派赴前蘇聯考察訪問，開展合作研究。在哈薩克斯坦，他看到上億畝荒漠變成灌溉地，棉花堆積如山，水渠譁譁流水，也看到鹹海的萎縮。這次考察讓他意識到水文生態的重要性，敏感地提出「必須開展人類活動與水文生態相互影響研究」的見解。

1988年，李佩成與加裡寧工學院同行在一起。

　　回國後，李佩成鼓勵自己的博士生馮國章對此展開研究。2000年，馮國章的相關論文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重視，其本人也先後去美、英、法等國作學術報告，深得國際同行讚揚。遺憾的是，2002年，馮國章在去青海考察的歸途中遇車禍身亡。李佩成痛心不已，「就像把一個臂膀砍掉了一樣」。  

　　1997年，李佩成到陝北考察小煤礦造成的環境汙染問題，發現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人的心態和社會世態出了問題，於是提出「三態平衡」觀點，分析心態、世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這一理論剛發表時，好多人也覺得不以為然，特別是他提到的「世態」——好多人接受不了，覺得這是「等於給政府提意見呢」。  

　　但李佩成認為，「世態包括社會輿論、社會導向、法律政策。不是光輿論導向，社會公德，你提倡什麼反對什麼都是很重要的。」在他看來，「眾多人大規模較長期地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現象，一般都是某種社會力量也就是某種世態在驅動。因此，要使生態、心態得到平衡，就必須平衡世態。」 

　　按照李佩成的觀點，「人的心態與其世界觀有關；眾人的心態必然作用於世態，而世態又影響和決定著人的心態。例如社會認可甚至鼓勵個人隨意採礦大發橫財的心態便驅使一些人亂挖金子亂煉焦，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掠奪和破壞。」  

　　他認為，「在涉及生態環境問題決策之前一定要三思而行，要對人的行動可能引發的生態環境變化做出認真的客觀評價，同時設計出相應的對策，並在法律上加以維護。」  

　　在蘇聯留學時期，李佩成就開始關注乾旱半乾旱地區問題的研究。1980年前後，擔任西北農業大學科研處處長期間，李佩成在萬建中校長的支持下，發起籌建了我國第一個乾旱半乾旱研究中心。1985年，經農業部批准，李佩成擔任該中心首任主任。同年，為興辦第一個具有直接為農業服務特色的水資源專業和農業水土保持等專業，他又是多方奔走，最終水利部跨部撥付200萬元開辦經費，翻開了農業部、水利部合作辦學的新篇章。  

　　離開西農後，李佩成在西安地質學院又申辦成立了乾旱半乾旱地區水資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中德合作），後來又申請了國家「111」引智項目——乾旱半乾旱地區水文生態與水安全學科創新引智基地建設。這個項目現在還在執行。  

　　1999年，年逾六旬的李佩成主持了涉及全國六分之一國土面積的重大項目——「再造西北地區山川秀美科技行動計劃」，在西北不同地域設立了7個試驗示範基地，撰寫編審了200多萬字的研究報告和書稿。2003年1月，該項研究通過了科技部驗收，又申報了續研項目，他至今仍參與其中。項目組提出的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圍欄放牧等措施，以及「開發與治理相結合，以開發促治理，以治理保開發」等口號後來被廣泛使用。  

　　2002年，李佩成被授予全國先進科技工作者榮譽稱號。2003年，他被評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4年，長安大學為他成立了「水與發展研究院」。  

　　不知不覺，李佩成為「水」奮鬥了幾十年。如今，這位81歲的老人仍在為「水事業」奔忙，而且心裡裝的問題越來越多，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從一條河流到一個流域，從一個流域到一個領域，但所有的問題始終圍繞著「水」這個核心。  

　　「水來之不易。」李佩成感嘆道。在他位於長安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四樓水與發展研究院的辦公室裡，除了整面牆的書架頗引人注目，牆上掛的一幅凹凸感十足的《中國地形圖》更吸引人的目光。在這幅地形圖上，整個西北地區是焦渴的黃土顏色，十分醒目—這種焦渴是李佩成兒時十分熟悉的，這種焦渴引領他一直走到今天。  

李佩成在長安大學近照

　　李佩成在中亞考察的另一個收穫，是在塔什幹郊外散步的一次頓悟。1988年秋，他寫下了一篇短文《蜜蜂的哲學》「人是比蜜蜂大萬倍的高級動物，為什麼人的社會還不如蜜蜂的社會，食用有序，井井有條？」他說，「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在期盼可持續發展的今天，若能領悟蜜蜂的哲理，奮發圖強，增產節約，忍辱負重，憂勞興國，以艱苦的勞動為社會也為自己創造更多的財富，改革必成，國家必強，人民必富，諸多矛盾，自然而解！」當年，李佩成毫不隱晦地記錄了自己的情緒，幾十年後的今天，這些見解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除了水，李佩成覺得還有好多問題值得研究，比如農村問題，農民問題，糧食問題。70歲時，他還為自己制定了代號「113553」的十年規劃，即：頭腦再清醒十年，向國家提出10條重大建議（每年1條），再完成3個較大的科研項目，再編著5本書，再培養50名研究生，再發表30篇論文。

　　80歲時，李佩成仍花費數月時間搜集資料，跟美國戰略研究所所長萊斯特·R·布朗先生發起世界性辯論。  

　　布朗在其發表的《中國的水資源短缺將動搖世界的糧食安全》提出推論：中國缺水→缺水就會缺糧→缺糧就會向國外購買→向國外購買就會動搖世界的糧食安全。對於這種以雙重標準「把動搖世界糧食安全的罪責強加在中國頭上」的錯誤觀點，李佩成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布朗先生對中國未來需水量的計算，其差值達到2694億立方米，按布文的基數，誤差25%；在這種錯誤的基礎上得出的推論，當然是難以置信的。」  

　　2016年4月，記者走進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老校區（原西北農學院），校園裡老式教學樓依舊佇立，滿園春色，學子如雲。回想李佩成講述的西農往事，仿佛曆歷在目。不知年輕的西農學子心中，是否也珍藏著同樣一顆理想的種子？

　　原文連結：http://xxb.newwestchina.com/xxb/2016052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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